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白衣天使的故事

人之一生，没有不生病的。年青时，身强体健，很少生病，生了病也不觉其苦。年岁渐长，疾病渐多，及至老年，病不离身。方感荣华富贵，金钱名誉，皆如过眼云烟，转头成空。唯愿不生病，少生病，生小病；生了病，能遇到好医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可是，我从年青时起，就身体不好，一直至今，病病怏怏，经不住风雨来去。在治病过程中，遇见过很多医生，至今，我仍然感念那些，在我生病期间，给我温暖，帮我治病的人。

一九七一年元月，我到部队当兵。春节前，部队驻在安徽省六安县独山镇外的一所小学校里。大年初一凌晨四时，我起来站岗，肚子受了凉。早晨，我未吃早饭，闻着那发着浓烈五香粉味的饺子，心里作呕。我到连部找卫生员，他说没有药，要带我到附近工程兵六一0部队卫生所去看。我不去，回到宿舍，坐在地铺上休息。不一会儿，连部通讯员进来，说连长叫我去。我去了连部，卫生员也在那里。连长问我：“你肚子好些了吗？”我说：“好些了。”他又问：“叫你去看病，为什么不去？”我这才知道，原来是卫生员告了我的状。随后，连长狠狠批评了我一顿，叫我跟卫生员去六一0部队看病，又叫伙房给我做了一碗病号饭。在我当兵第一个年头的新年第一天，我就生了一场病，又因生病而受了批评，这好像是一个预兆，在我以后的四年军营生涯中，一直多病，又一直因生病而影响进步，最后，也是因身体不好而离开了部队。

一九七二年五月，我遇见我们军区某医院一个漂亮的女兵，两颗年轻的心，在瞬间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然而，分离两地，关山阻隔，相见时难，我只在苦思苦恋中苦度时光，终于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关于这段故事，我在《匆匆春离去》中已作记述。神经衰弱是一种非常难受的病症，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浑身不舒服，整天无精打采。连部卫生员治不了这个病，就带我到营部卫生所去。营部卫生所的所长，是一个姓王的军医。他没有进过医科学校，当兵前是一个牙医。那时在部队里，只要与“医”沾上一点儿关系，就能和到医务方面的工作。我的一个老乡，父亲是我县某乡镇医院的外科医生，据他说，做过阑尾手术，到部队不久，他就被调到团部卫生队去了。还有一个老乡，父亲是个农民，在我们地区医院给人熬中药，也因此当了卫生员，后被保送去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营部卫生所还有一个姓刘的医助。他却是一个有学历的人，毕业于安徽医学院。刘医助生得身高面阔，油里油气，看不起王军医，觉得在这个山沟里，在基层部队，非常委屈。他有一个很年轻漂亮的老婆，经常来住一段时间。刘医助对待他老婆的行为，有时很不检点。有一天晚上，我到卫生所去，正是夏天，窗户大开，远远地就看见他和老婆，穿着汗衫短裤，在明亮的灯光下，抱着亲热。营长就曾批评过他：“以后也要注意一点影响。”

先给我看病的是刘医助，吃过几回药，无效。后来他说我是贫血，给我服硫酸亚铁。服了硫酸亚铁后，我突然发现，解下的是黑色的粪便，一惊，去找他。他也吃惊不小，手足无措。可当我再去找他时，他却一下又变得很泰然，漠然。我叫他再给我一点硫酸亚铁，他从架子上拿下一个大瓶，从里面倒出十几粒硫酸亚铁说：“没有了，全给你了，你看。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将瓶子摇了摇。药吃完后，我又去找他，那天他正和团部卫生队一个军医在那里谈话，他与那个军医商量了一下，取出一片很小的白色的药片，托在掌心里，送到我面前说：“你把它吃了，病就好了。”服药以后，我便觉头脑昏沉，反应迟钝，在那天的施工中，差点酿成大祸。我是爆破手，我们爆破组的几个人，要在二十几秒钟时间内，点燃几十个炮眼的雷管，动作稍慢，来不及撤离现场，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那天，我头手不应，行动迟缓，在战友们帮助下，非常困难地点完全部雷管，还未来得及跑进施工棚，炸药就爆炸了。石块象雨点一样飞来，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头，擦着我的大腿砸下，仅差毫厘，险些送命。真未想到，在和平年代当兵，也会发生如此惊心动魄的事情。

