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自我暗示的力量

五自我暗示的力量

第二天早饭后，李奎吉去开会了。助理值班员张建军说：“今天早晨我与李奎吉到街上走走，去了一个街心花园，有些人在跳舞。李奎吉请一个皮肤娇嫩、身材挺好的小闺女跳，小闺女不。旁边她妈也不让，说我闺女才十三岁，只是长得象大人。”大家都嘻嘻地笑笑。张有习说：“李老师就是有这个嗜好。”

一会儿，李奎吉回来了，领着他们去运输学校。招待所里住的别的单位参加技术比武的都一块去。运输学校离招待所并不远，他们走了10分钟左右就到了。

温正跟随大家到了运输学校。当时正是课间，老师学生进进出出，一派熙熙攘攘充满生气朝气的学校场面；但一会儿，上课的铃声响过，整个校园霎时又鸦雀无声，一派庄重肃静深思求学的学校气氛。他们经过那个小花园，那个小亭还在——那是纪念旧时一次铁路工人运动的纪念亭。亭里面有纪念碑。不高的圆顶里面也刻着纪念文字。这样的纪念亭似乎与学校的场合不符，但它毕竟是不能抹杀的过去。这样的小亭，这样的小花园，实际上是学生们课余最爱待的地方——温正当年也是如此。

这些，都让温正心潮澎湃。那操场，他曾在那儿跑步、做操、上体育课；那宿舍楼，他曾象一个大鸟笼中几百上千只小鸟当中的一只一样在那儿坐卧起居；那教学楼，不管有用没用，他在那儿学了二十几门课；那食堂，他曾象一大群蚂蚁当中的一只一样在那儿打饭吃饭。那些花草树木，那些建筑，那些甬道，直至那种气氛，尤其这个小亭，这个小花园，都让他激动。但他强行压抑，不敢表现出来。离开这里时候的雄心壮志，又在他的脑海里回想。而如今，重回此地的自己只是个信号员。

虽然他与白潇并不是“一路人”，但出于年轻人“广交朋友”的模糊意识，而且有时候是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况且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形成“情敌”的关系，所以难免要有意无意地闲聊。闲聊时，他曾说过：“如果不出人头地，我就再不回运输学校。”他没有相应的意识，说话时不会考虑听话人的感受。至于怎么样才算“出人头地”，那是不言而喻的——自然是当“官”，当“大官”；具体到他们这种职业环境，那就是“站段长”一级的“大官”。如今他并没有出人头地，却也回到了运输学校，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食言而肥”。假如白潇拿他说过的那句话来刺激他——如果有机会，白潇肯定会这样做的——他该如何对答呢？他是不得已回来的——他参加路局的技术比武正是为了出人头地。但这也并不是食言的理由，在想象当中，他还是说不出口。

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原来的那个“学生会主席”，毕业以后人家让他干扳道员；他想不开，卧轨自杀了。人们推测他自杀的原因，大概是，在学校时是“学生会主席”，风光无限；毕业后却干了铁路最低层的扳道员，窝囊透顶——前后对比，情何以堪？只得以死来控诉！如今，已是温正毕业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一块毕业的几个中专生，除了他和白潇，其他人都去了机关了。如果再过几年，他还在底下的车间里，而其他同时毕业的同学校友都在机关，甚至当了主任站长一类，他该如何面对呢？人活脸树活皮，颜面何在！温正可不愿意落到这样窝囊的境地。

他深知自己，既不愿也不会用“邪”的手段，如果没有路局比武的“第一”，哪怕是“第二”、“第三”，他都是绝对不可能“出人头地”的。“第一”与“第二”的差别，也许在分数上只有一分半分的差别；但在影响上，却是“人才”与“庸才”的差别。虽然，即使他拿了路局技术比武的“第一”，也不能保证他肯定会“出人头地”，但却有了可能性；也就是说，只有拿了“第一”，才有可能出人头地，才有可能雪洗“窝囊”和“食言”的耻辱；也就是说，如果拿不了“第一”，他就得永远蒙受这两种耻辱。

最后，他将自己现在的想法简单地概括为：“第一雪耻，第二蒙羞！”他默默地念诵着这两个短句，一股心理力量，一股斗志，陡然而生。这种精神上的激励力量，犹如茶水或咖啡对人在生理上的兴奋刺激作用。这两个短句，也就成了他这两三天进行自我暗示的短句。

