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九
我们农村人对城里人的统称是“工人”不管他是干啥的，都这样叫。要夸谁长得好就说谁长得像工人。比如说谁家姑娘嫁人或是儿子娶媳妇问那人长得怎么样，对方只要说长得有点像工人那就足够了。其实也就这么一说，有些人是多少是模仿了点城里人的着装打扮而已，但再怎么装扮也不行，一看脸模样就知道还是吃地瓜干长大的，比起城里人那差远了。现在来说那叫“气质”不行。
那个时候除了生活乏味外人们的穿著打扮也非常单调。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几十年来就那么几种款式和颜色。也许是因为服装太单调，而大伙从骨子里又想臭美一下，于是终于发现稍微能把人打扮得有点人样的只有军装了。因此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部队的黄军装一直作为我们青少年男女追逐的流行服装。不管是早些时候的黄色还是后来的草绿色军装都非常的时兴。每个人都想法设法地到处淘换军装，感觉出门不穿套军装连头都抬不起来。实在没门路搞不到的也要让家长给买块黄布回来找裁缝做上一套过过瘾。不过到底不是正宗货，看起来确实比原装的军装差得码子大了，不论颜色还是做工都没法和原装货比。首先是颜色不正，绿儿巴几的，一洗还掉色。另外做工也不行，总觉着哪里也不对劲。穿出去甭别人说自己都有点底气不足。原装的就不一样了，做工好不说，穿烂都不带掉色的。另外原装的也有干部服和战士服之分，其中四个兜的干部服最为上乘，是大家的至爱。也有的人把只有两个兜的战士服拿回来自己在下面加上两个兜冒充干部服，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经过改装过的。当时能有一套原装的四兜干部服是我们每个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如果谁有这么一套衣服那牛逼劲跟现在拥有一辆奥迪A6差不多。我父亲曾经用一袋小麦给我换过一条半新的军上衣和军帽。现在翻翻过去自己的老照片一看全是穿那套军装照的。小伙昂头挺胸、紧锁着眉头，仨字——帅呆了。再仨字——酷毙了。
下来比较时兴的还有就是小翻领白衬衣了。上面两个口袋，识字不识字的都插一只钢笔。下面配条蓝裤子，也挺出息人的。那些夏天相对象或结婚的小伙子一般都是这身打扮，小头梳得铮亮很能博得姑娘和媒婆的喜欢。
冬天一改几十年不变的黑老鸹一样的对襟棉袄棉裤，也时兴起制服来了，颜色主要以蓝、黑为主，翻领，外面贴四个兜。更高级一点的还有一种叫棉猴的棉袄，后面带一个帽子，天冷了可以戴在头上，但一般都不戴，感觉戴头上象个偷地雷的。衣服上有两个斜插的兜，双排扣，半长不短的，也挺好看的。另外鞋也换成那种条绒布塑料底的鞋了。有松紧和系带两种，高腰半高腰。这种鞋虽然保暖性差一些，走路还打滑，下雪天容易摔跤，但比过去的老头棉鞋明显好看多了。
我好象是我们村第一个穿皮鞋的。是我家一个亲戚穿旧了送给我的。记得那是一双咖啡色的反毛皮鞋。前面是一张大圆脸，高腰，厚厚的黑色汽车轮胎鞋底，睬在地上能留下很清晰的轮胎印子，走起路来喀喀直响。当时这双皮鞋可是给我长了不少脸面，穿出去谁看见都羡慕不已。经常有人来借去穿。村里有几个不怎么样的小伙都是多亏了我这双鞋才把媳妇骗到手的。
我发现村里年轻人几乎都跟我一样，没有一个立志要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都想法设法的要去为城市建设多作贡献，并把这一追求视其为人生之最大愿望和理想。很多家长的奋斗目标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去城里当工人，这叫一人当工人全家都沾光。
我第一次当工人是在泰安建筑工程队干临时工。每天的工资是一块两毛五分钱。具体工作是装卸水泥、运送沙石、钢筋等很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活儿对我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带有摧残的性质，五十公斤的水泥一天要扛下搬上几百袋，又苦又累，而且任何防尘措施没有，特别的脏。一天下来，全身找不到一点干净地。但当月底我第一次领到三十七块五毛钱的工资时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高兴地一路又蹦又跳。其实这些钱其中有三十块钱是要交给生产队的，真正属于我个人的只有七块五毛钱。而就这七块五毛钱在我兜里还没揣热呼回到家就交给我娘了，我眼巴巴的看着娘接过那钱小心翼翼地用手绢把它包好装进了内衣口袋里，到了晚上娘又悄悄把我叫到一边塞给了我一块五毛钱。这一夜我攥着一块五毛钱睡了一个香甜的觉。