于是，我又去找王军医，他也给我开过几回药，又送我去军区后方医院做过一次贝餐检查。一天，王军医在路上遇见我说：“从明天开始，给你注射维B12。”打了十五天维B12针，当然什么效果也没有。终于王军医也对我厌烦了，说我是“思想病”，叫我们连做我的思想工作；还报告了营首长。现在回想起来，并不能说他们医术不行，神经衰弱根本就不是药物能治疗的，无论什么衰弱，药物都治不好。算来，还只有刘医助给我开的那片小小的白色药片，有点儿对症，那是一粒安眠药，但他没有告诉我，应该在晚上服用。

在部队的几年里，也有一个为我治病非常热心的人，那是我们团部卫生队的一个女卫生员。团部离我们营地有十几里，平时去一次很不容易，而且，到卫生队看病要经营部卫生所批准。但我常抽在团部宣传队。卫生队就在我们宿舍后面，我们每天都在一个食堂吃饭，时常见面。在我还未和她熟悉的时候，她有一个动作，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每次我们相遇，她总在临近时，突然朝我转过脸，头微微扬起，看着我。那个姿势，那双眼睛，是很让人心动的。我第一次到她那里去看病，她带我去找卫生队里最有权威的，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位姓李的军医，开了一些助消化药。后来，她也经常给我制订治疗方案。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每天晚饭后来，我给你注射葡萄糖。”还有一次，她给我两瓶胃U，那是当时治疗胃病的新药，我们卫生队还没有，是她到军区后方医院给我开来的。我与她交往，有两年多时间，在宣传队解散期间，我也常偷偷去找她。她给了我许多帮助，至今难忘；她没有什么医术，但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里，她在精神上、情感上，给了我很多安慰，那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做到的。她的父亲，是某省独立师政委，当时被林彪一党构陷，关在狱中，她是经许世友亲笔批准参军的。一九七五年元月，我在宣传队接到退伍的命令，离开的那天，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她象平常一样，在人多的时候，没有与我说话。我几次想过去告诉她，上午我就走了，离开部队，离开大别山，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但终于没有说。就这样不辞而别，我心中不舍，回到连里后，给她写了一封信，信已经封好，贴上邮票，却又撕了。部队不许战士谈恋爱，纪律甚严，给她写信，会引起误解，影响她的进步。听说，她后来嫁给了卫生队那位李军医，是组织安排的，李军医比她大十三岁。已过去三十多年，不知她现在何处？

几十年来，在我所接触过的医生中，最使我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牙医，叫唐步甲；一位是西医，叫邹立宇；还有一位是中医，叫李古松。

