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十二
月龙走后第五天，菊花就归天了。菊花真是个好妈妈，假如她在月龙走前死，月龙的学费就黄瓜打大锣一去一大截了，我们又将面临月龙念书的难题。月龙呢，更是个好孩子，他塞进我兜里的五百块钱正好派上了用场，为他妈买了一具棺材，这个急救得太及时了，比老天安排的都周到。按说，我们早该为菊花备办寿器了，一来我们的精力主要花在菊花瞧病和月龙念书上了，二来怕菊花看见寿器心里不悦服。其实，我暗自已物色了一具黑漆棺材，是本庄一户人家的，十四料的，材质还可以，漆得油亮油亮的，价格也谈妥了，五百块钱，没有现钱还可以借用，以后还他一具同料同色同尺寸的就中。没想到真要用时，他却不借了，非要现钱不可，哪个讲情都不中，如果没有那五百块岂不抓瞎了？我想，他之所以不借，是怕我们以后还不起。我们穷的是，只能吃补药，不能吃虚药。
菊花的丧事办得还算热闹，虽然我们没有经济，但死人为大，该走的程序还得走。再说，我们是那样爱她，人生的最后一次，我们得对得住她，我们只怕热闹不够，哪还想在她身上省几个钱？唯一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通知月龙回来送终，我想菊花在天之灵是不会见怪的。
菊花的丧费连材在内，共花去一千八百多块。月芹出了三百块。生产队集体买了一个花圈，一付挽幛，两挂炮竹，一拎黄裱纸。还有一千多块的开支都是凭我和张福善的老脸赊的。本来这个帐应该由跃进来承担，可是他一直装糊涂，丧事一完，刚过了“头七”，他就和他的老婆出外打工去了，提都不提丧费的事，我和张福善心都气肿了，这个东西，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一道人影投到菜桌上，我和老人同时转过了头。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头儿佝着腰蹒跚走来。
“福善呀，喝一杯吧。这是张干事，认得吧？”
福善的头动了一下，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我想，他就是张福善了。
舒宗平又摆了一付碗筷，斟了一杯酒。
“来，敬张干事一杯。”
张福善端起杯子，“砰”，撞了一下我的杯子，一仰脖，喝干了。我也一仰脖，喝干了。
他叨了一块鱼籽，“吧唧、吧唧”地嚼，很响。
“月龙来信了，要钱。”
张福善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拍在桌子上。
“小狗日的，又要钱呀。我们是印钞机啊，钱是树叶儿好划？”
我有点儿纳闷，端起杯子回敬了张福善老人一杯后，说：“月龙不是说以后不要家里一分钱了吗？”
舒宗平看完了信，搁在桌上，说：“头两年还不错，没要家里一分钱，这几年就不中了，隔三岔五的要钱，家里一年都要贴上八九千块哩。”
“你们哪来的钱？”我问。
“唉，讲起来叫人伤心咧。这个钱是死鬼跃进给的。作孽啊……”
“跃进死了？！”我大吃一惊。
“跃进死有三年了。他在江苏一家煤矿做。那一年，瓦斯爆炸死了五十多人。我们去看时，只见到骨灰盒。里面的骨灰是不是跃进的，哪个搞得清？老板赔了八万块。镇上司法所调解，跃进媳妇得三万，张福善和跃进的儿子各得两万五。去年跃进媳妇跟人把三万块也带走了。”
舒宗平喝了一口酒，接着说：“后来，月龙就朝家里要钱了，一年都要八九千呀。”
“想想，月龙这孩子也够苦的，又要念书，又要打工，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在学校都抬不起头。老子无用，孩子都受罪。要就要吧，钱不给孩子花给哪个花？”舒宗平把酒杯掀个底朝天。
他又把杯子斟满了，伸手从贴胸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透明塑料袋，里面装有“老头票”，他把“老头票”都抖出来，三张，拍在张福善面前，说：“凑凑吧，你的钱也不能都花了，你的孙子念书也要花钱。”
……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我回来时天完全黑了。我从乡政府食堂拎开水不到房里去，却径直往厕所方向走，结果遇台阶一脚踏空，打烂了水瓶烫伤了脚，引得同事们痴笑我好几天，也给领导留下了我不成熟的印记。
那天，舒老汉又向我讲了些什么？他好像讲了渔塘承包的事？他好像讲到了舒四福？他好像讲了报仇和杀人？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讲个不休，他好像一边哭一边讲，我和张福善也一边哭一边听吗？不记得了，或者说，这些连同那天的饭菜都吐得干干净净了。为了对读者负责起见，我决定再向舒老汉造访一次，以便记下那些或许是精采绝伦的故事，并把它展示给读者。然而，遗憾得很，一纸调令粉碎了我的念想。由于我的一位叔父在省里当官的缘故，我被弄到了城里的一个优闲而实惠的部门，这对想在官路上往上爬的人是绝对错误的选择，而对我却正合心意。我整天无所事事，沉湎于吃喝玩乐，诸如打牌、搓麻、钓鱼、跳舞、喝酒之中，谁还记得乡村的事情？只有土帽儿才常常念叨它。丑陋而蛮荒的乡村，见鬼去吧。读者诸君，你是不是同样印证了我的浅溥与不成熟？
