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是福

写在前面：这是儿子在脑部受伤引起颅内出血那天，作为母亲的我的一段心路历程。用文字记下这件事，只是不愿忘记，那一天所经历的酸楚与痛苦，以此告诉自己，没有什么比家人一生平安更重要的了。而对生活的很多意外，我们不要以侥幸心理来面对。一个侥幸，可能带来的就是一生的遗憾。

那是二OO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点十五分，我刚好在家正往电脑里查找东西。“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我起身拿起电话，是在XXX小学三年级就读的儿子从学校打来的，他对我说：“妈妈，我不舒服，你过来接我到医院去看。”我一听儿子说他不舒服就急了。忙问“怎么了，儿子？慢慢说。”儿子“哇”的一声哭起来，“我被同学撞了，我头晕？呜呜，妈妈，你带我到医院去看”“别急，别急，不要哭，我马上到学校来。”我连忙放下电话，几下换好衣服，穿鞋、抓过桌上的包、砰地关上门，匆匆往学校赶去。

我几乎是小跑着到学校。到儿子的教室时，一阵气喘吁吁。他们班的正副班主任和学生们都正在吃午饭，只有儿子趴在自己的课桌上。已经没有哭了，只是恹恹地，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完全没有往日的灵活。他见我来了，从座位上站起，慢腾腾地向我走来。一张小脸苍白，泪眼汪汪的，皱着眉头，是很难受的表情。我只觉心一揪，忙拉儿子到身边，把手放到他的额头，试着温度，一边问儿子：“怎么回事？”“晓杰，你给妈妈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嘛。”班主任张老师见我问孩子，不慌不忙放下手中的饭盅，站起来，语气正如她脸上的表情，冷冰冰的，不带丝毫笑意，一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感觉。于是儿子讲起来。他说，在最后一节体育课的时候，他们正练习跑步，班上一位同学从后面跑上来，把他撞倒在地上。他从地上爬起来就感到头晕，一直到现在仍然晕得难受。“让我看看在哪里？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我一边检查儿子的头部有没有伤口或流血的地方，一边问，“撞到我头的左面。妈妈，我头晕！”儿子说。“晓杰妈妈，晓杰在跑步的时候与另一个同学撞上了，我站得远，也没看清楚当时是怎么样的，他说他有点不舒服，你看是不是带他到医院看看？”张老师接过话。我心里瞬间涌上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体育课都结束这么久了，你为什么就没想过带孩子先到医院去看看？体育老师呢，为什么不来与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孩子跑步的时候，他又到哪去了？”我心里嘀咕，但是却不想再多说一句话，沉吟了会，感觉面对这种状况，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脸色自然也不会好看，拉着儿子就出了他们的教室。

走出学校，我想离六院最近，就到那检查检查吧。于是我们就向六院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我反复问儿子：“头晕好点没有，想不想吐？”因为儿子头部一点外伤都没有，儿子又说只是头晕也没想吐，我紧张的心稍稍平稳了下，但还是告诉儿子我们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儿子转过头看我，问我有没有吃中午饭。我说：“还没有，你别管，一会从医院出来在外边随便吃点就行了。”儿子垂下头，静静随我走了一段路，“妈妈，我只是想睡觉。你不要太担心，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他突然说，“我还没吃午饭，我想吃我们小区附近那家的米线了。”看看儿子消瘦的脸没有一丝血色，我一阵心痛，也不忍心拒绝他。心想也行，先把饭吃了，再看情况而定吧。于是调头往家的方向走去。儿子最终还是什么也没吃。虽然儿子一再说他比开始好多了，看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强烈不安的感觉始终在我心里萦回，忐忑中我把他带回家，吩咐他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后就让他上床休息。他一躺上床就睡着了。我坐在床边，一抬眼，看见电脑还开着，原来走得太急，也没顾上关，就上去关上电脑，再倒回来坐在儿子身边，一步也不敢离开。盯着他白得有点透明的小脸，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心里七上八下，怦怦直跳。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他一下醒来，嚷着想吐，叫我赶紧给他拿个东西来。他干呕了几下，事实上也吐不出什么，他只有在回家后喝了点水。我直觉儿子的情况不像表面那样轻松，心里第一念头是孩子会不会摔成脑震荡了。我立马把他从床上扶起来，一边说“儿子，我们到医院去！”一边给他穿上衣服，让他坐在凳子上等我穿鞋、拿包，不再相信他休息休息就会好些，坚持说要把他带到医院去。儿子起床后，干脆就直接躺到家里的跑步机上。“妈妈，我不想走路。”他对我说。“没关系，妈妈背你，你一定要去医院！”我很坚定。（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的他已经站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且只要一动就会晕得厉害，所以才不想上医院。于他，根本就不懂事情有多严重，心里只有躺着会好受一些的念头罢了）

