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早逝 松柏长青

大约三十年前，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接到战友结婚的喜帖；从那时又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又开始接到他们儿女结婚的喜帖。人生就像一棵树，一朵花，一株草，发芽、长叶、开花、结果，自有季节时令。当然，也要凋谢，当冬天降临的时候，在浓重的寒霜、凛冽的北风、纷纷扬扬的雪飘中，黄叶飘落，花朵萎谢，衰草荒败，最终都化作尘土。大约在七、八年前，我们也开始不断听到有战友去世的消息。我们那一批战友，现多在五十余岁，生命的冬天还没有到来，但已经有人过早离去了。陈建邦就是其中一个，他于2002年病逝，至今已有七个年头，逝年五十一岁。

建邦与我，是一九七一年元月，乘同一条船到部队去的，但在部队时，我们并不认识，他在南京栖霞山二营，我在皖西大别山三营。一九八四年，他转业到我们市纪委工作，那时我在市商干校。一九九0年，我参加市纪委干部选调，他到我们单位考察，我们也没有见面。他后来告诉我，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们是战友，他感到责任很大。但通过组织程序考察，有时又不能得到真实情况。于是，他去问我们一位在公安局刑警大队当副教导员的战友，那个战友与我是一个连的，他说：“这个人，你尽管放心，正人君子。”当时，刑警大队的教导员也在场，他是我以前单位的政工组长，也拍着胸脯说：“这个人我可以打包票，绝对适合到纪委工作。”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建邦做事的态度。

到市纪委后，我开始在案件检查室，建邦在干部教育室任副主任。两年后，我调到干部教育室，他又到廉政办当主任。所以，在最初的几年，我对他的情况也并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文章写得很好，他也很以此自负，说：“写了二十几年了。”他一到部队，就在连部当文书，后来长期在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一九九七年八月份，我又调到廉政办。事前，领导征求我意见，说要给我调换一下工作岗位。一种工作干久了，也缺乏新鲜感，我就同意了，但我并不想去廉政办，因为建邦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也高，全委能让他满意的人，没有几个，尤其我是他的战友，他对我的要求就会更高。后来我才知道，我调到廉政办，是建邦点名要的。原先，廉政办有一个年轻同志，姓乐，工作努力，极有才干，是建邦一手培养起来的，在干教室时，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也是他俩到商干校考察我的，建邦到廉政办，又将他带了过去。后来，领导要将乐调到另一个室去当副主任，建邦不让，领导说，用一人换一人，全委机关，你点谁就调谁，他就点了我的名。乐后来到我市某县当了副书记，现在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建邦去世后，家中出现一些矛盾，都是乐一手主持解决的，也算是尽了老朋友的义务和情份。

建邦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毛主席老人家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可是，现在共产党里，认真干工作的干部不多了。尤其是干纪检工作，认真就意味着得罪人。我们机关有这样的说法：“组织部是做好事的，纪委是做坏事的；组织部找干部谈话，干部就高兴，纪委找干部谈话，干部就害怕。”一九九七年中秋、国庆期间，廉政办发文，禁止使用代币购物券。我们有一个战友，在某商场当总经理，无视规定，使用不禁，被查了出来。他多次找建邦，说都是老战友，好意思处罚吗？建邦说：“都是老战友，好意思不支持我工作吗？”那个战友，为此事，多少年一直耿耿于怀。我到廉政办不久，市里开展清房工作，这更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而且得罪的都是什么人？能够占有两套或两套以上住房的，会是平头百姓吗？多少人担心这项工作会搞不下去，但我们当时的书记说：“这事交给陈建邦，就尽可以放心。”清房工作刚开始，就遇到一个硬钉子，那人原是市纪委的一个常委，而且在纪委时，就分管陈建邦负责的干部和教育工作，四年前调到市某局当副局长，占有两套住房。退房通知书发出后，一天，此人来到廉政办，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小本，一个是党费证，一个是工作证，狠狠摔在桌上说：“你们开除我的党籍，开除我的公职，房子就是不退。”当时，全市有多少双眼睛，都盯着这个人，有多少人在后面给他打气，叫他顶住，但他最终还是将多占的住房退了出来。事后，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也只有陈建邦，能做到这样。”