唐步甲原为我市一院口腔科主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我第一次找他看病，是在二十多年前。此前，我有一只蛀牙，医生说要拔掉，但看了几个医生都说难拔，其中一个说要“凿”，我一听就觉得恐怖。后经人介绍，找到唐步甲，他说“不难”，钳子伸进我嘴里，我还未回过神，就听他说“好了”，就两三秒钟。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非常认真，从不敢有一点儿马虎。医德也好，退休以后，开了一个诊所，收费在我们那里最低。二十余年间，我看牙病，只找他一人。从前年开始，我两边牙齿都不行了，去找他，却找不到他的诊所。去问他儿子，他儿子也是一个口腔科医生，告诉我，他父亲已八十多岁，近两年心脏不好，就不再开业了。我深为惋惜，这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他能为多少人解除病痛啊！于是，我只好去看别的医生，看了两年，毫无效果，其间还被一个医生，毫不犹豫，很有把握地拔去一颗好牙。今年春节前，一个朋友带我去找市一院口腔科主任，一见之下，我怯而退步。十几年前，我到一院体检，走进口腔科，就是这个人，坐在里面织毛衣，用一把别人用过的器具给我检查。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有传染病怎么办？”她嘀咕说：“给你换一把呗。”非常马虎的往我嘴里一看说：“很好。”在体检表上盖上章。当时我正有两颗病牙，时常疼痛，不然我体检也不去检查口腔。”就说：“你再仔细看看，我的牙疼得厉害。”她问：“哪边？”又看了看说：“不要紧，有一个龋齿。明天来我给你拔了。”没想到，现在她成了我市最大的医院的口腔科主任，这样的医生，我能让她医治吗？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总比一代强，社会才得以进步发展，可是，现在象唐步甲这样有医有德的医生，却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邹立宇，是我市市级机关医院内科主任。十八年前，他刚到机关医院时，一次，我去看病，诊室里有三个医生，两个医生面前围满了人，他那里无人问津。我不耐烦等，就去他那里，就那一次，我觉得他虽然年轻，却医术不错，以后有病，就常找他。他是心内科医生，却对其它科的疾病也颇有研究，我没有心血管疾病，找他看的，都是其它方面疾病，但他对那些疾病，有时甚至比那些专科医生还高出一筹。我从年青时起，胃就不好，几十年，几乎尝遍了天下治疗胃病的中药、西药，也不见显效。医生都说，十人九胃，光靠药物不行。平时总是饱胀的时候多，饥饿的时候少。每到中午下班时，别人说：“肚子饿了，快回去吃饭。”我就难过，因为我一点饥饿感也没有。邹立宇叫我服胃泌治，竟治愈，至今已有十五、六年。每当我稍感胃部不适时，就服此药，立即见效。胃泌治没有毒副作用，价钱也不贵，四元一盒，吃十七天，真可算得上是花小钱治大病。可是，现在的医院，都不用此药，医生说：“都这样，医院不就关门了吗？”医院什么时候也不会关门的，不要危言耸听。但我倒是常想，医院“开门”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将小病治大，大病治死，无病治出病来吗？又一次，我患慢性喉炎，两年多不愈，也是用尽了西药、中药。有一个名医，先叫我服先锋5，又叫我服先锋6，再叫我服先锋9，我担忧地问：“如果服了先锋9还不见效，怎么办？”他说：“那就挂水。好药有的是。”我们机关医院一位耳鼻喉医生，给我检查，说咽喉没有东西，是心理作用。我找到邹立宇，他看了说：“咽喉部有滤泡增生。用抗生素和消炎药都没用。可以用冷冻或激光的方法，也可以服杞菊地黄丸。”我服用了杞菊地黄丸，不料竟治愈，至今六年未发。后来，我多次向人推荐此法，有几个耳鼻喉资深医生，听后竟愤愤地说：“闻所未闻！”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地黄可以治喉炎，才大悟。可是天下医生多矣，都在热心使用新药，推销新药，有几人能知道，地黄丸还有此疗效。还有一次，我无意中摸到下巴上有一个活动的小瘤似的东西，心忧，去找医生。那个医生，是我市一张王牌，一张对外的名片，留德医学博士。他摸摸说：“是个肿瘤，我给你开掉吧。”我又去找我市一院一位退休的外科主任，他摸摸说：“不是肿瘤，是淋巴发炎。”给我开了抗生素药。我仍不放心，又去找邹立宇，他也摸摸，然后肯定地说：“既不是肿瘤，也不是淋巴发炎，就是个淋巴结。什么治疗都不用。”我听了他的话。至今，那个小结还在那里，其实，它本身就应该那样，只是我以前没有注意罢了。

李古松，是我市著名老中医，十六岁行医，今年九十，还每天给人治病。他对“文革”深恶痛疾，曾对我说，以前，找他看病的人，排了很长的队，别的医生面前没有多少人。“文革”时，那些医生就把他打倒，说他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医学权威”，蒙敝群众。他对现在医院的挂水，尤其是中医院也挂水，特别反感，称之为患了“水病”。他又对中医的现状，深表忧虑，常叹：“几千年的中医，现在竟不如日本、韩国。将后继无人了。”我第一次找他看病，是在二十六年前。那年夏天，我双腿生了许多脓疮，治了两个月不见效，奇痒难忍。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他瞧了一眼说：“好治。”开了三剂药。我问：“药吃完后怎么办？”他说：“不用来了，包好。”我将信将疑。回家的路上，在药店里打了药。到家就吃了一剂。服后不多时，双腿竟不痒；服两剂，脓疮全消。二00二年夏天，我忽发高热，至四十度，到医院检查，是急性前列腺炎。挂了两个星期大剂量抗生素。可是停药不到一个星期，热度又起，再挂两个星期抗生素。如此反复，竟无止境。我心中焦躁，去找邹立宇，他说：“你已经有耐药性，最好服中药。”于是，我又去找李古松。我问他：“中医能治此病吗？”他说：“我要批评你。西医能治的病，中医都能治。”我就服他的中药，治好了此病。后来，我遇见市中医院一名副院长，中医硕士生导师，常出国作学术交流，我对他夸赞李古松医术的神奇，他听后不以为然，说：“你吃了他二十多剂药，我只用三剂。”对他的话，我不敢相信。李古松很自负，常向我夸口，什么什么病，只用三剂药，包好，但他那是针对疱疮一类疾病，对于这样的病，尤其是慢性病，他从不敢夸口。对于这位老人，我是非常敬重感激的，他可以说，真正是解救病人于危难之中。他解除过多少病人的痛苦，给多少病人带来生活的信心，很远很远地方的人，很大很大、很有名的医院回绝下来的人，也来找他看病。他家门庭若市，一年之中，除了春节期间，不得休息。他也时常抱怨太累，但从未将病人拒之门外，从未对病人马虎诊治。记得有这样的诗句：“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是的，有许多人，精力充沛，手握大权，却无益于社会；而这样一位年迈的老人，却还在每天造福人类。

