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44）

44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

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

“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水静感到毛泽东考虑问题真周到。

她当然知道，在离此不远的河南路，就住着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这些领导人很少有不认得贺子珍的。

她于是说：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半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抢走了我三瓶XX，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

“好，我会办妥的。”水静心事沉重地回答毛泽东。

由于贺子珍听毛泽东亲口对她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信以为真，翌日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直到水静和朱旦华领来一个工作人员。

进屋后，这位工作人员就很有礼貌地对贺子珍说：

“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着水静、朱旦华上车回了南昌。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

谁知，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圆圈的手势。

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

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等待30年之后，贺子珍秘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被安排在1979年的9月8日，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

对贺子珍来说，这次的北京之行，她足足等待了30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她想来北京，未能如愿；

1966年，她想来北京，依然未能如愿；

这一次，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贺子珍的北京之行是非常不易的。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9月9日对外开放。

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而贺子珍则在上海足足等候了一年多。

1979年9月3日，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多方奔走之下，中央派专机将贺子珍接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她就急迫地要求前往纪念堂，经过周密准备，这次瞻仰被安排在了9月8日。

过去的战争岁月给贺子珍留下了一身的病痛，已经70岁高龄的她因两年前的一次中风只能坐在轮椅上，口齿表达也不太清楚。

但银白的短发整齐地梳在脑后，仍然明亮的眼睛，雪白的衣领、蓝灰色外套，干净朴素的装扮，处处透出当年“永新一枝花”的风采。

在毛泽东坐像旁边，贺子珍凝重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

她想到了什么？

是42年前的延安之别，还是20年前的庐山匆匆一会？

抑或是女儿李敏告诉她的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毛泽东的情形：毛泽东发现女儿站在面前，但已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就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女儿看。

这个圈，是否就是指要照顾好贺子珍呢？

因为贺子珍的乳名叫“桂圆”。

离开毛主席纪念堂之际，在李敏也进入车里刚刚坐下那一刻，贺子珍忽然转过头，望着纪念堂，微微发红的眼眶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似乎想倾诉什么；女儿李敏也不约而同地侧头望去，脸上泪水纵横。

想当年，她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她是敦厚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璀璨夺目的星星。她是湮没太久而不为人知的明珠。

1935年3月里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某地。正在战士们席地而坐、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阵嗡嗡的响声，只见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

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老战士和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分散隐蔽。

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它从云缝里钻出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

一阵疯狂的机关XX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

炸弹把高坎炸得土崩泥溅，弥漫开来的烟尘火光把贺子珍吞没了。

贺子珍没有被炸伤。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炸死，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正在呻吟着，挣扎着想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一位红军的师政委。

这师政委是一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立了功勋。在后来攻打遵义城时，他断了一条腿。

贺子珍目睹这位战斗英雄生命岌岌可危，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

她用手巾利索地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

就在这时，炸红了眼的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

贺子珍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替战友做了一道掩蔽体。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战士们看见贺子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跨了几步，又跌倒在地。

她遍休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

贺子珍的肉体中镶嵌了十七块弹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