实做的考场在实验楼的行车演练室，每一个演练室都有一个控制台，都与车站那个大教室一样；不过这儿有模拟的小轨道小火车，又逼真一些。这样的演练室一间接一间地有5个，也就是说，可以同时考5个组；不过由于路局职教处的裁判人数有限，只能同时考两个组。温正是信号员，他坐到控制台前，排排进路，按按按纽，熟悉熟悉那些股道、信号、道岔等等。他又到那个理论考试的大阶梯教室看了看，坐了坐——这儿人们一般不来，认为没什么必要；而温正认为熟悉熟悉对理论考试时的心理状态也是有好处的。等他们回到招待所，也到了午饭时间。

下午李奎吉去抽签。实做考试的顺序也很重要。第一个与最后一个考的组都可能“吃亏”，也都可能“占便宜”，这主要与被试者和主试者的心理状态有关，所以顺序要由抽签决定。

他们都在复习。张有习走到温正的床前，看了看他放在床上的自己写的资料，然后问温正：“你怎么背这么偏的题？”温正说：“常见的题大家都会，比不出水平高低来。”张有习说：“这么说，常见的题你都记住了？”温正说：“差不多吧。”张有习又说：“偏题出现的概率毕竟低，要记住，需要出的力却比常见的题大很多，对于我来说，记偏题就是得不偿失。”温正也不好再说什么，他认为张有习是说得对，水平一般的人是在常见题上争高低；但数一数二的那些人肯定是主要在偏题上争高低的，常见题他们都会。

李奎吉回来说：“抽了签了，实做咱们是明天下午第一考场的第二组考，没有到了第一组也没有到了最后一组，算不好不坏吧。运气还可以，就看你们的努力了。”张建军问：“理论考试是栾老师出题不？”李奎吉说：“我打听了，不是；是天津一个学校的老师出题。谁判卷还不清楚。明天理论考试的时候，你们还是在卷面上滴两个点吧，这样保险一些。”他们三个各自准备、复习。

过了一会儿，李奎吉说温正：“你怎么既不看也不写，却躺到床上‘闭目养神’？”温正睁开眼睛坐起来说：“李老师，我不是在‘闭目养神’，我是在脑子里默默地想象实做考试的过程。”李奎吉诧异地说：“想象实做考试的过程？有用吗？”温正解释说：“除了背诵的部分，实做考试就象一个武术套路，要想很好地表演出来，不但需要实际的演练，而且还需要在脑子里进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连续、完整的想象。”李奎吉虽然有疑问，但也表示出尊重，微笑着说：“那你就继续‘想象’吧，我就不打扰了。”

晚饭后，张建军有意无意地与李奎吉套近乎。他说了一些奉承话后，李奎吉问他：“小张，你怎么来的铁路？”张建军说：“说起这来，还得感谢人家张站长。张站长和我爸他们七个是一批上的班，就张站长一个人混得好，当了站长，其他六个都是工人，而且家都在农村。那时候，国家已经有文件不让接班了。那年铁路招工，黑牛镇没有指标，路原市有。张站长就把我们几个的户口从黑牛镇迁到路原××县——”温正插话问道：“户口还能随便想迁到哪就迁到哪？”张建军说：“具体迁到哪，动用了哪些部门哪些关系，那可以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也不太清楚，都是人家张站长给张罗的。我爸他们几个，就是从黑牛镇农村往出迁了一下户口，别的什么也没干。迁到××县以后，用了路原的几个招工指标，再从××县将我们招到铁路，分到了黑牛镇车站，户口也落到了单身的集体户。”李奎吉说：“张站长对他的这六个老弟兄都算够意思。看来你们可得给黑牛镇车站好好干呢。”张建军说：“可不是。”

温正以前没有听张建军说过这件事，听着很吃惊：一个车站站长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李奎吉、张有习对这一点早就见惯不怪了。温正又想：这难道不是就业方面的不公平吗？一个国营企业需要招工，机会却只给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人，对于其它地方其他的人不就是不公平吗？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也不能保证招聘到素质最高的工人。如果要消除此类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必须建立相关的法律和法庭。应当招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合乎法律就是相对的公平。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只有所谓的“政策”，那就难免要有张站长这一类的人徇私舞弊；因为在此类“政策”规定之下，似乎不会有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所以不会有人想到要告状，而实际上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是绝大多数需要就业的人。温正的这些想法不敢说出来，他也顾不上再深入地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