背着他下了楼，我一步也不敢停地穿过明佳小区，小跑着直奔六院。儿子把头搭在我的肩上，反反复复对我说：“妈妈，我很重吧，你累不累，你放我下来歇会儿。”“妈妈慢点，我不舒服。”声音显得有气无力。我欣慰儿子的体贴懂事，同时更担忧儿子的状况，却唯有做出没事般安慰他“没关系，妈妈背得动。你这么瘦！”而那个时候我害怕浪费时间，出租车也没敢招，因为我知道此时三点钟左右，正是出租车的交接班时间，一时半会儿是打不到车的。所幸的是，没走多长时间就乘到了一辆要途经六院的定向长安车。

在医院门诊部，导医小姐告诉我到后面住院部六楼去。我又背着儿子笃笃笃地直往住院部六楼。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医生。他让我把儿子放到一张长方形木桌上躺好，问了问情况，粗粗地看了下儿子的头，就对我说：“需要住院，先照个CT，你去交费办手续吧。”我一听住院就愣了，为什么不是先检查CT再决定是否住院呢？真的需要住院吗？忙问医生“先照CT，然后输液不能解决吗？一定要住院？”“那你到儿科医院去嘛，头部受伤了，看他们敢不敢放你们走？”医生那略带讥屑的口吻，听着很是刺耳。“妈妈，我头晕，我难受。”儿子微弱的声音，在叫我。我的心霎时像被什么拧着了般，疼痛一下漫彻到五脏六腑，眼泪一下涌上来，不再迟疑。我转过头擦掉泪水，再转过来对医生说：“住就住吧！医生，该作什么检查就马上检查，我去办手续，行吗？”然后让儿子躺在这里别动，我随医生来到他的办公室。

拿着办住院的手续单，我先把孩子放在一张条形椅子上，让他躺好等我，在楼上楼下来回奔跑，这里填单子、那里交费、最后把办好的手续回单又交给医生。医生说了，必须住进医院了才好详细检查以及治疗。（儿子在那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乖巧懂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让我泪流满面）。

CT室，那个男医生举着输液瓶，我双腿跪在移动床的边上，小心奕奕地避开输液管抱起儿子，我必须把儿子从这个移动床抱到与床同样高的一个架子上，才可以拍得到CT。可能是前面背着儿子走了一大段路，在医院里又嫌电梯太慢，为了结约时间，我不停在六楼与一楼间来回奔跑，耗费了太多的体力，我感到抱孩子时双手不停地哆嗦。“让她自己抱！”那位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医生喝住了一双伸出来的手。是CT室里准备给儿子拍片的医生，可能是看到了我的吃力，好心地想帮我一把，而被这位同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给阻拦了。我想，这句冷冰冰的话语我很久都会没法忘记。

