第三章第三节 新疆 我们面对北极熊时的软肋

早在1851年，俄国沙皇政府就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沙皇的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伊犁，而且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十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7万人左右“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五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

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在对外战略上基本继承了老沙皇实行地域扩张、建立缓冲地带的传统做法，继续加强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并在30年代中期，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新疆的盛世才，排除以往英、日等国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初战失利，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部撤出了新疆。但随欧洲战场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4年夏，苏联又开始重新染指新疆，在酝酿与中国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谈判时，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一方面为在谈判桌上取得预想的收获，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反对汉族政府的武装叛乱（又名三区革命）。

三区革命时期，苏方不仅掌握着三区的机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顾问，而且还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大量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搜集各种情报；三区民族军内部自1944年至1946年，排以上的军官均由苏方配备。

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放弃支持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在幕后导演了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和平谈判，促成了1946年6月和平条款的签字。此后，苏联虽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苏联在三区政府部门的官员、顾问以及军队的军官等，但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派进该地区的军政各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苏联不仅保持了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而且还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致1947年一批汉族革命者进入伊犁时，感觉就像到了外国，到了苏联一样，“苏联领事馆实际上决定着那里的一切”。

1949年初，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苏联为保证其在华利益，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建议新“盟友”中国共产党迅速占领新疆，并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斯大林在与新中国的对话中，依然保留了对新疆问题的发言权。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苏两国谈判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期间，苏联在最后阶段要求中国签订了一个《补充协定》，其意图是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排除第三国势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新疆和东北的渗透，从而在50年代，巩固和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

苏联通过发展苏新贸易和苏侨企业，也不断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经济影响。

在盛世才时期，苏联与新疆的贸易长足发展。据苏联海关的统计数字，1934年新疆对苏联出口货物为594.5万卢布，从苏联进口货物为473.0万卢布，到1941年分别增长到4370.0万卢布和4709.7万卢布，七年中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八倍。尽管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和盛世才实行反苏政策，苏联对新疆的经济影响曾一度跌落，但以后不久，随着三区革命爆发和苏联势力卷土重来，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再次加紧经济渗透。在鼓动并援助三区革命的同时，苏联开始着手在伊犁建立各种商贸公司和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垄断市场，进而掌握了三区的经济命脉。以至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竟一再建议中国政府将新疆省会确定为伊宁。其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而伊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到1949年，苏新贸易总额仍保持在7200万卢布，“当时新疆几乎所有的工业用品都是从苏联进口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伊、塔、阿地区苏侨协会开办的企业，资金即达270万元。苏侨协会的商贸组织相当庞大，在解放初期，仅伊犁的机构即有职员百余人，并在乌鲁木齐、兰州、上海等地设有商业代办处。这些企业占有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商业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垄断了伊宁市场。显然，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必定会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以因政策改变而消除，那么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是难以挥之即去的。苏联对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在伊犁地区，从三区革命时期起，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袭下来。1950年3月，赛福鼎参加中苏条约谈判回国途经阿拉木图时，曾要求苏方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中小学课本。苏联即把他们的学生课本直接翻印后交给中方，而通用的苏联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区少数民族的中小学生上学伊始，实际上接受的即是苏联的国民教育。这种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更换。

由于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极少，致使伊犁等地区的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联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刊杂志。塔城地区直至1959年，还有苏联的书报、杂志68种。此外，在50年代，苏联方面还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

如此10余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不知道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兹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

1962年4月22日一早，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就涌来大批拖儿带女的边民，要求去苏联，他们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高呼：“我们要到苏联去！”

几乎没有任何预兆，中国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20多个县的6万7千多边境居民，抛弃了生活多年埋有亲人的土地，抛弃了草原和城镇，坐汽车、拖拉机、牛拉的木轮车，拖儿带女，带着牛羊，穿越霍尔果斯山口、阿拉山口、巴克图、清河……3000多公里长的中苏边界，涌向苏联。仅仅几天后，伊犁草原，阿尔泰草原星罗棋布的毡房已寥寥无几，牛羊失牧，田地荒芜。

“伊塔事件”点燃了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冲突的导火索。“伊塔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当然，这一急剧恶化的最后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从苏联的圈圈中走出来，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是中国人民彻底驱逐、清除了各种帝国主义的各种形式的侵略，从此真正地站起来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中国为一方，以俄、哈、吉、塔四国为另一方成立了关于加强边防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的组织，这就是“上海五国”机制及其以后的“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从政治、经济、人文的方面表达和符合了我们对于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关切。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文化问题，却没有被提出来。而实际上，文化问题才是我国西部边疆安全问题的核心。北极熊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在过去的历史中对我国西部边疆产生极大的影响，除了它们的实力强大之外，它们与新疆穆斯林在文化上的趋同性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新疆地区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国，但是在其天然的民族性格上，却与中国内地民族相去甚远，反倒体现着浓重的中亚区域的文化色彩。而俄罗斯虽然在宗教上与新疆穆斯林不同，但是她属于斯拉夫人种，传统的中亚民族，所以相对中国内地民族来说，她与新疆穆斯林更近。这一隐患如果不能被克服，那么在日后可能的再次的中俄冲突中，它必将再次成为中国的软肋，被北极熊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