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投入洪流

二、投入洪流

那天有一个挺面熟却又想不起姓甚名谁的人来找王一夫，问他对于共产主义理论有什么心得，对时局有什么看法。一夫大概是受李群影响，于是侃侃而谈，反正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人用亲切的目光看着他，再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想只要和李群在一起，当然愿意。于是一夫就办了手续，参加了共青团。入团以后他才知道，找他谈话的那个人竟是区委书记，是因为李群的大力举荐区委才同意发展他的。

当晚李群约一夫到外滩走走，并突然用双臂抱住他，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

李群温情脉脉地看着一夫的眼睛说：“一夫，我们永远作志同道合的同志！”

王一夫温情脉脉地望着她，并点了点头。

那一天李群带一夫去见一个人。那人目光深邃并且风度翩翩。他伸出手来对他说：“一夫同志你好，我叫周恩来。”

一夫心里震了一下，这个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不禁上下打量对方一眼，并赶快伸出自己的双手握住周恩来的手对他说：“请你指示。”

于是他和李群一起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住在各棚户区的工人纠察队员运送武器弹药，并与北伐军潜入上海的秘密人员联络，为他们指示目标。

有一天是礼拜日，李群来到一夫家里，对他说：“跟我来，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当他们走出弄堂，李群又挎起一夫的胳膊说：“上级指示，要我们以恋人的身份赴会。”她说着，一双眼睛饱含深情地望着一夫，还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在一个石库门房子里，一位区委领导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在这里，有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以外的地区，控制在孙传芳部的势力手里。这里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便从这儿开始。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也设立在上海。”

王一夫听得很认真，就像在学校里听讲。

那位区委领导人接着说：“北伐战争开始后进展得很顺利。在湖南、湖北击破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以后，又在江西、福建大败孙传芳的军队，西南许多省份纷纷归附，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迅速扩展到十个省。两湖等地区的工农运动正在蓬勃高涨。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党员的人数，一九二五年一月四大开会时还只有九百九十四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已增加到一万八千五百二十六人，两年间猛增了近十九倍。”

“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即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这个军委，同时也就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后，又确定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第三次起义前夜的客观形势同第二次起义时相比，有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北伐军已经胜利地控制了江西、浙江两省和安徽大部分地区，前锋从南、西两面逼近江苏南部，上海各界人民已在欢欣鼓舞地准备迎接北伐军。

原来盘踞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经过北伐军多次沉重打击后已支撑不住，只得投靠统治着东北和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二月底，张作霖派遣鲁军毕庶澄部南下，而原来驻守在这里的孙传芳系统的李宝章部撤离上海。毕庶澄部只有三千人，加上当地警察共五千人左右，兵力并不强，军心又严重不稳。他们刚到上海，对环境很不熟悉，同地方上各种势力缺少联系。毕、李两部换防之际，防守上也露出漏隙。这对工人的武装起义是有利的。”

大家正听得聚精会神，外面小摊上喊起来：“香烟，来两包好勿啦？”

区委领导同志立即停止了讲话，对大家说：“快点动手，把麻将和起来，响声越大越好！”

四个人赶快把桌上的麻将和得哗哗乱响，其余的人纷纷起身站在那四个人的背后，装作看牌。

两个侦缉队的人过来，对门口的房东老人说：“喂，借个火。”老人默默无声地替他们点上火，而他们趁点烟的时候向屋子里探了探脑袋，见没啥可疑之处，就走掉了。

直到外面的小摊贩又喊：“中午了，好生火做饭啦！”区委领导人才笑笑说：“大家坐好，我们继续。”

于是大家继续开会。

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是二月二十三日夜间决定成立特委和军委的。时机已很紧迫。第二天上午，周恩来立刻参加上海区委各部（即各区）书记会议，详细地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并在会上指出：“军事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下午，他同各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议上作军事工作的报告。他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说明起义的依靠力量有三支：一，纠察队，目标是五千，先组织三千人；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三百人，目标是五百人；三，特别队。

他在这次会上提出军事准备工作的五项具体意见：第一，建立领导机构。军委除原有五人外，再增加罗亦农（以后又增加了王一飞）。各部委（即各区委）分别组织军委。第二，加强队伍的训练。对纠察队先着重形式，编符号。自卫队从事训练，考查人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等。第三，加强敌军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每天接洽一次。第四，武器准备。他从当天的调查中得知，现有枪支一百，其中还有不少是坏的。需要集中起来，再没法添买，运输也要预先准备好。第五，情报工作。这时，北伐军正沿南京和杭州这两个方向进逼上海。因此，情报工作先分三路：一写信给杭州，二派人到上海和杭州间的松江、龙华一带，三到南京与无锡。