建邦的身体，一直不好，脸色经常发青，那是工作过于劳累所致。现在，有些官场小人，在开民主生活会时，装着一脸严肃地对领导说：“我对你有意见，我要给你提意见，你太不注意身体了，只知道工作。”但建邦确实是为了工作，不注意身体。在最初筹备清房工作时，一天，他脸色非常难看，我问他身体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早晨胃难受，吐了一点血。我劝他去医院查查，他沉吟良久，然后叹口气说：“清房工作就要开始，这时候查出病来，也没时间治疗。”下午，他叫我到泰州市纪委去取一份清房的文件。回来时，已是七点多钟，他还在办公室。我问他怎么还不下班，他说等我去取的文件，要晚上带回家看。而此时，正是许多干部，在酒楼宾馆，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时间。还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开会研究工作。我提前到办公室，见建邦已在那里，我问：“怎么来得这么早？”他说：“我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哩。”桌上堆着群众的举报信。我见他满脸疲倦，心中不忍，对他说：“你也不必事事认真，有些事情，也可以交给别人去干。”他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我不放手，一处问不到，就要出问题。”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准备印发的文件稿说：“你看，连标题上都有错别字。以后这里出去的文件，都由你把关，我就不再看了。”

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他突然胃部大出血。送到医院抢救其间，又反复出血。到上海检查，诊为肝硬化，导致胃部静脉破裂，在上海治疗了三个月。回来后仍然工作顶真，不久病又发作，又到上海住了半年，吃了大苦，手术后刀口很长时间不愈，持续发高热。已经为他准备后事了，却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次回来后，组织上免去了他的领导职务，可他闲不住，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二000年，市委将他调到市卫生局任党委副书记兼纪检组长。市委领导与他谈话时，明白告诉他：“你去那里的任务，就是休养。”但他到那里，又较起真来，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开展医风医德教育，堵绝红包，拒绝回扣，实行医药采购公开招标等，从而招致卫生系统，上上下下的嫉恨。二00二年夏天，他和市纪委一起，查处了市一院药剂科科长，在药品购销中受贿三百余万元的案件，同时，又乘查处此案的势头，穷追猛打，在全市医疗系统，查出了一大批收受药品回扣问题，三十多人受到处理，对推进医疗系统行风建设，起到极大作用，但他也由此彻底地成了医疗系统最不受欢迎的人。就在当年，他又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我去看他，见他住在北边一间终日不见阳光，条件极为简陋的病房里，医生、护士都不管他。我对市卫生局一个领导谈了此事，那个领导幸灾乐祸地说：“那是医院安排的，我们有什么办法？”那次住院，他的病情已很严重，但他与我谈的，还是工作上的事情，对卫生系统纪检监察干部，很不满意。我劝他：“你不能用在市纪委时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就在他去世前三天，他从病房里出来，找市纪委领导，叫将我派到他那里去当监察室主任。领导让他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他说：“我要他来，他还会不同意？”领导随后找我征求意见。说实话，我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医疗行业风气的败坏，已是江河日下，势不可遏，就凭我们一、两个人，能扭转过来吗？但他说了这样的话，也算是人生知己了，我也就同意了。不久他突然去世，组织上也就未再提此事。

现在，人心势利，人情淡薄，对于逝者，即使是至爱亲朋，又有几个能常缅怀于心，可是，对于建邦，我却是时常不忘，我总觉得他还活着，还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县处级领导干部，一无背景，二不逢迎，全靠自己的努力，品质和才能。也可以从中看出，那时我们市委、市纪委的领导，在用人上还是能够出于公心的。他的爱人，是一个下岗工人，建邦生前，也对我说过：“大院里领导干部家属，有几个下岗的？”当时，凭他的权力、关系、影响，将爱人调到一个事业单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去世以后，组织上将他爱人安排到市级机关医院当临时工，以后又按事业待遇退休。他的儿子，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孩子，在殡仪馆为建邦送行时，他见到我，叫了一声“贺叔叔”，即失声痛哭，我也泪下纵横，声音哽咽。他学习成绩不好，爱看武打小说，还作记录：共有多少部，已看多少部，还有多少部。一九九八年高考那年春天，他的父亲病重，父母都在上海，他一人在家，无人照顾，他订的复习资料，都是寄到他父亲处，他父亲不在，由我们送去，一次，我因工作忙，托人送去，以后询问竟没有收到，现在想起，心还负疚。小伙子倒也争气，那一年高考，竟破天荒考出了他的最好成绩，被苏州大学录取。现在苏州卫校工作，已经成家。建邦地下，也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