CT报告出来了。医生告诉我，“孩子颅内出血，必须马上开颅手术。”霎时，我发现自己石化了般，凝固在医生办公室，只觉心里一片茫然。我手足无措了。我听说过颅内出血，也知道开颅意味着什么，就是手术即使解除了对生命的威胁，后面也还有很多不可意料的意外。“快去叫一个你的家人拿钱来，得马上动手术，这需要很多钱的！”一个老医生走过来一语惊醒了我。去儿科医院手术的念头一闪而过，我又一下否决了，我不能冒在路途上可能出现的任何意外之险，时间就是生命。“医院可以用银行卡吗？”我问。身边的护士告诉我不能用卡，只能用现金。我请求医生：“你们先做手术吧！我爱人在外地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目前我现金没这么多，术后我一定会把钱缴上！”“那怎么行，你到时赖账怎么办？孩子的爷爷婆婆、外公外婆呢？或者你家的任何一位亲戚来看着孩子，然后你去找钱也可以嘛。”那个老医生不同意，在一边絮叨个没完。我急了，说身边真的没什么人，请求他们先做手术。“我付得起这点医药费，不会赖帐，你们放心吧。”我大声说，老医生与那位中年男医生还是钱必须马上到位才可以手术的态度，使我几乎要发狂了。在我与他们争执的同时，办公室又进来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医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五楼脑外科的董主任，也是为儿子手术的主刀之一。而六楼是医院的儿科部），他和气地对我说：“你不要太着急了，…….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我们会以先救病人要紧，不要担心。医院旁边有银行，你把卡拿到那里去取现金吧，我们这里用不了卡。”一听在为儿子的手术作准备了，我乱跳的心稍稍平下来，问清附近银行的具体位置，以及大概需要的手术费后，我走出办公室，来到儿子的病床边。儿子意识已经有点不清了，全身插满了管子，因为难受，在床上翻滚，显得特别烦躁。几个护士按住他，给他抽血、量血压，有条不紊地做着术前准备，我的心随儿子一声声“妈妈”紧缩、纠结，泪水不止地涌出眼眶，顺着脸颊淌下。一位护士好心地提醒我：“你去找钱吧，这里有我们，没事的。你小心过马路！”我一语未发，看了看儿子，就扭头转身冲出病房向银行方向跑去。到银行我一看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人这么多，不假思索，转身就出来又直奔医院，那时我唯一的意识就是，我不要在医院以外的地方浪费一分一秒，我要守着我的孩子。

在飞跑回医院的路上我强压着满心的痛楚，拔通了老公的电话，“老公”我哽咽了，深深地吸口气，我继续说“儿子在学校摔到头了，是颅内出血，医生说必须马上开颅动手术，我们在六院，……你马上回来。”当老公告诉我他正好今天回重庆，而且已在回家的火车上了时，我感觉安心了些。但是，病房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给儿子剃头的那一幕却又让我整个人掉进了撕心裂肺一般的煎熬（手术要求必须剃光所有的头发）。这是在为儿子进手术室做开颅手术最后的准备工作。一位近五十岁的大姐正在给儿子剃头发，可能半昏迷中的儿子下意识地感到整个人被束缚着很不舒服，不停地扭动身子和头，一边哭着叫妈妈。那位大姐手上剃头的刀子因为儿子的不配合，一不小心就在儿子头上划了一条口子，血从口子里浸出来，漫成一条线，而后又是一根，再是一根…….“大姐，你慢点！求求你慢点，你看，你把我儿子都划伤了，头上血也流出来了，晓不得他有好痛！”。我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哭着不住求着为儿子剃头的中年妇女，只望她小心点，不要再为头部受伤的儿子增加痛苦了。这一刀刀，更是狠狠地割在我的心上，血汩汩地流出来，疼痛漫卷到了每根经脉。……

