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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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知道国际上流传的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情形的流言蜚语，也知道那些出现在伦敦《中国季刊杂志》上的种种臆测。

周总理很关心她的事，不论是周还是其妻邓颖超，都知道江青不想谈论围绕着她同毛的婚姻而引发的争论。

因而，对此她有些事情要说。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

而江青本人则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

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并已在苏联疗养。

尽管她从未见过贺，但她从毛的家庭成员那里，以及偶尔从毛本人那里（他很少提起贺子珍）所得到的情况，已足以对贺子珍有个“认识”。

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

这一点同她的家庭背景不无联系——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从小她就习惯了富绰的生活。

每当红军在长征路上攻下一个城镇时，她都会宣布自己不想走了。因为她习惯于居住在城市里。她小的时候被宠坏了，她从没有克服掉自己对体力劳动的蔑视心理。她拒绝替主席剪报及其它简单的她份内的工作。

这些性情上的问题同她不幸的命运又纠缠在一起，江青继续说，长征期间她几次负伤，这些经历毁掉了她身心的平衡。

1935年晚期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局势，无法照顾她的孩子们，也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

很自然地，主席觉得她的行为无法忍受。

当党中央到达中央苏区时，贺抛下主席，发誓永不在延安定居。

她自作主张去了西安。

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关心她同主席的关系，试图劝说她回延安，但她拒绝了。

没有人能说服和左右她。

她总是拿两个孩子出气，发狠地打他们。甚至在他们成年后他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大约是在1939年贺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

在那里她得到的治疗是很粗略的，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

出于对与世隔绝情形的绝望，她又开始打起了孩子。

最后她放弃了对孩子们进行抚养的努力。

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四十年代后期（此时斯大林对她已不再抱有幻想）她被送回了上海。

年迈的她原来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

她定期接受电疗。

“对贺的处境有什么解释吗？”

我问。

“那是对于严酷生活的忧郁反映……”

江青平静地说。

无疑，毛同贺这位忠诚的妻子、多子女的母亲、长征老战士关系的破裂，其间的故事要远比江青的陈述的总和还要多。

难道她从贺子珍的悲惨命运中悟出了些什么吗？

贺子珍的命运，江青的命运，以及其他毛所倾心过的女子，都不可避免地同革命、同他的个性及其个人权力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一些观察家们对此曾留下一些记录。同许多对政治罗曼史感兴趣的外国记者一样，尼姆•威尔斯（NymWales）有幸接触“延安的神秘世界”。

她称毛是：

“中国的亚瑟王，……延安圆桌会议的首席。他的男人们便是他的骑士，他的女人们则是真正的夫人，高贵、骄傲，并有意识地为中国的这偏僻一隅树立着行为标准。”

尽管尼姆•威尔斯从不曾见过毛的最后一位妻子，但江青符合尼姆•威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直觉理解，这种直觉能够捕捉到毛泽东欣赏女性的什么方面。

她写道：

“毛是那种特别喜欢女人，而且是不寻常的女人的男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味的女人能为他营造出一种家庭气氛，他喜欢漂亮、聪颖、不但忠于他本人同时也忠于他的思想的女人。他不怕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也不反对口红与烫发。”

在1968年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曾提到过吴莉莉这个人。

她是位女演员，曾令毛迷醉过，有人怀疑她是后来的江青的前奏。

30年代后期吴莉莉作为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译员来到延安。

后者是一位记者，并且是中共领导人的朋友。

吴莉莉是位招人眼的女子，风姿绰约，并很有天份，也很有自己的见解。

在当时都留运动短发、不抹脂粉的延安，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涂浓艳的口红（她从上海带来的）。

1937年5月毛随便拜访史沫特莱，恰逢还有吴莉莉、斯诺夫人（即尼姆•威尔斯）也都在座用晚餐。

同许多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吴莉莉也非常崇拜毛。当大家都酒酣兴浓时，她大胆地要毛握住了她的手。

就是这次的握手，成了毛天大的绯闻。

贺子珍听说了这件绯闻——而传言是否比斯诺夫人看到的更多？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她正式指控吴莉莉使她丈夫移情别恋。

毛否认了这一指控。

据斯诺的说法，离婚因而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法庭裁定的，其结果便是吴和贺都被流放出延安，而后者我们知道，去了俄国。

难道被放逐的吴莉莉真的是江青的先锋官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