为了落实各项措施，周恩来亲自到商务印书馆、法商电车公司、沪东工人等党的力量较强的重点单位去了解起义的准备情况。到浦东、引翔港等处察看地形，解决有关实际问题。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过实际作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在闸北宝兴路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班，由各部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参加，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

那天李群来找王一夫，对他说：“周恩来从北伐军中调来一名军事人员、黄埔军校一期的共产党员侯镜如，让他负责对工人纠察队进行训练，还通知我们也参加。”

当他们要出门的时候，李群把手挽住王一夫的胳膊问：“忘啦，以夫妻的名义？”

王一夫猛地抱住李群，在她的唇上用力地吻了一下，才拉着她出门去。

他们来到市郊的一块收割过的稻田里，一位穿着长衫身材魁梧的人上来与他们握手说：“你好，我叫侯镜如。”

王一夫笑起来说：“喔，你就是从北伐军来的那位军官同志！”

侯镜如虽然后来脱离了共产党，并且成了蒋介石手下的一员悍将，官至兵团司令。但此时他是忠实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的。他拿出两支手枪交给王一夫和李群：“先动手，把它拆开，然后再装上，要尽快地熟悉它！”

当他们掌握了枪支的拆卸和组装之后，侯镜如又手把手地教他们射击要领。王一夫学什么都特别灵光，他略为做了一下射击预习，就装上两发子弹，向靶子开火之后，居然都击中九环以内。不但如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单独受过什么军事训练，却成为被周围认识他的人公认为是枪法好的人。

所以侯镜如赞许地走向前拍了拍他。

李群毕竟是女人，她也装上两发子弹，只有一发中靶。

侯镜如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训练各区纠察队的骨干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暴动需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

经过二十五天的训练，有一千八百名纠察队员可以使用武器了。在武器准备方面，购买了二百五十支手枪，并从租界内秘密地偷运出来。

此时正当闸北商会会长鉴于时局艰危，地面不稳，于是他花大价钱买了枪支弹药要组织商业保卫团。

王一夫得到了这个消息，急匆匆地跑来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问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我们是不是要参加？”

有的工人说：“我们参加保卫团？难道去保卫资本家？”

周恩来哈哈一笑道：“保卫资本家做什么，你们想想，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工人说：“缺长枪。”

周恩来说：“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打进去，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中。”

经过他的启发教育，商务印书馆有二十多个工人受他的委托报名参加了保卫团，占保卫团总数的三分之一。

保卫团发给每个团员一支枪、一套制服、三十发子弹，平时可以把枪放在家里，到执行任务时再带枪出发。

三月初，北伐军分两路进逼上海：一路由西向东，经宜兴取常州；一路从南向北，由嘉兴攻松江。整个局势越来越紧迫了。

在五日晚的特委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报告，宣布：“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并且说明：行动分为引翔港、杨树浦、闸北、小沙渡、南市五个区。由于军阀的兵力集中在闸北，起义队伍也“集中力量在闸北”。

三月十九日，也就是起义前两天。清晨八时，上海区委主席团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就由周恩来报告：“昨晚消息，松江大战，宜兴确下。毕（庶澄）有败退可能，同时有暂时压迫我们的可能。所以今天罢下（按：指罢下工来）而无动作，必受压迫。”根据这些情况，周恩来果断地提出必须采取行动。

他说：“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

下午，罗亦农在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下预备动员令。并颁布《行动大纲》，规定：“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民选市政府。”当晚，起义领导机构作出“假定后天（二十一日）一致动作”的决定。第二天，上海罢工工人已达到二十八万人。当天，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在傍晚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事前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条件成熟时果断地选定起义的时机，这两条都做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中国共产党最后作出发动起义的决定。

行动的时刻到来了！

周恩来走出会议室对王一夫说：“一夫，你们赶快把会议决议分别送达各部负责人的指挥所！”

王一夫和李群接过起义总指挥部的命令分头飞奔而去。

中午十二时，全市约八十万工人宣布总罢工。按照周恩来预先所作的规定，四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这是工人纠察队行动的信号。中午一时，起义队伍系着白底黑字“工人纠察队”的臂章，领取武器，到预定地点集合。租界内的工人也涌向华界。还有人在煤油桶内燃放鞭炮助威。

