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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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

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

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XX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

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

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

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

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

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

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

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

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

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

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

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XX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

于是他以全部家当XX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

一开始赚了不少，张国焘十分高兴，便将全部积蓄拿来炒金。

谁知战争不久便结束，国际金价大跌，张国焘所赚的钱全部赔光，连老本也搭了进去，血本无归。

此后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生活极其拮据。

然而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住了半年医院，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

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想起以后的日子，张国焘禁不住潸然泪下。

就在张国焘于香港陷入窘境的时候，新中国此时却蒸蒸日上。

1953年春，张国焘动了回大陆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托人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请转达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自己想回去的想法。

黄作梅立即派人把张国焘的信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转中央。

3周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

“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听到这个答复，张国焘沉默了，不再提回大陆之事。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

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

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

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通过出卖关于中共要人的情报，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乞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

张国焘答应了，4年之后，张国焘完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

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付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

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决定远赴加拿大。

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

张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

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

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

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

亲人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安慰。

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张国焘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有时还眼泪涟涟。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

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

“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

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

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

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

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

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

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

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交待完张国焘，让我们再重新回到江青的身边来。

当时张国焘是陕北边区政府的主席，也就是唯一被外界承认的当地政府。他的回忆录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江青到达延安的时间。

他写道：

1937年夏末，录取权由公共关系部掌握。尽管名义上是在边区政府书记处的领导之下，但它实际上是直接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并且是作为其政治安全局来行使自己的职能的。

但在实际情况中，公共关系部是由两个人的意志支配的，他们是毛泽东和张闻天。

被公共关系部接受的一些人，他们尽管被怀疑为是准共产党人，但却依然被看作朋友，他们中有“民主人士”梁漱溟，军事家何致礼，以及成为毛的最后一位妻子的女人江青。作为一位“演员”她的到来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