在干临时工的那段时间有个仓库保管员对我不错。她是一个四川人。大约有四十来岁，个不高，脸黑黑的，人长得一般但很精干利索。一到来了汽车需要装卸水泥沙子的时候她总要找个理由把我支开，让我去干一些无关紧要的活，或者干脆让我到她的库房里陪她聊天。她说，我长得很像她的儿子。看见我就像看见自己的儿子，所以她不愿意让我去干那么苦的活。因为她看见我干这活就感觉是自己的儿子在干，心里难受的很。正好她就负责管我们这些临时工，所以她有权利让谁干啥或不让谁干啥。我心想：“儿子就儿子吧，只要不让我受苦受累就行。”她很会织毛线活。什么时候见她都是肩上背一个花布兜兜，手里在不停的飞针走线，不几天就织成一件成品拿着到处向单位里的其他同事炫耀自己的手艺。她送过我一件毛衣，是枣红色的，上面的图案她告诉我说叫“阿尔巴尼亚花，”织得非常漂亮，我穿着也挺合适，心里很想要，但我还是坚持没有要。因为我感到自己实在受授不起，这么贵重的东西如果我收下了，没办法回报她。她还带我去过她家几次，在她家吃过两次饭，吃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很辣。也见过她儿子的照片，但没看出我和她儿子有什么共同点，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人家确实比我长得强。
遗憾的是前两年我回老家再见到她时，当年那个利利索索的中年妇女已经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坐着轮椅的老人，任凭我再怎么启发她也想不起我是谁了。
临时工大约干了有半年的时间，我参加工作了。
要不怎么说好人必定有好报呢。上中学时我们班主任姓陈，我们都叫他“陈独秀”因为他长得像陈独秀。瘦高个，脸白白净净的，戴一副圆边的高度近视眼镜，留着陈独秀一样的中分头。他家在省城，父亲好象是省里哪个部门的头头。这人和其它老师有所不同，很有礼貌，不论碰到谁就算碰到我们小孩都要必恭必敬地说：“您好”。刚开始我们都感觉很新鲜，为了听他那声好有时还有意和他去走照面，大家躲在一个墙拐角处不怀好意地一一冒出来听他说“您好”。回头下来还互打听说“您好”了没有。感觉听声好似乎沾了多大便宜一样。再就是他很有学问也爱学，那么乱的日子还经常见他一个人坐在学校院墙后面的山坡上啃书本，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感觉他懂得知识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记得他给我们讲过很多三国的故事，尤其那个刘邦智救父母的事至今我还没有忘掉，公元前206年，楚汉交战，刘邦的父母做了项羽的俘虏。他在军前架起一口大锅，把刘邦的父母放在案板上，要挟刘邦投降。如果刘邦不投降就把他父母下锅煮了。谁知道刘邦并不买他的帐，居然嬉皮笑脸地说，别忘了当年咱俩在怀王手下当差的时候，曾经结拜为兄弟。既然咱俩是兄弟，我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今天你要把我父母用锅煮了就等于把你自己的父母煮了，你看着办吧。不过既然你打算把咱父母煮了，我也拦不了你，只是到时候可别忘了给兄弟我留碗肉汤。项羽见刘邦这副无赖样，又气又恼，只好作罢。再就是那个讲项羽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夜色深沉之时，项王的帐内燃起了巨大蜡烛，帐外是通明的火把。这位大英雄一仰脖子饮尽杯中酒，然后起身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很是浪漫。只是感觉一个威震天下盖世英雄，已经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此刻痛心的不是自己的功败垂成、危在旦夕的江山社稷，而担忧的居然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几匹破马，别说大将风范了就连起码的思想觉悟都没有，简直不可理喻。