起义的行动，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七个区。参加行动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有五千多人。在前线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前线总指挥部设立在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

当天清晨，周恩来和赵世炎在王一夫、李群的陪同下进入总指挥部。他在总指挥部的西厢房里，和赵世炎一道，一会儿伏在桌子上，对着上海市区地图，边指划边商量，一会儿和外面进来的联络员交谈，听取报告，指示行动。他还亲临现场，往返于火车站、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三路指挥战斗。

起义发展得十分迅速。当时毕庶澄部的鲁军为了便于撤退，主要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区。所以，其他地区的战斗都比较顺利。南市最早打下，工人纠察队先取下警察局，再占领高昌庙和南火车站，把警察的枪都缴了。浦东在两小时内也拿了下来。吴淞由铁路工人和纱厂工人占领。他们缴获了大量武器，武装徒手的工人纠察队员。到下午四时，闸北以外的各区先后取得胜利。

这时，斗争焦点集中到敌军兵力厚集的闸北区。敌军在闸北共设有二十多个据点，其中主要的是：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当天四时前，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的敌人先被解决。周恩来把指挥机构迁到第五区警察署。

四时左右，吴淞部委送来一个重要情报：敌军毕庶澄部五百人左右，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数挺，于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列车到达吴淞附近时，发现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掉头返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

周恩来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刻召集会议研究。在会上，他当机立断地说：“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他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按：指北火车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

他指着地图对王一夫说：“要选择接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并且你要亲自率领工人纠察队第一中队和第四中队一个小队到天通庵勘察地形，布置兵力。”

王一夫领命而去。

没一个小时，周恩来经过仔细观察后，又派人把王一夫找来对他说：“你去一趟天通庵车站，找到住在那里的老板道工鲁大爷和他的儿子，请他们把路轨的道钉拔掉！”

王一夫说：“有数！”即返身飞奔而去。

周恩来又说：“现在我们将队伍分为两支，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在铁路两侧！”

两名负责人立即转身出去布置。

黄昏前后，列车进入伏击圈，火车因道钉被拔而突然出轨翻倒。车厢里传来一阵狼哭鬼叫之声。

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立刻以密集火力猛烈射击。列车上的敌人毫无准备，又因车门被关闭反锁，无法打开，只能在窗口抵抗。不久，沪东和虹口的工人纠察队也赶到，投入战斗。天黑后，敌军一部分士兵下了车，坚守待援。周恩来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并发动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赶快投降”。经过一夜战斗，敌军兵心逐渐涣散，火力转弱。到第二天中午，除少数人溜走外，其他四百多人挂起白旗，丢出枪枝，全部被俘。周恩来命令用缴获的武器弹药来武装徒手的纠察队，将其中的轻机枪调拨给正在围攻北站的纠察队，以增强战斗力。

东方图书馆是敌人军需处所在地。这里又处在宝山路中段，是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间必经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驻守的敌军虽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但凭借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并配备有两挺轻机枪，子弹充足，易守难攻。起义前，工人纠察队先去察看，已引起敌人注意。总攻一开始，敌军以密集火力顽强扼守。工人纠察队牺牲三人，受伤一人。

许多工人急了，准备利用梯子和搭起的桌椅爬越围墙，向里硬冲。周恩来立刻加以制止说：“这样不行！你们这样上去跳墙，容易暴露，牺牲太大！得另外想个办法。”

他细心地察看地形后，决定为了减少伤亡，改用“围而不打”的办法。在它对面的商务印书馆三楼上部署火力，严密监视。敌人一露头就猛烈射击。并要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东侧另挖一条一百多米的交通壕，来保护总指挥部同北火车站之间的交通线。

他说：“我们打下北站，这个孤立的据点，敌人自会放弃的。”

这样坚持了一天。到天通庵战斗结束后，原在那里参加战斗的工人纠察队陆陆续续地开到东方图书馆来。指挥部用广播喇叭宣传天通庵的战斗已经结束，劝告守军投降，否则要用炸药爆破了。下午四时半，敌军用白毛巾扎在竹竿上伸出墙外，表示投降，并停止射击。

但是部分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经验，不懂得对方悬挂白旗的含义，仍在继续进攻，敌人只好继续射击，于是又牺牲了六个人。

