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住永恒的美丽

孙犁先生说过，写作是他最好的休息。先生是大师，我不敢妄比，但我确实也有同好。年轻时，我曾做过作家梦，向往着每天五时起床，在瓜棚豆架下，缕缕茶烟里，伴着清晨的宁静和天边的霞光写作；或于夜深人静时，在溢满书香的书室里，灯下漫笔，快意文字。然而，由于生活安定，收入稳定，用不着等稿费买米买衣；又加之工作繁忙，无睱为文，故嵯跎大半生，至今“不名一文”。如今，身已闲，心已静，情未了，乃为文章。回忆往事，怀念故人，留住那远逝的时光，拥抱住永恒的美丽；赞颂人间正义，讽谕人生百态，暴露人世丑恶。

我所写内容，无惊天动地事件，顶天立地人物，感天动地情感，改天换地理论，都是一些生活小事，日常琐事，微不足道之事。作家梁衡说过，要写大事，写大情大理。我又何尝不想写大作，非不为，诚不能。我是一个小人物，不会经天纬地，不能叱咤风云，不能发动战争，亦不能制止战争，所经历，所闻见，所感受，所思考，皆小题材。虽也有人能“小题大作”，即所谓以小谕大，但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小题只能小作。

我最喜爱鲁迅杂文和孙犁散文。鲁迅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以杂文对社会丑恶，进行无情揭露和鞭挞。孙犁说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他从不写他所憎恶的人和事，即使在十年“文革”中，受那样的折磨，他也很少在文中提及；他只讴歌那些让他感动的事情。然而，不论无情，还是有情，鞭挞，还是歌颂，两位先生，都饱含对人生的真情。吕冀平先生在为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所作序中说：“知人论世要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但《琐话》的出现，使我感到还应该再加上一个，那就是情――对人间的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情是文章的精魂，没有感情的文章，是不能打动人心的。我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几十年，感情的潮水，从未枯竭，时时撞击我的心扉，使我激越，使我愤慨，使我陶醉，使我怡然。这些情感，将滋润我的写作，我将尽力在写作中，注入我的喜怒哀乐，爱憎情仇，但能否收获丰美的果实，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有许多作家，将散文当作诗来写，他们的文章，充满诗情诗意，像诗一样优美，如古之韩、柳、欧、苏，现代之郭沫若、刘白羽、杨朔，因为他们同时又是诗人。我也喜欢诗，写过一些诗，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生活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美丽，充满生机，蕴含着无限美好的希望，我陶醉在生活中，就像陶醉在春风里，容易动情，充满诗情，就是在睡梦里，有时也生出诗句来。但我写不好诗，因为我没有诗才，做鬼事要有鬼才，干人事要有人才，作文要有文才，写诗要有诗才。我没有诗才，当然也就写不出充满诗情诗意的文章。

在我们国家，宪法规定，是有言论自由的，但多少年来，我们有话又能到哪里去说？二十年前，我刚进机关的时候，有一次开会讨论工作，我刚说几句，就被科长粗暴地打断，说：“以后说话，要考虑考虑。”那个科长，离开别人写的稿子，是说不出话来的，有稿子也念不好，却有权不让别人讲话。事后他对我说：“我这也是为你好。”确实，在机关工作，如果说了领导不喜欢听的话，提拔就会大大受到影响，工作再好，品行再端，也没用，而提拔又是机关干部的身家性命，人生的最大追求。因此，只好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样，“两眼看地，一脸死相”，话与“算盘”都放在肚子里，待熬到领导的位子，再去那样对待别人。在机关写了二十年公文，如果编印成册，也能装满一层书柜，可是，语言干瘪，满篇说教，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话，没有一个观点是自己的观点，在报刊上发表，署名也不是自己的，正如机关秘书们酸溜溜所言：“写了一辈子同志们，没有念过一次同志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园地，可以写自己的话，自己的观点，署自己的名；也不用怕什么“科长”之类人物来粗暴打断。畅所欲言，意到笔到，即古人所谓“兔起鹰落”者也。如果文章能得到两、三读者共鸣，一、二同好称道，则于我为最大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