那阵子文革闹得正凶的时候学校分了三个“走资派”的指标。这样除了校长和副校长算是两个以外，还差一个。四班有几个学生来找我商量，说陈老师长得有点像走资派，主张把他揪出来算了。我没有同意，当时我是班长，我的意见还是管用的。我不让他们揪他们没办法。我警告他们，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到我们二班或者找我们班老师的麻烦格杀勿论。好象刚开始他们还有点不服气，十来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趁陈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跑到我们班教室门口大呼小叫的嚷着要揪“走资派”。我一气之下率领我们班一帮弟兄冲了出去一直追到他们班把他们课桌板凳掀了个底朝天，他们才老实了。这样我就把陈老师给保了下来，陈老师为这一直很感激我。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通过关系把我介绍到了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学习拉手风琴。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专业文艺工作者。
县宣传队那段日子非常令我难忘。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感觉自己的人生从那时起才真正开始了。
宣传队规模不算小，大约有六七十人。说起来虽然是专业团体，但水平却很业余。除了乐队几个人以外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身，尤其是那些演员不像我们搞乐器的，孬好你得会几下，他们不用，只要不缺胳膊少腿都能用的上。浓眉大眼的演正面人物，歪瓜劣枣的演反面人物。反正节目质量要求也不高，大伙水平都差不多，谁也不会笑话谁。一场演出下来，笑场、忘词、穿帮、错戏什么洋相都出过。演员也不分组，人人都是多面手。碰上啥演啥。舞蹈跳完演话剧，话剧演完说不定又改独唱了，独唱完了衣服一换又演匪兵乙了。宣传队整个就是一个大杂烩，一场两个小时的演出相声、数来宝、三句半、舞蹈、戏曲、独唱、合唱、歌剧、话剧什么都有。我们还排演过整场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和豫剧《刘胡兰》《朝阳沟》等大型多场次的剧目。
我们乐队的乐器也简单，除了锣鼓家什以外就是板胡、二胡、笛子、筝、扬琴、三弦、琵琶等等，只有我一把手风琴还有一把大提琴算是高档一点的西洋乐了。演出的谱子统一都是用简谱，没人用五线谱。用起来即不分一声也不分二部，一个谱子大伙跟着演员齐拉共弹从头走到尾。
由于经费有限，不但乐器简单，舞台道具灯光音响也简单。几乎所有的道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比小孩玩的强不了多少。灯光要求也不高，有个亮就行。有的时候下乡演出，因为没有电，台上挂几盏煤油灯照样演得热火朝天。音响更简单，“红灯”牌的电子管扩音机带两个“百灵”牌高音大喇叭，舞台两边一边挂一个。声音一阵大一阵小，有时半天没音，突然一声怪叫能把人吓一大跳。哪像现在一个晚会光灯光音响就要拉几大卡车。
你可别小瞧这个宣传队，除了我这样及个别的属于“三无同志”以外（无地位、无后门、无城市户口），其它人个个都有来头。尤其那些演员，他们的父母基本都是县五大班子六大团体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般人也进不来。
不过这到底还是文艺团体，演员们不论长相还是穿着打扮都比一般单位还是要强的多。有些女孩妆一化往台上一站你都看不出她是人还是仙。
文艺团体历来是一个容易出乱子的地方。一帮子青春骚动的少男少女搅在一起，自然是台上台下都有戏，很热闹。我们宣传队绝大部分都是女孩，男孩总共只有我们二十来个，这样就有点肉多狼少的感觉。稍微象样一点的男孩在队里很红火，明里暗里的都有几个相好的。女演员们平时的心思除了用在争角色上就是用在争男朋友上了。不管长得孬好都闲不住，今天和这个好了明天和那个掰了，俩人为这事掐起来的也是经常发生的。由于男孩实在不够用的就连我们这种土头土脸的农村娃有时也能趁混水摸把鱼。