我随护士把儿子推进电梯，送到手术室，直到“手术中，闲人免进”的大门阻挡了我的脚步。我呆呆地盯着手术室的两扇门，所有的思想都停滞了，儿子的生死未卜让我无所适从。电话响了，我机械地拿起电话，贴在耳边，“老婆，儿子进手术室了吗？”是老公打来的，“哦”我下意识地回应，“你给XXX打个电话，叫她过来陪你吧，我六点钟就到了。别太着急，老婆，我们儿子会吉人天佑的，一切都会没事的！”老公在电话里安慰我，我想他考虑到了我身边没人，所以才这样说，让我给我的一位朋友打电话，叫她过来陪着，以至我在手术室外，不因孤单单一人而太过彷徨无助。而那个时候的老公其实也是心急如焚了。“哦，嗯，好！老公，你快回来！……”我一下挂断电话，泪水倾泄不止。

手机铃声再次响了，是儿子班主任打来的，我深吸了口气，接通了电话“喂”，“孩子怎么样了？刚才我往你家里打电话了，没人接。”张老师问。“颅内出血，正在手术室。”我冷冷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实在没有多的心情搭理她，内心里，实在是有点怨恨这些老师的。接着，我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听从了老公的建议。那个时候，我是如此迫切希望身边有个亲人，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在这里陪着我等孩子平安出来。

朋友正在解放碑，一听说这事，也很着急，在电话里问清地址，说马上打车过来。

朋友的回答让我心里浮上了一点暖意，这时才发现，自己全身一直在颤抖，只觉冷得厉害。放下电话，我不知自己还可以做什么，退到手术室外走廊边上的椅子，盯着手术室紧闭的两扇冰冷的大门，双手合着，十指不停扭缠纠结，眼里脑里全都是儿子浑身插满管子的身影。那一瞬间，我体味到了什么是肝肠寸断，什么叫欲哭无声。

电话又响了，我打开一看，还是儿子老师打来的，她问我是不是在六院住院部，“嗯，七楼手术室。”我简短地说完，“啪”地挂断了电话。

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转身看着窗外。天空已经暗下来了，城市林立的高楼模糊成了一片灰色的烟影，如果没有昏黄的光晕从中淡出来，我几乎怀疑它们会随风而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儿子班主任来了，想来班主任已通知了学校，学校也清楚了事情的严重，还另外派了两位老师随她的一道来到医院。张老师介绍说是学校的什么主任、组长。我心里自想着儿子，没有心情搭讪他们。可能见我一副漠然的神情，他们也没再多说，静静的站在走廊一边。

“琦”！朋友来了，从电梯跨出来，叫着我，满眼焦急与担忧。“慧”看见她，我叫了一声，却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眼以对。她走过来，眼里也噙满泪水，什么也没有问，只是递给我一盒纸巾，然后搂着我的肩，用手轻拍我的背，无声地给我安慰，我想这个时候，她也知道，任何的语言都会显得轻浅，毫无份量。她默默坐在我身边，陪我等待孩子手术完后平安无事地出来。与她一道来的她的同事站在我们身边，也只是连声说“会没事的，会没事的”。我想，这个时候，除了这样的话，他也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安慰更为恰当吧。

不再是我一个人了，然而这个走廊里还是那样寂静，清冷。旁边的老师，有一人不知在与谁打电话，压低了声音，偶尔一两句飘过来，竟是如此遥远。

撞我儿子的同学的爸爸也来了。他不停地向我打听孩子事情发生的经过，言语中有着立马就想把自己孩子的撇开的意思，我很是反感，硬硬地丢给他一句“不知道，现在我不想说这些”也没再理会他。

“叮”电梯门开了，我抬头一看，是老公到了。我悲切地呼了声“茂”，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情不自禁上前抱住他放声痛哭起来。他丢掉手中的东西，反手搂住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紧紧的搂着我。所有痛苦、所有的彷徨，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无助，在那一刻都化在了我歇斯底里的痛哭声中。老公流着泪扶我到椅子边。我们相偎依着坐下，手指与手指紧紧相扣。我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诉说从发现孩子不对劲到现在进手术室的经过。告诉老公“孩子四点钟就进去了，都这么久了，还没出来，我害怕！”老公泪流满面中，却拼命地压抑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只是越发用力扣紧我的手指。对孩子我们是一样的爱，现在也是同样的忧痛并存。那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骨肉，他聪明、活泼可爱，他才九岁。

