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三节 决定命运（一）

我和孙景波一起玩的那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初中以前都是玩，小学算是小孩子玩，中学算是大孩子玩，在学校里玩“考试游戏”，在家里玩“电机游戏”。听起来很荒唐，实际上不然，那时候的初中生中“玩”出名堂来的人不在少数。“老天津”恐怕还有人记得，刚解放不久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黑兆明，就是玩杂技吸引一大帮人，围住了一个特务，成了一段经久不衰的“黑兆明捉特务”的佳话。前不久从电视上看见了一则新闻，说是南开中学仍然坚持“实践教育”，不少家长反对，后来竟有的家长多次写信向上级“告状”和向学校提出“抗议”，校方负责人不得不回答这些问题，通过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这样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要是家长实在反对，只有让你们的孩子转学”。可是南开中学是天津中学重点的重点，老大的老大，这种校风在XX年代是天津中学的全部，所以我和孙景波玩电机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可是我也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玩还真玩出了“名堂”。

那时我爸爸的心脏病开始重起来了。我嘴里贬过三中，但心里想上三中，我听说过他们的学习风气，向往学到更深的知识；我不了解大学，但知道南开，天津人再没有文化的也都知道南开和北洋，但是我不能不放弃想上大学的梦想。

那段时间各个工厂招学徒的消息特别多，刚解放嘛，方兴未艾，工业要发展，哪里不需要人？特别是天津这个老工业城市。我二舅积极主张我进纺机厂，他对我娘说：

“这孩子要是跟我去学徒准有出息。”

也许吧，因为我二舅很“混”出个样儿来了，每次我去姥姥家二舅总要跟我提他们厂里的事，有好几次他对我说：

“一个好钳工看他嘛？不光看他手里出的活，还要看他的家伙，工具柜一打开，比百货公司的柜台还规矩，特别是画样工具，那全要自己做，能买的你也不要，要做得比买的还规矩，这才显得出你的本事。再就是看他干活时的架势，老虎钳子前面一站，工具一端，人家就知道你是真把式还是假把式。”

说得怪神的，可我没见过，只知道我二舅入了党，年年是模范，他是保全钳工，最近又搞什么技术革新，这在我眼里就很伟大了。

这钳工让老疙瘩一说就更神了，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个神乎其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沈阳，在抗日和解放两场战争以后沈阳的工厂几乎都瘫痪了，有大批失业工人。一次有个工厂招工，自带活来自报级别，主考当场定，定上几级算几级，愿意干的就留下，不愿意干的就走人。报名的人太多了，一共招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的下午来了两个人，都只有三十多岁，第一个拿出一个鸭蛋，主考一看，倒挺规矩，用手一摸麻麻赖赖的不光溜，心想给个二级吧，问他他说要七级，主考笑了笑说：“你这个玩意儿要七级？”那人说；“你给几级？”主考说：“顶多二级。”那人一赌气拿着鸭蛋往桌子上一拍，“啪！”鸭蛋“碎”了，用手抖落开来是一挂链子。主考接过来一看，挑不出一点毛病，说了声：“七级就七级吧。”这人办手续去了。主考喊了一声：“下一个。”下一个手里拿的是一个正方形铁块儿，楞是楞角是角的光光溜溜，细看还有暗纹，主考拿不定主意了，问他自己：“你说几级？”那人说：“八级。”主考拿起方块仔细端详，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名堂，就说：“给四级吧。”那人没生气，也没拿那东西，只轻轻一捶桌子方快散了，桌子上是一副麻将牌……神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听起来怪吓人的，不过我的心里既崇敬又羡慕。

刘兆增刘大哥经常来看我们，每次来都带几斤小站稻、提两条鱼或一块肉什么的，我们也不谢，老交情了，我爸爸身体不好还免不了多方照顾，来了吃顿饭，贴饽饽熬小鱼。这次来像是有件心事，吃饭的时候勾话提话对我爸爸说：

“让老兄弟干咱这行我知道您舍不得，可您知道我的手艺二五眼，不像老兄弟，任嘛一看就会，我要是能有这么个徒弟也不枉您心疼我半辈子了。”

我爸爸说：“再说吧。”

我老伯是这么说：“咱孩子身体不行，又都弄些闲白，就跟我去商务印书馆吧，先站两年柜台，再管两年书库，比上大学还管用。”

这主意倒不错，我看不上站柜台，倒看上了那一书库的书，商务印书馆的书我一辈子能读得完吗？书看多了就能写书，我所以成不了刘绍棠就是因为我看书少，用我老伯的话说“又都弄些闲白”。我不承认我弄的都是些闲白，倒相信赵秉恒老师所说的那句话，这叫“一艺在手谁也抢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