我就曾被俩女孩同时爱上过。现在想起还心有余悸。那天晚上去一个水利工地演出还没结束，我刚下场正在后台收琴，队里有个叫胡倪的女孩把我给堵那里了。她长得又胖又蛮，个头比我矮不了多少，皮肤倒挺白，一脸的横肉。平时在队里主要演一些女匪首领什么的。我们背地里都叫她“女魔头”。胡倪倪头戴礼帽，脚蹬长马靴，一身戎装，手里提着大盖匣子枪，眉毛高挑，嘴唇发青，脸画得煞白煞白的卡着腰站在我面前凶巴巴地对我说道：“从今天开始，你要跟我好。”
“你说啥？”我抬头怔怔地看着她。
“我让你跟我好。”
其实我早已经觉察到她对我有那么点意思了，平时有事没事的总想往我跟前凑。说话还老看我的脸色。
“你该不是有病吧？”我说了一句，绕开她走了。谁知她并不罢休，我走到哪，她就跟到哪，也不说话。就这样一晚上不论我走到哪屁股后面都跟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女土匪。搞得全队人都笑我，问啥时候雇上保镖了。
其实那阵子我已经和一个叫孙椿的姑娘好上了，俩人眉来眼去的有些日子了。孙椿长得可是比她强多了。个头身材都很好，队里有好几个男演员都追过她，可她偏偏只对我情由独衷。另外她戏功也好，主演过豫剧《朝阳沟》中的银环和《刘胡兰》中的刘胡兰。每次她在台上唱着要和栓宝决心到农村改地换天干上一百年的时候，我就想现实中的她真要能跟我回农村干上一百年就好了。而当每次戏里凶恶的刽子手要拿铡刀铡她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刘胡兰”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恨不得冲上台把她从“敌人”的铡刀下解救出来。后来胡倪为这还找孙椿当面理论过，甚至还闹到他们父母那里。好在孙椿他爸是县委副书记，而胡倪的父亲只是个县武装部副部长，归孙椿她爸管。没办法，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胡倪只有甘拜下风悻悻而退，每天两眼恶狠狠地在一旁看着我和孙椿成双成对的出出进进。
那时候人胆小，不像现在，认识两天就敢直接上床把一辈子的事办了。说俩人好也就是那么一说。俩人好也仅仅是体现在平时在一起说话多一些，议论议论队里的一些是是非非，背地里说说别人的坏话，晚上演出互相拿个衣服看个摊什么的，有时俩人也红着脸到食堂打饭回宿舍合在一起吃。要不就是女的帮男的洗几件衣服缝个扣子什么的，胆大的趁天黑俩人拉拉手已经是极限了。绝对没有其它出格的事情发生。我和孙椿好了一年多都没有拉过手。有时俩人心里也痒痒，但就是没那胆。
我们队长是个从部队专业下来的一个老同志。他并不懂专业，只是在部队当过几年宣传干事，跟文艺沾那么点边，所以分到我们宣传队当队长。他好象对男女之间这些事特别感兴趣，经常找一些有几份姿色的女演员单独谈话。每次开会他也是很少谈业务，只是啰哩啰嗦的指名道姓的说这些事，口口声声的要替大家把好革命的爱情关。好笑的是人家本来俩人没那意思，经他这么在会上公开一指点，俩人茅塞顿开，下来立马凑一块了。好象他成媒婆一样了。后来倒是这个老队长没有把住自己革命的爱情关，在和一个女演员单独谈话时企图向人家下手，结果被女演员告发了，最后被开除回老家了。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贴在队部门口的检讨书。
……由于本人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不够，放松了思想改造，沾染了资产阶级坏习气，企图摸革命同志的身体……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今后我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认真学习，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后来队里又调来一个队长。大高个、红脸膛，说话声音跟装了扩音器一样特别洪亮。会吹笛子，但不识谱，瞎吹。每场演出都要拉上我给他伴奏上台吹那首《扬鞭催马送粮忙》来回就这么一首，后来一打听，原来他就会这么一首。他也很注重抓队里这方面的事。每次开完会一说最后补充一点我们就知道该说这事了。不过好在没有犯前任队长一样的错误，看来他暂时还不想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七八年三月十日，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冬季的寒冷还没有散去，天上下着毛毛雨，到处湿漉漉地，冷风刮在脸上依然有些刺痛。莲妹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说梅子上吊自杀了。我一听马上向孙椿借了一辆自行车带着莲妹急匆匆的赶回了家。