朋友慧带着哭音，劝解安慰老公，说：“你如果这样，琦会更难受的，现在，你就是这个家、琦的主心骨，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才行，孩子一定会平安无事。手术一定会顺利的。”这时，在一边打电话的老师走上来，她对我们说：“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刚才我问他了，他看了孩子拍的CT片，说片上反映出来的是脑硬膜外血肿，只需在大脑开个洞把血引出来就行了，是小手术，没有多大问题的。”对于医学上的这些术语，我们都不太明白，但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解释，让大家都有松了口气的感觉，空气也似乎流动起来，一扫开始的的沉默不语，就着这事，他们开始谈开了，这一刻似乎所有的人都坚信这只是虚惊一场，孩子一定是平安无事的。这种气氛也感染了我们。老公擦掉泪水，对我说，我想同时也是给他自己信心，“我们的孩子那么坚强，一定会挺过去，一定会没事的。”心里有了这么一个信念，我觉得等待的滋味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时间一分分一秒秒地过去了。突然，有个护士打开手术室门走出来，大家见了一拥而上，七嘴八舍地想问孩子的情况。“不晓得，不晓得，手术完了你们自己问医生，让开！让开，我得赶快下去拿血，血不够了。”护士的回答让整个走廊又恢复了原来阒寂无声的状态。没有人再发一个音，都眼睁睁地看着护士匆匆下楼，一会儿又提着血袋急忙忙上来，跑进了手术室。“你冷吗？”老公发现我全身在哆嗦，紧了紧抱着我的手，另一支手仍然与我的手指紧扣，担忧地望着我问。我摇摇头，只觉全身抖得厉害，怎么也控制不了。“别担心，我们儿子会挺过去的。我相信他。他一直都是个坚强的孩子！”老公在我耳边轻轻地这样说。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老公现在的心情，他也是焦虑万分。我点点头，不敢回答，害怕自己一出声，眼眶里强忍的泪水会再次倾泄而下，惹得老公更加难过。只是更紧地偎进老公的怀里，仿若只有这样，我才不会一触即倒。

“喝点水，再吃点东西吧”不知张老师什么时候买了食物回来，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和一些面包之类的干粮。我打开手机一看时间，原来已是晚上八点过，儿子在四点左右进手术室，距现在也是四个小时了。我感到焦躁不安，动了动身子。老公一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背，另一支手接过水，打开递给我，噙着泪说：“别担心，一定会没事的，要相信我们的儿子。来，喝点水，你看你的嘴辱都裂了。”我摇摇头，没有接，推开他站起来，对眼前的人、眼前的事物，我选择了视而不见，机械地移步到手术室大门边。我向门缝里努力地张望，还是只看到一缕光，里面一片寂静。心，七上八下地跳着。

