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村庄消失了

今天，当你步入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八家户村，已经没有过去乡村的感觉。这里街道宽阔、平坦，座座高楼鳞次栉毗，学校、幼儿园、社区医疗服务站，超市、餐饮等便民店、利民店应有尽有，居民群众安居乐业。随着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推进首府城市化战略，以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为指导，在城郊各大乡镇积极推行“撤村建居”工程的实施，这个昔日被人们称为“城市里的村庄”的八家户村，已完全被商业气氛日渐浓郁的繁华都城所替代。在三月阳春，空气清新的一天下午，记者有兴来到现今已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街道办事处上家八家户社区的原八家户村四队，见到了昔日带领八家户村民脱贫治富奔小康的原八家户村党总支书记，今年已经63岁的何占山，聆听了他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八家户村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八家户村和其他农业区一样以耕作为主。由于土地少，人均不到0.33公顷，人均收入仅226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希望。时任村长的何占山依靠信息技术，引进了石膏装饰板和人造大理石生产技术，当年即回收投资并有了盈余。他看准了市场钢材缺乏这一时机，办起冷拔丝厂和轧钢厂，投产半年就赢利40万元。1986年，他又着手建起了一条冷轧带钢生产线，1987年投产，带来了经济效益。在抓企业开拓发展的过程中，以何占山为首的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注重企业管理。至1987年，八家户的集体企业普遍实行了“一包三改”（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干部任命制为聘任制、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改计时工资为计件工资）和厂长（经理）责任制，改变了“吃大锅饭”的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效益。

在大力发展集体企业的同时，八家户村还注重“两户”（联户、个体户）企业的发展。到1987年底，全村已有村办企业11个，组办企业4个，“两户”办企业27个，个体运输户51家；全村总收入1506万元，企业总产值1642万元，其中工业产值1078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350元，成为自治区惟一总收入、总产值突破1000万元大关的村，也是惟一人均收入超过千元的村。由于八家户村所取得的成绩，在当年《中国乡镇企业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当代中国优秀农民企业家评选活动中，何占山当选为“全国农民优秀企业家”。1995年11月22日，八家户村村民委员会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模范村民委员。

从1989年开始，八家户村还通过跨行业、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积极与国有大中型企业挂靠，依托大企业带动乡镇企业的发展。该村的轧钢厂和八一钢铁厂、兰州钢铁厂、酒泉钢铁厂联营，同时还和新南针织品有限公司、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联营办厂，提高了质量，打开了销路，增长了效益。

1993年，八家户村与台湾中业投资有限公司兴办了天池纺织品有限公司和铝型材厂，还筹集新建了炼钢厂和第三轧钢厂，创出自己的名牌产品，当年实现产值1920万元。1992年，八家户村的社会销售总收入已达1.1亿元，成为新疆第一个亿元村。当年，八家户村社会销售总收入达到2.24亿元，翻了一番，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2亿元，全村人均收入达3500元。在1994年全国乡镇企业家会议上，八家户农工商总公司被国家农业部授予“全国千家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排行第413位，同时还被授予全国乡镇企业供销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被誉为“新疆第一村”。

到1996年，八家户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5亿元，比1978年增长283倍，社会销售总收入达4亿元，比1978年增长250倍，实现利税2100万元，比1978年增长232倍。人均收入达5000元，比1978年增长21倍，居全疆农村之首，率先迈入全国“亿元村”行列。１９９９年八家户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６１９８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２７倍，村办企业生产的钢管占领了新疆一半以上的市场，企业总产值达６．４亿元，电话、电视机、电冰箱普及率达到90％，与24个全国小康村横比，八家户的人均纯收入比好几个东部地区的明星村还高。

2003年，八家户村，已发展成为新疆首富村，其95％的农民进入村办企业。在该村新增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因科技进步而增加的产值占净产值的68.3％，并且组建了多个星火技术开发产业集团。

何占山说：“能否先富起来，关键看是否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实践，充分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撤村建居”工作实施后，八家户村的一些村办企业或被企业兼并，或被股东购买，用何占山的话来说就是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往日八家户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门前上方，“棋牌室”几个大字赫然在目。

2003年，在八家户村党总支书记岗位上干了10年的何占山“离休”了。现如今，他和老伴儿安度晚年，他膝下的4个儿子，老大、老儿、老三受父影响，全部在办企业，唯有老四在银川市一所学校当教师；老五是个女儿，现在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工作。