这时，周恩来又来了。他立刻命令：“不要再打啦，停止战斗，接受对方的投降！”

当工人纠察队的枪声一停止，果然敌人排成一行举着枪走出了据点。工人纠察队员欢呼起来，纷纷跃起身冲进图书馆去。

总指挥部随着也迁入东方图书馆。

这时敌人在上海只剩下最后也是最强固的据点──北火车站。敌军在这里的守备力量很强。北站的屋顶上设有重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停着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配备有迫击炮两门。在宝山路和北河南路交界处，还有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设下的重机枪阵地。周恩来在起义队伍占领第五区警察署后，就开始指挥对北站的围攻。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他作了周密的部署，在虬江路到北站间修起三道防御工事，以便逐步接近并包围敌人。黄昏后，敌人的炮火射击，引起宝山路东侧的居民住屋着火。火借着风势，沿烧开来。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抢救衣物，一片号哭。

周恩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出击，立即带着李群和王一夫赶到现场。

他对李群说：“你组织一部分人，帮助工人救火并抢救物资，有秩序地转移！”

李群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人力了，马上就去！”

周恩来又对王一夫说：“你去刚才攻克的地方，跟他们商量，想办法多调几挺机枪过来！”

他的话还没落音，有人叫道：“还用商量，已经来啦！”

他们抬头一看，十几名工人纠察队员扛着四挺机枪赶来了。

周恩来见状大喜，忙令王一夫加紧部署，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

果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来，敌军乘他们尚未部署好的这个机会突然发动出击，准备突围，工人纠察队员们毕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他们牺牲了几个人，其他人被迫后退。

王一夫看到情况紧急，立刻转身向周恩来走去，准备向他请战，他要带一部分人冲上去顶住敌人。

可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突然跃起身大喊一声：“同志们，不怕死的跟我来！”

王一夫大吃一惊，急忙向前跑了两步想动手拉住他，但他已经亲自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了上去。

突击队与前线的纠察队会合之后，周恩来伏在地上，指挥工人纠察队员架起机枪猛烈地扫射，冲在前面的敌人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立刻止步不前纷纷逃回去。

他们把敌人打回北站，夺回了防御工事。

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救火工作也顺利地完成了。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前沿检查工事，同纠察队员们一起扛木料，修工事。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周恩来立刻卧倒，全身溅满了泥灰。他毫不在意，掸去身上的泥灰，继续帮助整修工事。

王一夫对他说：“周总指挥，这里是最前线，你的指挥位置可不应当在这里。你还是快回去吧！”

周恩来笑着说：“当指挥的怎么能不来？你们在这里不是同样很危险吗？”

王一夫望着他，心中充满了钦佩。

二十二日下午，毕庶澄看到大势已去，悄悄地换上便服，逃进租界。敌人的残余部队军心涣散，已近土崩瓦解。五时，按照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知，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

队伍汇合时，周恩来站在三叉路口的高地上，对他们讲话。他叙述了各区敌人已先后被消灭的情况，接着说：“现在敌人二千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淞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也被我们解决了！”

他向全体纠察队员下了发动总攻的命令，要求在六时以前攻占北站，结束战斗。各路纠察队员士气高涨，立刻向北站发动猛攻。六时，攻下了敌人的这个最后据点──北火车站。

李群不知从哪里跑出来，她端着一大盘盖浇饭递给王一夫。

王一夫喊一声：“太好啦！”说着就抢过盖浇饭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李群看着王一夫那狼狈样子，上前替他拍打身上的尘土，并说：“你好不好小心一点？不要愣头愣脑的冲在前面！”

王一夫笑笑说：“你讲什么讲？人家周总指挥都亲自带队伍冲到最前线，指挥机枪噼里啪啦地扫射，我怎好躲在后面看西洋景，对他说我的女朋友不放心吗？”

周恩来不知什么时候也走过来了，他听见了他们两人的对话，不由得开玩笑说：“是呀，如果是李群同志冲在前面，恐怕一夫同志也会埋怨李群不小心了吧？”

周围的人们都笑了起来。

李群的脸红了。

经过连续三十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五千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开始时虽只有一百五十杆破旧枪枝和少量手榴弹，但由于事前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包括军事训练和武器补充，又抓住有利时机坚决果断地发动起义，不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前后共缴获步枪三千多支），有计划地扩大胜利成果，终于打败五千反动军警，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

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会上选出了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以及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