终于，手术室里有了声响。脚步声，还有说话声。我心里一振，“茂，”我回头急呼老公，“他们出来了！”话音刚落，门“呼”地一下拉开，几位医生、护士推着移动床出来，走廊里的人又一下拥上来，围在儿子四周，移动床不得不停下。儿子躺在床上，缠满纱布的头上还伸出来一根流着血的管子，医生解释说这根管子正在把大脑里没有清干净的於血引出来。而他的鼻子、嘴里也插有管子，说是在输氧气，用纱布绑着予以固定。他闭着双眼，看上去一副不堪疲倦而沉沉睡去的神态，已没有了手术前的烦躁，瘦削的小脸仍然没有血色，但看上去好了很多，已不再是那种透明得让人心慌的苍白。他床边的架子上挂满了输液袋，其中还有一袋是血液，正缓缓从输液管滴进儿子的身体。“晓杰！晓杰！”我轻轻喊他，他没有任何回应。我急了。“医生，孩子怎么样？手术成功吗？”老公见孩子没有反应，也着急地问其中一位医生，正是先前安慰我，说立马给儿子做手术的董主任。陪我们等孩子的人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孩子的手术情况。“孩子的伤比我们想象要严重，”那位医生回答道：“是左脑颅骨骨折，压断了脑里的一根动脉血管，引起颅内出血，所幸的是处理还算及时，现在已解除了压迫，我们把那块骨头也给他放回去了，已经没有生命危险。”“那现在为什么我叫他，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问医生，泪水止不住又成串成串地淌下来。“哦，这是因为麻醉药效力还没过。”另一位约六十岁左右的老医生告诉我，（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医院了为保证孩子手术成功，特意请回的。他是这里刚退休的老教授，是医院做这样的手术时间最长，也是最权威的医生。）“药效大概在今晚一点左右就过，没问题了，放心吧，手术很成功。孩子没什么大问题了。”为了证明他的所言，他掀开儿子身上的被子，用手在儿子光着的身子上拧了一把，儿子似乎感觉到了疼痛，扭扭了身子，哼了一声。“你看嘛，他是有知觉的。”医生笑着说，收回了手。而那一声几不可闻的呻吟，如一针扎在我心上，痛入了骨髓。我内心不仅对那医生生出“怎么都下得了手”的怨意，尽管我知道他不是真心要掐儿子。“他必须还在重症监护室里呆着，直到完全脱离危险期才可以出来。”董主任又接着说，要我们让开，好推孩子下楼。“不是说没有生命危险了吗？怎么还要进重症监护室？”我一听这样的话，心里很是慌乱。“一是麻醉药还没过；再有就是尽管手术成功，但也不能保证术后不发生什么突发情况，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也不能大意；准确地说，手术完后二十四小时内，没再出现什么问题，这才叫过了危险期，而这种专业性的监护，于你们，是做不到的。”董主任耐心地与我们解释。“他会有什么后遗症吗？”一个朋友问。“应该没有，因为他的脑髓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是被於血压迫了，而这种压迫已被解除。”董主任说。感觉老公吁了口气，他用手在我的后背轻轻拍着，宽慰我：“儿子会没事的，没事的，别担心，我们听医生的吧。”儿子随后被推进五楼的重症监护室。

我们的脚步再一次被阻止在了重症监护室的门外。随着大门砰的一声关上，我只觉浑身的力气被抽开了似的，全身软下来，感觉站立都困难了。老公把我扶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搂着我手紧了紧，让我整个人靠到他身上。恍然才发现身边什么时候竟围着了这么多的人，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言语中无不流露出对孩子遭受如此痛苦的深切同情，我更加难过了。这时，那个与我儿子相撞的同学的父亲正在向班主任询问事情发生的整个经过，他们的声音挤进我的耳朵，此时我才知道：原来最后一节体育课时，体育老师开会去了，而班主任想到学校将要举行的运动会，就把孩子们带到操场，代上了这节体育课，让孩子们练习要比赛的项目，儿子与那位同学练习的是跑步，没想到在跑步过程中，这个同学从后面追上来，没有注意到前面的人，一下把儿子撞到在地上。可能老师也没意识到事情会有这样严重，当儿子摔倒后，也没怎么在意，就让同学把孩子扶起来送到教室休息了事，直到下课后见儿子还在叫头晕，才想起要给我打电话。因一个下午老师都没见孩子回学校，往我家电话想问问孩子怎么了，却又没人接，直到打通我的手机才晓得事情的严重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然后才有了她与学校另外的老师守在这里的一幕。而那孩子的父亲另一番话却让我腾地起了愤怒之火。他说他孩子是个弱视，有一只眼睛的视力甚至只有零点零三，正在治疗中，这段时间作业都不能做，因为看不到。记得曾经听一位医生说过，零点零三的视力只是感觉得到光罢了，可以说相当于盲人。这样视力就本身而言，平时生活中都带有一定安全隐患，怎么还可以让他上运动场？而他在跑步中看不清楚而撞上人，是不是偶然中有其必然因素在里面？家长既然已把孩子的这种情况反映给老师，老师又怎么还让他上运动场？他们又是怎么想的？

