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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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至1937年，江青做了两年的电影演员。为此，却招致了一生的毁誉。引来无限的遐想。

一个年仅21岁的女孩，正值豆蔻年华，做做明星梦，又有什么错呢？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江青从十八岁开始演戏。从最基层的普通演员做起，薪水也是最低的。除了演戏，她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

江青直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我知道，外国人并不欣赏那些为共产主义做事的人。尤其是你们美国人。但如果你是中国人，又生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只要稍有爱国之心，你一定会跟我一样，甚至会比我更积极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的！”

她说的很肯定，也很自信。

她沉默了片刻，眼睛专注地看着前方，像是在思考什么深刻的问题。

多年来，为了她曾经演过电影这件事，她遭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包括党内和党外的。

江青回过头来，脸上又有了笑容：

“我这一生都在搬石头。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在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说我英雄也好，说我狗熊也罢。有则改之，无则加冕吧。”

她演电影，绝不是为了追求名利。只是因为她戏演得好，一时间名声鹤起，自然引来了多家电影公司对她的关注，并企图与她签约。

演电影，应该是一件既风光又愉悦的事情。然而，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江青却显得有些苦涩，甚至是痛苦。

江青出名之后，招来了各种各样的人和组织的各种各样的非议和诽谤。其中有民族主义者，也有共产主义者。有的曾经密谋要杀死她。

除了上海的《大公报》，几乎所有的媒体——电台、报纸和其它有影响力的出版物，都被动员了起来反对她。当时的上海，本来就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某些媒体还要火上浇油散布谣言，说她被人绑架了。也有说她试图开车自杀。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比真的还真。

也许这就是江青的命。

刚出道，就被人张扬她要“自杀”。多少年之后，她却“真”的死于“自杀”。

你信吗？

我不信。相信你也不信。

道理很简单。十七岁的江青没有“自杀”，难道七十一岁的她还会去“自杀”吗？

还弄了份“遗书”，也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其实，要弄明白此事十分简单。只要看看江青死时身边的人（所有人，包括煮饭和打杂的。）后来的结果——是高升了？出国了？又或是莫名其妙地“病”死了？那么此人便是“知情者”。

只是弄明白，又能怎么样呢？

其实，年轻时的江青本来就十分孤立和脆弱。生活在恐怖之中的她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没多久，她就病倒了。

30年代的江青，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

她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同时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她是一名教师，同时又是基督教徒。但骨子里，她自始自终都是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幸运的是，她的薪水提高了。

江青从痛苦的回忆中走了出来。

但大部分的钱，她都拿去养“家”了。

“家？”

“两个同志和其他一些朋友。”

她没有明说是哪些朋友。

江青生活在演艺圈，自然要经常出入高档酒楼和饭店。可让朋友们不解的是，她的饮食习惯实在有些奇怪？上饭店吃饭，她总是只吃馒头，而且从不点菜。她吃的很慢，一个馒头能啃半天。

除了生活必需品和支持“家”用，剩下的钱，她都拿来买书了。她经常花许多的时间在书店里逗留。时间久了，书店老板也认识她了。并且很信任她。要是有她看上的书，就算手头没钱，老板也会让她把书带走。

只要有了钱，江青就会去还书钱。从不失信。

当时的上海，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于成千上万的无助的失业者来说，抢劫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的钱包，就被抢了好多次。”

江青笑着说道。

钱被人抢了，她别无选择，只能去当铺。

铺天盖地的海报，使许多人都认识江青这张脸。刚开始时，这让江青和当铺老板都感到十分尴尬。

最后，江青可以用来典当的私有财产只剩下手表和钢笔了（这可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身份象征）。

当她把手表和钢笔放在柜台上的时候，当铺老板没有作价，反而先开口问她：

“当多少？”

“五元。”

老板没有像通常对待典当的顾客那样讨价还价，一声不吭地静静地将钱递给了她。“占”有了她的手表和钢笔。

这笔交易，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这说明当铺老板同情她的遭遇与困境。

后来的交易，就容易多少。只是有了钱，江青就会将自己的东西赎回来。

没钱，最令江青头痛的是坐车。

记得有一次她要去一个较远的地方参加党员会议。会议结束时，已是漆黑的夜晚。她好不容易赶上最后一班电车，可口袋里的钱只够支付一半的路费。

余下的路程，她只能选择步行。

那天晚上她走了好几十里。（一里等于三分之一公里。）注：此处笔者错误，应等于二分之一公里。

当她好不容易走回女工宿舍时，腿都走肿了。

另一次是她去北胜庄开会，开完会正赶上刮台风。公交车停开了。她只能去找黄包车，可车夫叫她先付钱。她口袋里空空如也，无有分文。没办法，只能走着回家。

原以为顺风好走，没想到被风吹着根本就是收不住脚，更费力。急中生智，她急忙抱住了一棵大树。没等她喘过气来，“哗啦”一声，树枝被大风吹折了。

江青在风雨中一路跌跌撞撞蹒跚而行，一路发着高烧。到家时，她几乎是爬上小阁楼的。

小木屋里住着她和另外几个工人学生。

小木屋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江青虽然在工人寄宿学校教书，但却跟她的工人学生一样忍饥挨饿。同时，她还在一家业余剧团兼职。每星期有三个晚上要演出。即便如此，剧院总是亏损。演员们不得不常常自掏腰包，为了维持剧院的生计。

有时候吃不饱肚子的江青还得捐款。

“像个爷们一样！”

说这话时，江青眼里闪烁着女权主义骄傲的亮光。

在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发展史中，江青早就是一名身体力行者了。

所以，我们应该清楚江青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江青语调有些沉重地说：

“我从来不贪男人的便宜。”

在旧中国，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出去的时候，总是男人付费。她从未那样做过。她如果没钱，她会告诉那人：

“这一次你付钱，下一次我来买单。”

有一次剧院正在上演嘉宝的新片。江青穿了一件男式外套，带着的钱包也不是一个女人的钱包。当她跑去售票亭买票时，只剩下阳台上一元钱一张的座位了。这个位置不好，看不清银幕。江青宁愿去二、三等的剧院，而从不买二、三等的戏票。

她离开了售票亭，打算去另一家电影院看看。

在她穿过马路时，她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她。离她很近，可她又不敢回头。快到戏院的时候，正好在路上遇到了一位朋友，一个男人。别误会，不是男朋友。此时的江青还没谈恋爱呢。

当他们开始买票时，江青才发现她的钱包不见了。

刚才在街上跟踪她的神秘人一定是扒手。江青是即生气又尴尬。她担心朋友会误以为她是故作姿态，想揩他的油。又怕朋友知道她被小偷偷了为她难过，想为她做点儿什么。

于是，她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飞快地与朋友告别。说她要去买点什么急需的东西。

江青叫了辆人力车，匆匆地离开了戏院。

那个月，她连生活费都没了。

她不得不去钱庄，借了一笔高利贷。

江青有些羞愧地对我说：

“在我去延安之前，一直没法还清这笔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