何占山说：“由村民转为市民后，政府给我们都发了安置费，我自己买了养老保险，社会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外出转转就可看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发展很快，过去不通的路通了，不亮的路灯亮了，这都是党和政府关心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结果。党组织培养了我，在过去，我为群众办了点事情，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荣誉，作为中共十四大代表，荣幸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大会，虽然在家休息了，党和政府仍没有忘记我，逢年过节，新市区区委、政府领导，二工乡政府领导，银川路街道办事处领导都过来看望我，我感到心满意足啦！”

在原八家户村三队，现在已是新市区银川路街道办事处银川路社区的一个居民小院子里，我见到了1960年由河南扶沟来到八家户村落户的聂秀英老人，她今年已经75岁了，头发已经花白，牙齿脱落的仅剩了几个。她眼不花，耳不聋，说起话来快声快语。聂秀英老人的丈夫廉老先生去年因心脏病去世，廉老先生曾任过原八家户村三队的副队长、会计、贫协主席。

聂秀英老人给记者说“1960年，我和你叔叔，两个女儿从河南老家坐火车，坐汽车，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来到乌鲁木齐，那时我25岁，你叔叔27岁，两个女儿，大的5岁，小的两岁。刚到乌鲁木齐，当时政府就用马车将我们拉到红旗大队院子里，也就在现在的文博实验学校附近，我和你叔叔被分到红旗公社二大队三小队，来红旗大队山南海北的人都有，人很多，也有被分到一小队和二小队的。那时的八家户到处都是小树窝子，有人叫这里是榆树窝，我们就和社员一起，将小树、石子挖掉开地种菜。大冬天，挖粪、翻粪，给菜地里上粪，用掘头往冻了的粪上一掘，就是几个白印子。干完活儿回来，我社员们一起吃大火饭，我们一家四口人每顿分到五公分的发糕，吃不饱，有时太饿，干完活儿回来就喝半碗盐水。现在条件好了，我可以说享清福啦！女儿和他们的孩子们经常过来看我，儿媳妇也孝顺，有吃有喝的，没有事就拿上老年公交卡，坐车到南门基督教会去聚会，还认识了很多字，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前些年回老家，感觉也不习惯了，还是在八家户的家里生活好！”

是呀，在她家门口的小街上，譬如：超市、百货小商店，清真饭馆、理发店、五金水暖店、缝纫店、粮油店、音像制品店、菜店，手机店、话吧、诊所，真可谓是应有尽有，出门买东西什么的，可以说很是方便。

家住银川北路671号的热合曼•艾山原是八家户村五队的党支部书记、队长。他说自他出生就在八家户村五队生活，将现在他的孙辈算上，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代人了。他说在小时候家里住的是泥巴垒成的房子，天一下雨房子就漏水，晚上睡不着觉。1970年，他当上队长后，开始由队里规划，由村民出资，队上出车、派人，帮助41户村民在现在的银川北路东侧盖起了3排土块垒成的小平房。后来，村民们又在银川北路西侧盖起土块垒成的房子。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五队实行后，村民的手头开始有点钱了，1983年，

村办企业也开始发展了，队里开始用企业挣的钱给队里男年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的村民发放退休金，一直发放到2003年“撤村改居”工作开始才停止。1990年以后，村民们有钱了，仍由队上统一规划，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楼房，低的两层，高的五层，告别了住土块房子的历史。为配合“撤村建居”工作的进行，队里按户籍所在地给600户村民每人发放6万元的安置费。

家住西八家户路北一巷，原八家户村三队村民，75岁的赵正光老人说自他出生到现在的孙子辈，已经六代人在三队生活，是这里的大户人家。八家户名字起源于清朝的乾隆年间，因这里居住着八户人家而得名，这八户人家是：张、王、李、赵、杨、马、沙、陈，后来又来了一大户人家，姓周，变成了九家。

解放前，八家户是一片片荒林、荒地和灌木丛，大部分是空地。在这里，新开垦土地，有的土层厚，有的土层薄，有些地方尽是树根、石头，挖起来很费劲，有些不成材的树，半个活半个死的阴阳树，索性挖掉。

那时这里有狼、狐狸、野兔、鸹鸹鸡、斑鸠，野生的东西很多，晚上因为怕狼袭击，单独一人是不敢出门的。来这里生活的人家，并不是谁想在这里开垦土地就开垦土地的，想开垦多少就向当时的迪化县政府购买多少，政府给你发一张“土地所有证”，在获得土地所有权以后，你方才可以在这里按土地所有证上所划的范围进行开垦耕种，在未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随意开垦的。有的买了这里的土地，耕种不过来，就让自己的亲戚帮助耕种，也不给报酬，时间长了直接划给亲戚一片自己耕种，以维持生活。也有的人家有钱了，在外面开了工厂，这里的土地不想再种了，于是就转手卖给了愿意在这里耕种的人家。耕种这里的土地也不是白种，每季的收成要向当时的官府粮食局上交公粮，按所种植土地的亩数交纳，容器用的是担、斗、升，一担是十斗，十升是一斗，一斗是十六两秤的四十斤，一升是十六两秤的四斤，不像现在人们都用公斤，那时没有公斤，只有市斤。