二00六年冬天，我爱人的大伯突然去世。之前，他有点儿咳嗽，夜里睡不着觉，想着天明去医院检查，几次起床看时间。天明，到医院做了胸透，医生说：“你放心，没问题，不过为了对你负责，再给你做做其它检查。”于是，从头到脚，爬上跑下，从清早到下午，将医院里所有的仪器都检查了，医生又说：“你放心，没一点问题，不过为了对你负责，再给你挂几瓶水，就可以回家了。”可是，一瓶水还没有挂完，他头突然一低，就死去了。他是被医院折腾死的。

我父亲的去世，也是在这家医院。二00七年春节前，我父亲便秘，带他到医院去。九十岁的老人，便秘是常见的事，吃些药就能解决，但医生见他是离休干部，有着不受限制的医疗费用，便一定要他住院检查。先说他是肠梗阻，要做肠镜。我说：“他肚子一点也不疼，怎么会是肠梗阻。”医生又从病历中发现，父亲十多年前曾患过结肠癌，便说是旧病复发，终于做了肠镜。肠镜检查什么问题也没有，却开始泄肚。这是做肠镜灌肠所致，如果此时医生能无所作为，过几天也能好，如果定要治疗，也只需服一点止泻药，但医生定说是肠炎，是肠炎吃点儿药也就行了，却又给他挂大剂量的抗生素，每天十余瓶水，从上午一直挂到晚上。由于抗生素使用过量，导致肺部真菌感染。医生又说是肺结核，要做痰细菌培养，却又迟迟不做，经我们再三催促，一个多月后，痰细菌培养才做出来，不是肺结核。其间，抗生素还在大量使用，不断增加，国产药不行就用进口药，这等于火上浇油。后来，我从网上看到，过量使用抗生素会导致肺部真菌感染，提醒医生，经过化验，病因才得到确诊。于是赶紧停用抗生素，换用抗真菌药物。又治了二十余天，热度有所下降。当初是因为消化道病而来，以后转为肺部疾病，我们几次提出，要转到呼吸科去，但消化科医生为了利润，坚决不让。我们又提出请其它医院专家来会诊，也不同意。后来，见热度实在退不下去，才同意由病人出资请专家会诊。以后按照专家的方案治疗，才渐渐好转。这前后约有两个月时间。一个九十岁老人，无病竟折腾出这样的大病，还受得了吗？

但灾难止此还并未完结。就在最初给父亲治疗“肠炎”的时候，由于挂水太多，时常起床小便，夜里，跌了一交，将大腿跌断。医生将断腿绑在病床架子上，叫他一百天不动，一动，就会错位。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十分钟不动，也坚持不了。半个月后，来了一个骨科主任，说当初如果用钢钉将骨折部位固定住，一百天就可以复原。但现在已经错位。医生于是说我们：“你们当时怎么不提出打钢钉的要求呢？现在错过治疗时间了。”这真是荒唐，医生不提出治疗方案，我们哪里懂这些呢？就这样，父亲终于不能行动，在病床上躺了两年，最后衰竭而亡。那个医院，在我市排名第二，门旁挂着三十八个牌子，今年又增加一个，是市文明办授予的“救死扶伤先进单位”的牌子；那个医院的医生，个个是理论家，夸夸其谈，天下医生不及他们水平高。但他们就是这样给人治病的。父亲年九十，不戴眼镜能穿针，在楼上能辨别楼下家里人的脚步声，在提前为他庆祝九十岁生日时，我祝辞曰：“再过十年，还请大家来，庆祝父亲的一百岁生日。”可竟被白衣天使们夺去了生命。那些白衣天使，还有一个理论，八十岁以上的人，治死了不负责任。父亲是走着到医院来的，出门时，他说：“中午回来包饺子吃。”最后却是被柩车送回来的。时时想起，心常恨恨。

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此八个字，饱含着深刻辛酸的人生体味。是的，得一好官，治政有方，社会安定，百姓之福；得一良医，救死扶伤，驱除病魔，病人之福。一抓吏治，一抓医德，此构建和谐社会之关键。最近，我市几个大医院、几十名骨科医生被抓，他们为骨折病人做支架的钢铁器材，竟是象买废铁一样，论斤重购进来的，病人手术后，骨折部位断裂，发炎，化脓，坏死。这样丧尽天良的医生，不杀，难道还有天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