“你们回去吧！”医生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见我们还候在外面，劝我们，“现有你们在这里也没有用了，回去吧，有我们的护士照顾，你们放心！孩子在十二点钟左右就会醒了。明天早上九点钟和下午四点钟是看孩子的时间，到时再过来吧。”接着他又吩咐与他一道出来的护士给我们讲清楚孩子醒来后可以吃的东西，以及在里面需要的生活用具，让我们准备，然后离开了。

“我们走吧，都九点过了。”老公听了医生这样的话，看了看表，对我说，见我没有走的意思又接着道：“医生已说了没大问题，况且我们待在这里也没有用，我们还要去给孩子买吃和用的东西哩。我们走吧。”想到孩子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离开过我，醒来后却看不到我而只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心里该是怎样的难受，我的脚如千斤般重，我是多么不情愿离开啊！最终还是，在朋友与老公的劝解下，我泪眼婆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医院。

送走朋友后我们回到家，尽管都没有吃晚饭，也没多少胃口，在冰箱里随意找点吃的对付了事，胡乱洗刷后上床了。那一夜，我与老公只是翻来覆去，虽然没再有一言片语，却知道彼此，都有着同样的心思，我们因深深牵挂躺在病床上的儿子难以入眠。

似乎刚刚朦胧过去一下又醒了。再也没法入睡，我与老公干脆从床上起来，开始准备孩子所需的东西，并一面合计着到商场中还要买些什么，等着天亮探视时间到。还未到九点我们就候在了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门边。当查房的医生告诉我们孩子危险期已过，没有什么大碍，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只需要时间恢复了时，我们长长地吁了口气，有了整个人真真正正是踩在地上感觉，紧绷的心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尽管医生说孩子还需要在重症室监护室呆一天，因为我们明白那只是医生为着孩子护理更好，恢复得更快着想而已。护士告诉我们，孩子半夜醒来有找妈妈，但是很乖，很懂事，护士一给他讲道理，就不闹了，一听她们说多吃东西好得快，可以快点看到爸爸妈妈，还主动要求喝了点牛奶。

在重症监护室，身上到处插着管子，头上缠满纱布的儿子很虚弱，他可能感觉到我们在身边，费力地睁开右眼，喃喃地，像刚出生的小猫一样低低地发出几个音，仔细聆听才可以分辩得出他是在叫妈妈。他想从这里出去，想要我陪他。看到儿子这个样子，想着护士的话，如果不是在进来之前老公反复嘱咐：在孩子面前一定要坚强。我想，酸涩的泪水恐怕已是流淌成河了。我强忍着涌上眼眶的泪花，不让他掉下来，与老公一道，安慰儿子，不停给儿子打气，要他坚强，做一个坚强的小男子汉，告诉他，我们以他自豪。探视时间只觉眨眼就过了，儿子不愿意我们走，但还是很懂事地微微点头表示知道，同意我们离开。抛下儿子依依不舍的目光，我们狠心地跨出监护室，尽管心里万分不忍。

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啊！终于，儿子被移出了重症监护室。在医生用心的治疗和我们经心的护理下，儿子一天好似一天。尽管儿子左眼因为动眼神经被压，如今都还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医生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儿子就恢复得如以前一样，会再是一个健康、阳光的男孩。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阴霾都会随时间的河流漂走，简单平凡而又幸福祥和的生活仍然属于我们，只愿天下所有的孩子健康成长，所有的家庭，幸福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