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明朗的天第一节 走进中学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中心地带，天津的市“中心”莫过于当时的罗斯福路现今的和平路了。和平路有两大标志，一是中原公司（天百），对门是新华书店和邮局；一是劝业场。斜对面就是惠中饭店，自然再往北走还有老城区和鸟市、三不管什么的。劝业场西接滨江道、东接张自忠路，过了解放桥走一段建国道，再转弯就是津塘支路，过了新货场（现在的西货场－六号门）就是我家了。
劝业场往西在滨江道上有四站红牌电车，是单节车两头开，开到头有一条跟流水沟差不多的小河叫“墙子河”（现在已填平），河上有一座无名小桥，过了桥正对着有一座大教堂是法国教堂，三尖顶的欧式（哥特式）建筑，在教堂的背后有一座由兵营改建的中学校——天津市第一中学，那就是我的初中母校。
从我家到学校还可走另一条路，那就是沿津塘支路一直朝前走，过东浮桥（后改胜利桥，现在的北安桥）到中原公司，再经和平路到劝业场同样可到滨江道，我上初中的时候转的就是这个圈子。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进了一中的，大概是分配吧？也许是选拔或是保送？因为当时市立中学中，一中和三中（都是男校）的学生都是成绩比较好的，如果按地域分配我应该是市二中（男女合校），离我家很近。而由我家到市一中则非常远，每天上学都要从家里带午饭，学校附近有许多小饭铺和小饭摊，有的小饭铺里还摆着带小格格的木架子，上边写着学生的名字或编号，学生们来了把饭盒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把饭盒对号放进小格子里，到了中午放学掌柜的就把饭给你热好。那时天津人很少吃米饭，差不多都是棒子面饽饽或烙饼，切成片或条或焖或烩，烩的带汤焖的不带汤，素烩里面加点绿豆芽或白菜丝五分钱一烩，荤烩再加上点肉丝一角钱一烩。当然也有馆子，可是我根本没去过。那时的票子已改成东北银行出的人民币，金圆卷可以通用，上面都盖了一个长条形的章子，印着“缩小10000倍使用”，即一万块钱抵一块钱，一百块钱当一分钱使用，不过很快金圆卷就取消了。
那时我每天上学身上只带一角钱，四分钱来回坐红牌电车（两分钱一趟），五分钱烩饽饽，一分钱每天就可以自己落下来。饽饽每天照烩，电车可以不坐，这样我每天就可以赚五分钱，一个月下来就可以赚一块二毛五（除星期天）。
我走路非常快，河西整个一个花花世界，两旁的热闹我连看都不看，同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那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女的超过我，当然都是年轻的，因为年纪大的有很多人还是小脚，再说街上也很少见，只要有年轻女的从我身后走过去，无论你走多快我都要在滨江道上赶上你，除非你中途钻进门面或在横路上转了弯，然后保持速度向前进，在放学人多的时候我反而把红牌电车甩在后头。这样钱也赚了路也赶了，身体也锻炼了。
刚上初中没有一个月，一个惊天动地的喜讯传遍全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在学校的大喇叭里回响；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时我回想起了樊先生的两段话，一段是解放前说的，一段是解放后说的：
“你还小，我也不能都告诉你，你只要记住一句话：这种日子不会太久了。”
“为祖国好好学习，要有自信，你可以把才能全发挥出来，今后的日子就靠你们来创造了。”
“日子……”
“日子……”
两种日子两重天，“要有自信”，从此我要开始新生活了！今后的日子就靠我们来创造了！
历史由此划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
社会也由此划分为旧社会和新社会……
我的家境没有改变多少，因为我爸爸是手艺人，靠两只手赚钱吃饭，赚多赚少还是决定做不做“寿材”。刚一解放就听说一句“劳动光荣”，我爸爸光荣了，可那些有钱人觉得不光荣了，于是能做寿材的也只好收敛点，装得穷一点好入大流，因此每月收入平平，我也只好每天拿一角钱，早晨在家里吃点东西出门。学校里不是没有食堂，高中班有一大批东北流亡学生，是战争中流亡到天津被收容下来的，不可能没有食堂，可是比较贵，而且每月要集中拿钱，我爸爸拿不出来只好每天打零用了。
我每天早出晚归无论春夏秋冬天晴下雨刮风冻凌从不迟到也不晚归，我娘每天都要给我蒸饽饽，不做窝窝头，因为饽饽是平的，一是饭盒里好带，二是明天拿出去烩人家才好给你切片不至于散碎，烩出来也好看，一好看就好吃，和过去连杂合面都吃不上的日子相比，天天能吃上棒子面了。隔些日子我娘还给我烙两张饼，一张晚上趁热吃，一张明天带到学校吃。我有一个怪德行，凡烩饽饽的时候从不加肉，到了烩饼的时候反而加五分钱肉丝，因为那会吃起来更美。我还喜欢吃萝卜皮，天津沧州的青萝卜特别好吃，李二大爷每次拿来青萝卜吃完我总要把皮留着，有时我娘也给我用盐腌两片白菜芯，我把它们放在饭盒里，人家烩饽饽的知道，烩时用筷子把它们夹出来放在饭盒盖里，烩好再给你放回去，我就用它们就烩饽饽吃。像这样的生活我一直过了三年，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比解放前舒心多了。
那三年在我眼里什么都在变。原来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合唱团，下面还设了许多小合唱队，东北的学生一下课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张老三我问你”……我们也很快学会了几首抗日歌曲和陕北民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似乎真的一抬头就可以看见那明朗的天。
第二年的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我一听说美国兵要打朝鲜就气炸了肺，吉普车上扔下来的那个女的一直不知道死活，现在又要到中国的家门口来打仗，人家朝鲜过得好好的招谁惹谁啦？不就是个社会主义吗？扎瞎了你“联合国”的眼睛？那时抗美援朝运动热火朝天，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震撼人心，空军英雄张积慧痛打戴维斯，火车司机吴天保智斗美国飞机等等英雄事迹传遍天津城，于是铁路上、医院里、工厂、学校都有人报名参加志愿军，感人的事迹层出不穷，于是我也想报名，可是学校没组织招兵，就连东北学生想参加志愿军都没让去。
恰巧这年军队到学校来招坦克兵，我跟爸爸商量后报了名，可人家嫌我小。紧接着天津海政文工团到学校招兵，恰巧我二姨在塘沽，听说这个团也在塘沽，我喜欢得不得了，我爸爸和我娘也很高兴，心想这回可以没问题了吧？
我报了名，就我当时的条件样样都好，家庭出身好，学习成绩好，身体也好，演过话剧，演讲还得过锦旗，会吹口琴和按风琴，这些都填在表上了，于是我参加了面试。可是等了很久人家给学校回了信，说我是“独生子”，不要！把我气哭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考虑的，早知如此，当时跟樊先生走了就好了，至今想起来还是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