五年后的某一天，我迈着悠闲的步伐，哼着欢快的小调，到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一位同学家去玩耍，见他扒在桌上作苦思冥想状，不禁一阵冲动，伸出丰腴的手，在他过早谢顶的“秃瓢”上轻轻拍了三下，开了一个很丑很粗的玩笑。
他先是一阵爽朗大笑，继而极其认真地说，他正在为一宗案件苦恼着。某乡某村的一位老人和一位中年汉子，被人用毒鼠强毒死在鱼棚里。毫无线索，毫无作案痕迹。作为主抓此案的刑侦队长，他立下了军令状，可是期限过了多时，案子毫无进展，他已感身心疲惫，头晕目眩，苦不堪言。我好奇地问死者的名字，他说了两个我似曾相识的人名：舒宗平和王晓强。我拂去记忆上面的尘土，终于在记忆的深处找到了这两个人，五年前的往事渐渐清晰起来，以至历历在目。我兴奋地述说着，他惊愕而兴奋地听着。后来，他拽着我跑到马路上，踏上的士，飞一般进入城里次高档次的休闲娱乐中心。我们毫无顾忌痛痛快快地尽情尽兴玩乐了一番。
在回来的路上，在醉意朦胧中，我一直不明白，已届耄耋的舒老汉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三年，也许是四年后的清明时节，我请单位的头儿到百里外的那个乡去钓鱼，顺便踏青。除了用单位的公车，其他费用由我包圆。头儿瞪着惊异的眼睛，仿佛发现了天外来客，怀疑我破天荒溜须的诚意和用意。我们一路飞车，把车开到了乡政府。老熟人已不多了，但总有几个。乡里人对省城下来的人恭敬有加，敬如上宾。首先安排我们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然后便是喝酒吃饭，乡里领导轮番把盏，把我们灌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使我在阔别近十年之后陡增衣锦荣归之感。吃过后，乡里特意派了一位办公室副主任小俞陪同我们垂钓。我说了舒宗平曾经看过的那个大塘。小俞说，好，这个塘好，被人承包了，鱼多。我们驱车前往。果然，塘的鱼又大又肥，鲫鱼，小的有半斤，大的有二斤，草鲲，小的有五六斤，大的达十几斤。不一会儿，我就钓了七八条鲫鱼和一条鲲子，头儿也钓了不少。我问承包人，怎么这么好钓呀？他说，就是专门给人钓的。朝我狡黠地一笑，慢悠悠地走了，到头儿那儿去了。
我明白了。
如果不是一位老人的提醒，我差点忘了另一件大事。我真是纯粹为了钓鱼吗？不完全是。不知为什么，这个清明节叫我有点儿骚动，有点儿坐卧不宁，仿佛冥冥之中有神灵在鼓动我，导引我，使我的举止颇具异样。一位老人用红塑料袋拎着十刀黄裱纸、两挂炮竹和若干果品从我身旁走过，那佝偻的腰，那蹒跚的步态，我似曾相识，他的举动也使我蓦然醒悟。我放下鱼杆，追上老人，叫道，张大伯！老人回头，果然是张福善。他定定地瞅着我，终于认出了我。
我也学着老人的样儿，到附近的农家小店买了十刀纸、两挂炮竹和果品，用红塑料袋拎着。我们来到一处山岗上，前面的山凹里有两座相隔不远的坟茔，一座是李菊花的，一座是舒宗平的。两座坟茔都有人在忙着祭祀，不一会儿，鞭炮啪啪炸响，纸钱熊熊燃起，人们依次叩头。我们向人群走去。我边走边问。老人说，你做梦都想不到那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是谁，他就是舒四福，那些人，有的是他的子女，有的是他的手下，他可了不得，一溜开来三辆轿车。我差点儿没惊得跌坐在地上。舒四福还活着？！活得这么滋润？活得这么潇洒？他早为什么不回来？！
我观察老人的表情，他的脸木木的，目光呆呆的，想必他已经历了大喜大悲的冲刷。
据他讲，老人说，他一直往南跑，跑出了国，跑到了缅甸，慢慢扎下了根，发了财。老人说，他还给王晓强的婆娘和孩子十万块，他做得该啊，晓强总算没白死。老人说，他给菊花和宗平都立了碑，也给晓强立了碑，花了不少钱……
祭祀活动结束，天快要黑了，我回到头儿身边。我们决定收杆回城。我们收获颇丰，我钓了二十多斤，头儿钓了四十多斤，承包人过了秤，记在本子上，小俞签了字。小俞还想留我们吃晚饭，再整它几颗“手榴弹”，我们婉言谢绝了。小车一到街上，小俞一下车，司机就加大油门，我们便风驰电掣向省城飞奔。一路上，我们异常兴奋和满足，头儿吹着口哨，表现出了少有的嬉皮风格。我更是乐不可支，没花什么钱就办好了两件大事，你还能说我不成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