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好!

1964年秋天，我走进了某某县某某公社第四完小的校门。学校有教室10栋，南半侧两排四栋蓝砖红瓦，北半边三排六栋坯房阴暗潮湿。学校西、北、东三面环水，象一条大船停泊在张院村后角的岸边。当时，学校在设施上确实没有任何值得眩耀的地方，但温馨的校园，辛勤的老师、严谨的治学，让我肃然起敬。我被编到37班，在最后排东侧的土坯房教室里上课。

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升入六年级，不知什么原因，被调整到36班，班主任是郭昌荣老师，郭老师在学生面前，既威严庄重又可亲可爱，他知识渊博，讲课如潺潺流水，按着学生的思路循序渐进，他尊重孩子的人格，从没有因为学生违反课堂纪律而体罚。尊敬的郭老师，是他教我学数学、写作文。多少个日夜，他不顾劳累、不顾严寒酷暑，为我们批改作业，多少个朝朝暮暮，教我们认识每一个字，理解每一个句话。不管怎样形容，都形容不了老师为我们付出的每一滴汗水。老师，您就像我的父母，辛勤的培育着我们；老师，您就像那春蚕，您就像那蜡烛默默的照亮我们的一切，老师，您是我们的启蒙，自从我踏进母校的那一步起，您教了我们多少知识，教了我们多少做人的道理，我将永远记住你们。

大家都知道，由于面临毕业，六年级同学的学习都很紧张，压力也大，考试次数也很多，老师也很体谅我们。有一次，县里监控考试，我们的压力更大了，老师也很累。语文课上，郭老师说：“这段日子辛苦大家了，考试结束后，我们举行活动，让大家放松放松。”大家听了，急忙问：“去哪儿，去哪儿？”老师说：“考试完再说？”老师真是在卖关子，不过我们的学习更加专心了。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考得都不错。老师神秘地说：“星期日穿得干净一些，我们去桑圆看电影。”班级里的同学们齐声高呼，到了周日，我们一起到了桑圆新华礼堂。老师们和我们坐在一起，他们也变成了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在那儿，只有我们欢乐的笑声。在笑声中，我们体会到了老师的深情。

这浓浓的师生情，拉近了学生和老师心理上距离。我的学习成绩逐渐提高，作文时常被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里，或书写在教室外面的黑板报上。1966年中考的前夕，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第四完小也未免遇难。停课闹革命，斗老师，写大字报，大游行，把一个温馨的校园折腾的乌烟瘴气。郭昌荣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冲击，他顶住压力，坚持教学。俗话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两年如诗如梦的高小学生生活就快跟我挥手而别了。为数不多的学生考进了景中、庙中，大多数同学毕业后回到了希望的田野上。啊，我的老师！我刚走进你的怀抱时，还是一位年幼、不懂世事的儿童，可当我要走出你的怀抱时，已经是一位满腹文墨的少年，是你抚育我成长。

1967、1968年贫下中农开始管理学校，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大一点的村子自己办起了中学，初中学制由三年改为两年，我在刘庄、新宅村半农半读，勉强混了个初中毕业。

1969年，第四完小更名为某某公社第四农业中学，我重心返回到校读高中，被编入高二班。那时的学校，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读书无用论”弥漫在校园。县里开始招工，有些同学靠着父母的关系，离开学校进了县办工厂，当了合同工。有的拉关系，走后门，入伍当了兵。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或对或错印证了这句话。我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村里没有当过村干部，县里、公社里更没有能搭上关系的人，自然招工当兵没有我们的份。郭昌荣老师对我意味深长地说：“你还年纪不大，现在的主要精力要用在学习上，把文化基础打好，只要自己有真才实学，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钉子放在兜里早晚会露出尖来。”我按照郭老师的教导，刻苦读书，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处于中等偏上水平。1970年5月23日，由我书写的一篇反映农业生产的新闻稿登在了《衡水日报》上，因为这篇文章，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公社党委调我到宣传部门工作，后又推荐到异地读书深造。从此，我离开故乡，被分配到首都北京，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三十多年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五湖四海，自己由一个农村的穷孩子，在老师的教育下，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家人也随我农转非，定居在繁华的都市。

往事的点点滴滴，在如今已成了过去，将永久的封印在我的记忆里，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永远忘不了给我知识，给我力量，给我智慧的辛勤园丁，永远忘不了哺育我成长的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