当时的八家户叫八家户保，掌管这个保的有两个保长，一个甲长。两个保长一正一副，正保长姓杨，副保长姓张，解放后没有几年，两个保长就相继死去；甲长姓周，活了六十多岁。保长和甲长的任务负责这里耕种土地的人家交公粮和草，只要按要求交了，保长和甲长就不会找你麻烦，不交纳就会将你送到官府判你进监狱，赵正光老人说他的父亲就因此蹲了十几天的监狱，原因是由于荒滩太大，所修的水渠因工量太大没有修好，水浇不上来，庄稼干旱减产，成本到了，实际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为此，赵正光老人的哥哥找到平时关系比较好的富裕户，借了些粮食，充交了公粮，才得以将父亲从监狱被放了出来。

那年，赵正光老人才十二岁，全家人在这里开垦耕种了三百亩土地，家里农活太多，他只上了一年学，就辍学回家帮助家人干活，因年龄小，太繁重的活干不动，他就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譬如：喂牛、放牛，地里拔草，家里劈材禾，给地里庄稼浇灌，有时浇灌一遍需要一昼夜或两昼夜，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都要坚持浇灌完。有一回，他在巡着水渠浇灌庄稼时实在是太累了，就将衣服脱下铺在地上，躺在上面打盹，还不时遭到蚊虫的叮咬，好不容易睡着了，猛不防，水流过来了，直到将他铺在地上的衣服浸湿透了他才醒过来，饿了，就吃家里带来的馍馍，渴了就喝几口家里带来的茶水。在地里浇水太废鞋，两天就是一双，为使鞋子不被磨破，他用牛皮窝子裹着脚丫子，在地里跑来跑去。虽然年龄小，他有时也套上老牛帮家里犁地，犁是铁的，很重，换辙时，他往往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将犁提得起来。他说哥哥比他大八岁，干的活比他还重，都是大人们干的活，不能和他攀比什么。他说当时有老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年年盼着年年富，年年穿着没裆裤。

赵正光老人说那时的三队仅有七、八户人家，有汉、回两个民族，直到后来才有了维吾尔族村民落户。他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劳动力多，生活还可以，就是没有钱。听说，家里有马车的人家有时会砍些柴禾，套上马车到当时的乌鲁木齐市西大桥去卖，获几个零花钱。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八家户实行了人民公社领导，赵正光老人全家所住的这个地方被更名为黎明公社八家户三队，实行了互助组、合作社。此时，村民开始在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下，统一和乌鲁木齐市蔬菜公司签订送菜合同，也就是将采摘下来的蔬菜送到当时地处乌鲁木齐市北门的蔬菜公司，然后排队等蔬菜公司的工作人员评等次，被评了等次后，送蔬菜的各自依照自己的蔬菜等次，再将蔬菜送到当时的南门、大十字、小十字、友好路等市蔬菜公司设立的蔬菜门市部，远近都由不得自己决定。那时给蔬菜公司送菜，有毛驴车的套上毛驴车，没有毛驴车就用人力车，很是辛苦。往往是提前采摘好蔬菜，装好，有时光准备就准备到了晚上的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多钟。第二天天不亮，就要拉上菜往北门的蔬菜公司排队，有时因为提前太早，蔬菜公司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上班，就原地坐着，一直等到人家上班。好在给蔬菜公司就送了两年后，蔬菜公司就通知村民不再送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五队实行后，三队的村民所种的蔬菜也可以自产自销了，村民的手头也宽余了，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日子过得真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2006年，赵正光老人家里拆掉了多年居住的混砖结构平房，花了17万元，盖起了一座两层既美观、又宽敞漂亮的小洋楼，全家4口人生活其乐融融。

赵正光老人的邻居，82岁的陈光明老人笑着说：“前几年，在街上和人聊天，只要你一提是八家户的，人家就会说你们八家户人都有钱呀！不错，原来是村里办企业挣了些钱，这些钱都花在了地方，村民们被带富了。以前西八家户路是城里环城路，大车、小车都过，到处坑坑洼洼，一下雨，路上都是泥巴，很不好走。现在多好呀，八家户路经过改造，成了市区的主干道，保洁员不停地维护，真是干净，走在路上心情感觉也舒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