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写作

（一）写作的理由

世界很大，大到包罗万象；雪域高原、沙漠海浪、田野天空，尽在其中。世界很小，小到独居心灵的一隅；身居斗室，无视外界的一切，只有自己一方狭小的天地。

世界是喧嚣而忙碌的，其间也不乏精彩的瞬间，不乏温暖的镜头，不乏真实的感动，不乏莫名的懊恼，不乏难言的无奈，不乏漠然的困惑。因而，不免时时眩目、时时感动。

快乐、美丽需要分享。把快乐无限放大，传递给更多的人，让快乐变得恒久。将美丽定格、留存，让记忆温馨。

落寞、忧伤需要诉说。很多事、很多人暗藏于心灵深处，不敢触碰，不经意却又时时触碰，时时刺痛心灵。把它放逐给文字，使之随文字一起跃动，来一次情感的迁移。抚慰受伤的心灵，平复内心的伤痛。

正义、善良必须张扬。时代、生活需要正义，需要善良。给正义张目，是为了更好地遏制邪恶；高扬善良，来温暖漫漫人生。

扭曲、沦丧必须唾弃。“尊老爱幼”、“诚信为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传统美德遭漠视。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污浊了社会风气。

丑恶、弊端必须抨击。娱乐圈的“潜规则”，多少青年才俊因此堕落；明星代言的不实广告，其虚假宣传，误导消费；机关的用人之道“任人唯亲”，使多少“千里马”无出头之日。

情感的宣泄、人性的彰显，思想的灵魂有所皈依，文字就是一个好的出口。也就是说，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制服自己躁动的灵魂，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不安。

（二）言为心声

所谓“言为心声”，就是说文章里流露的是人的真性情。即使是一个善于矫揉造作的人，也会情不自禁。这就是“情动于衷而发之于外”。

作为社会的人离不开生活的土地，切不可供奉于神坛之上，文人亦不例外。

李白的一生放荡不羁、寄情山水，留下了大量的传世之作。既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气势，亦有“行路难、行路难……”的无奈叹息。

豪放派的代表苏轼，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英雄气概，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千回百转的儿女柔情。

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在左翼时期，他的杂文以其犀利的文风，让那些反动文人胆寒，对待革命的青年，鲁迅是倾其所有给予帮助。

人性的多元化，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示，这才是真实的李白、苏轼、鲁迅。

当然，文过饰非者往往喜欢粉饰太平。历朝历代的御用文人不乏其徒，他们的做法不为人所耻。文字的前瞻性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投机。历史自有后人评说，那些投机的政客将随同历史一同退出舞台，如烟雾一般消失。

（三）开篇与结尾

中国古代人写文章特别讲究起承转合。“起”就是文章的开头，文章的开头写得好，耐人寻味，自然能调动读者的兴趣。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文章也不例外。

于是乎，人们都希望能起笔不凡，快速地抓住读者。这种想法原本无可厚非，但过于执着或者是刻意为之，甚至是故弄玄虚；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失去很多的读者。

托尔斯泰有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不相同。”也许多年过去，人们并不记得这篇文章的名字，但这个开头却始终记忆犹新。

毕竟我们不是托尔斯泰，没法做到如此完美。况且好的开头是需要灵感的，而灵感是可遇不可求的。灵感来自于生活的积淀，来自于思想的碰撞。

人说画龙点睛，点睛之笔何其重要不言而喻。在我看来，文章的结尾不可戛然而止，而是出于自然，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对于郁达夫说的“曲终人不见”为高一着的说法，我不以为然。音乐的妙处在于余音绕梁，无穷的回味。文字亦然。

得失在寸心，俯仰不由人。生死得失，不必悟禅，亦能看破；或悲或喜，千人一面，流于形式，则过于乏味。塞翁失马、因果循环，尚无一定，何况文乎？文章的开头与结尾不可千篇一律，否则，岂不是与过去的八股文没什么两样？！

（四）文体、风格、语言及其他

文章的体裁大体有散文、杂文、诗歌与小说等等之分，若要细化，还可分出更多的种类。

散文也可以分为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哲理散文。但似乎很难明确界定，很多时候也没法严格区分。叙事抒情相得益彰，哲理的阐发水到渠成。散文的写作，讲究的是“形散神聚”。文章的内容看起来很散乱，其实有一条内在的线索贯穿其中。这条线可以是时空的转换，可以是情感的变化。这条线就是写作的技巧，思维必须是慎密的，叙事、抒情也是自然的。

作为社会的人，我们不可能无视身边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漠视生活，做冷眼的旁观者。对各种社会现象都有自己的看法，针砭时弊必须观点鲜明，必须洞悉各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杂文的目的就在与通过文章的披露，引起世人及整个社会的关注，促成问题的解决，以利于防微杜渐。

我很少写诗，不敢妄谈诗歌。但我明白，诗歌犹如文学中的“轻骑兵”，其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最能快捷地反应社会生活。

小说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浓缩。环境、人物、情节三要素的把握特别重要。人物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之中，肯定会受环境的影响。环境的渲染，有助于展示人物的性格，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人物的描写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语言、动作、外貌、心理活动都可以折射人物的性格特点。情节的设置讲究合理性，要经得起推敲。

文学首先应该是人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它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因此，其作品不由自主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历史上的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其社会风气十分奢华，因而文坛也刮起了一股华丽之风。骈文就是这种环境下的特定产物，特别讲究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内容。汉赋亦是如此。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在文学中也有所反应，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的现实主义从某些侧面解读了这段历史。

多元文化的今天，社会风气更加开放，对文学的风格应该持“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态度。即使是一些舶来品，也应该主张洋为中用。

“吾手写吾口”“吾手写吾心”，真实就是文章的生命。率真、自然、情感充沛的文章，往往是令人回味的。

随性而为应该是语言的一种较高的境界，随性、随意只有一字之别，可相去甚远。随意缺乏认真、流于肤浅；随性是生活的积淀，文字的积淀；决不是不讲究语言的凝练，而是反对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派，“三年得两句，一吟泪双流”的苦吟派，练字炼句走火入魔，在中国文坛并不为人称道，而贾岛的“推敲”则为文坛美谈。

我崇尚质朴，但并不反对华丽。语言的质朴、华丽本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文章是否有实在的内容，是否有现实意义。空洞无物的文章，即使词藻再华美，也是不为世人所认可的。质朴不是记流水账，事无巨细，一股脑儿全部搬来，文章占有的材料自然是越多约好，但材料是必须要有所取舍的，筛选的过程也是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