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前序 国人暴动

春秋之前，有一个长长的序曲，公元前841年，这一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国人暴动，把周厉王给赶出了京城公元前841年，这一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国人暴动，把周厉王给赶出了京城。

何谓国人？

西周时，一般建立的城邑有内外两城，内城为城，外城为郭，城内的人称为国人。

一般认为国人是平民，但是我个人认为，国人的成份比较复杂，绝对不是仅仅是平民那么简单。

西周自成康之后，就开始出现了问题，贵族内部分化比较严重，这个国人里面应该包括一些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及百工，商贾等一大批社会下层。

周厉王的时候，西周的经济危机越发严重，为了改变国家的经济状况，他找了个叫荣夷公的为他理财。

山林本来是由公众享用的，在荣夷公的建议下，周厉王一声令下，收归国有，这一下子得罪的人多了。西周的政治危机其实照我看来，一开国就出现了，周官僚系统无俸禄，完全靠分配土地为生，周初人少地多还行，但越到后来，土地越少，人却越来越多，不出问题才怪。周初时，周王给臣下是赐土，到后来变成可怜巴巴的赐田了贵族政治系统，远不如士大夫系统稳定。

周代的官僚系统远比夏商两代来得复杂，但却仍然采用夏商两代的老办法，可以说是落伍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官僚们才有了俸禄，而不是给予土地了。显然，用俸禄比给土地安全有效得多，而且也不容易形成世官世袭，便于君主的控制。

士大夫集团，对外依靠文化垄断政权，控制土地，对内依靠文化世袭和相互举荐形成庞大而稳固的交叉网络，而贵族政治，对外只是依靠世袭控制土地，对内依靠联姻，远不如士大夫集团。

当时的吏治也很成问题，行贿受贿案屡见不鲜。

陕西考古专家们曾释读了西周时的两个大簋，即五年生簋，六年生簋。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的私人行贿案，从前伊尹向桀行贿，散宜生向纣王行贿，总算还是为了国家，这个琱生纯粹是为了自己。

从铭文来看，琱生行贿的手段非常高明，曲线行贿，先向受贿者召伯虎的父母行贿，看进展良好之后，再向召伯虎行贿，最后事情搞定之后，琱生再送上重礼，一场官司，琱生靠着贿赂最后胜利。

琱生搞的是开发私田，也就是平民的田地，这在当时违法的，但琱生却赴险如夷。

显然这么高明的行贿手段不是一朝两朝就能够发明出来的，而且这个行贿者还毫不在乎的把这个把事用青铜簋记录下来。根据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推想得到，当时类似的事情只怕还不少。

他敢用青铜铭文记录下来，就可以证明此事他并不在乎，为什么不存乎呢？法不择众，这是我的理解，当时很可能是行贿成风，所以也就见怪不怪国人当然非常愤怒，于是开始议论纷纷，最开始呢，我想也就是发发牢骚，抱怨几句，嘴上功夫而已有人把国人对周厉王的抱怨告诉了周厉王，周厉王很不高兴，怎么，还敢议论君父的不是？来人哪，派人去监视，这些派出去的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警察，虽然他们不叫警察这些“警察”们确实功勋卓著，很快就让国人闭上了嘴，就算走在路上遇上熟人，也只用眼色打个招呼，不敢开口说话了周厉王得意洋洋地对大臣说，这下没人反对我了吧，大臣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溃坝，那可不得了。周厉王嘴一撇，懒得理你！中国人向来有弹簧的性格，一般压一压都能够压低，但是，一旦反弹回来，那可不得了。

于是，在公元前841年，暴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民变”，史称国人暴动。古人说这是千古民变之始其实说是民变也有些牵强，我个人觉得。

参加暴动的人成份相当复杂，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之后的表现值得怀疑，假如参加暴动的确实都是些平民，那么直接镇压就是，为什么周厉王不敢，而是逃跑呢？而且逃跑之后，还不敢回来。因此我有理由怀疑，这场所谓的国人暴动，有军方背影，周厉王不敢调军队来镇压。

事实上，当时的国君部队都是国人组成的，而且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这也说明了国人成份的复杂性，绝非简单的是些平头老百姓，所以周厉王只能够逃，而且逃跑之后还不敢回来，不仅平民的利益，而且大臣的利益也被厉王伤害到了，很多贵族暗地里都支持国人，周厉王知道回来之后没好果子吃，闹不好自己的性命也要送掉，所以他宁肯客死他乡也不回镐京事实上，国人暴动确实闹出了人命，一个无辜孩子的性命，召公的儿子。

厉王的太子姬静当时还小，厉王逃跑的时候没来得及跟着跑，只好逃到他的同宗叔叔召公那里去躲，国人不依，找不到老子就找儿子，召公没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冒充太子，救了太子一条小命。

周厉王逃走之后，西周无主，只好令周召二公共和理政，史称共和元年，即为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上明确记年自此开始。

其实厉王本身并无过多劣迹，说他是暴君，其实挺冤枉的，他其实是个成王败寇的典型，他是想经济改革，结果触了红线，事实上，周厉王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自己，比起他之前和他之后的一些君王，他的行为算不了什么周厉王死了之后，太子静即位，史称周宣王，这段历史，其实是春秋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