等我见到梅子的时候，她已经咽气了，穿着一身花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安详地闭着眼睛，就像睡熟了一样，没有一丝的痛苦，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她娘在一旁哭得死去活来。
我一了解，原来是她娘为了多收人家一点彩礼硬要逼她嫁给一个临村的残疾人。她坚决不愿意，便以死相抗争。当时我一听火冒三丈，冲上去就要打她娘，要不是被旁边的人拉住了我会狠狠把她娘暴打一顿。
望着静静地躺在门板上的梅子我对她大声哭喊道：“梅子呀梅子，你这是何苦呢？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
梅子出殡下葬的那天我和春生莲妹冒着蒙蒙细雨守在她的坟头前待了许久许久，我们在心里默默祝愿这位好朋友在另一个世界里能活得开心点。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尝到离别的痛苦。
我听说梅子在自杀的前一天到宣传队来找过我，但没有找到。直到现在想起这事我还很后悔，如果当时她要找到我也许就不会自杀了。我记得我去宣传队报到的那天，她来送我，见我裤管上沾了些泥巴星星她还蹲下仔细地帮我拍打干净。她离开我们的那一年才刚刚十六岁。一朵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儿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凋谢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要回去都要带一些水果点心和春生莲妹一起到她的坟头上去坐坐，和她说说话，我想她在那边一定也很想念我们。
梅子的死对她娘打击也很大，人疯了，天天衣衫不整地围着村子唱。后来死在村西头一个山沟沟里，好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同时梅子的死还使我和莲妹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她并没有对我说什么，但我感觉她好象还是在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在她眼里我已经无法看到过去那种对我信赖、崇拜的目光，而是一种淡淡的冷漠。每次见面冷冷的表情、冷冷的言语，刺得我心痛不已。我知道她这是在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梅子。因为我们曾经在一起发过誓，要彼此好好保护对方，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一定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而我们却眼睁睁地就这么看着梅子离开了我们。
春生爹也死了，是喝酒喝死的。家里只剩春生一个人守着那两间随时都可能倒塌的破草屋，生活也无着落，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毕竟是一个才十六七岁的孩子，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人管没人问在村里游荡。我怕他一个人在家寂寞害怕，一有空就经常回来看他，有时候还给他几块钱的零花钱，或者给他买双鞋买件衣服什么的。晚上也尽量能留下来陪他。多少个寂静的黑夜里我俩躺在他家那盘土炕上望着黑洞洞的屋顶一聊就是一整夜。聊我们快乐的童年、聊我们伤心的过去、聊我们未知的将来……
迷茫笼罩着我们每一颗驿动的心。青春的伙伴将走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