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思绪

我是有话要说的。

独自面对这样孤寂的漫漫长夜，倾听窗外万物之和谐音符，想说什么，并不为过。断断续续码字十余载，码出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人和事，笔端却始终没有触及到自己身边的至亲大爱，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责和不安常常就这样无情的折磨着我，让我内心萌发出一种非常想写写他们的冲动。

在我的记忆长河里，三年困难时期仅仅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抽想概念，但童年时期留给我生理和心理上的最大感受就是暑寒可忍，饥饿熟不可忍。

能在完全忽略不计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勉强填饱一日三餐者实属廖廖无几。饮酒更是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消费与消受。虽然那时的杯中之物大多来自家酿，可酿酒不仅仅浪费人力、物力，更浪费大量我们世代赖以生存东西——粮食。民以食为天，尤其是在以挣工分的多少来计划一家大小肚皮问题的农村，粮食的宝贵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小时的我却是在一路闻着爷爷身上的酒香慢慢长大的。爷爷生于清末，学富于民国，感恩却在共和国。祖上的相对富足和他又是那一代几族中唯一的香火传承者，众望所归不仅让爷爷打小就读通了十里八乡所有的私塾学堂，也让他那不太安份守纪的屁股尝够了什么叫严师出高徒与恨铁不成钢的滋味，多才多艺的爷爷成了当时农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位半新不旧的文化人。

在计划生育还没有真正出台前，以人数为计量单位的大家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人多好种田的乡下农村，每一个家庭成员必须保证用最低的能量摄入换取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便是处在这样的温饱线上，也泯灭不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对亲情友情的思念，对是非曲折的不断探询。生老病死，红白寿诞、文书诉状，这种比较带有崇高色彩而又算不上十分辛苦的劳动，往往需要一位能识文断字的德高望众者方能胜任。每逢于此，是爷爷最得意也是全家最高兴的日子，毕竟家里在减免了爷爷至少二餐伙食的同时，还能得到一些为数不多的粮食谢酬。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额外收入。虽然一惯清高的爷爷对这种亵渎文化的行为深感可悲与愠怒，可此刻文化人的尊严在祖孙十来口人的性命面前开始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何况杯中之物又是他的另一种至爱，爷爷用他那特有的劳动展现了那个时代作为文化人的无奈与无助，也为整个家庭源源不断地输送了生存的能量与活着的希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我们的新中国以及新中国里的国人遭受了太多运动带来的灾难与困苦。大家庭、大分支，以及在大集体下的劳动中相互依附着形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使每个家庭的亲戚网络异彩纷呈，遍地开花。也使得历次运动更加轰轰烈烈，无休无止。然而，就是在这种人际关系绷得极为紧张而物质生活又极度匮发的年代，也没法抹杀掉人们心内的善良和纯朴。他们用一颗平和而感恩的心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也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间接或直接地来回报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参照我读过的所有关于成份论时期的书籍，我爷爷的爷爷应算是大地主，爷爷的父辈起码也算小地主。然而乐善好施的祖辈们秉承着“富时多施一碗粥，贫时能捡一回命”的家训，把一个本该富裕的大家庭弄得传到爷爷这一代时已是心善往往多于善行，对那些连弯带拐的姻亲们的世代接济，不仅为我们家庭赢得了好碑，也为我们家庭能在历次运动中免受波及创下了条件。特别是在影响了中国几十年几代人命运的唯成份论时期，虽然全乡公开表决的结果令威风八面的工作组大感意外，但“贫下中农”四个字却真真确确地出自他们之口、之笔，被载入了我家历史。揣着这把尚方宝剑，为以后父亲能当村官，二叔能进城参加工作，我辈能顺利入团、入党工作减少了不知几多麻烦。在这里我无意，也完全没有资历过多评说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运动到底给我们的国家、社会、家庭造成了多少影响，我只想说，别让我们的子孙忘了那一段真实的历史。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遗忘，讲超凡，讲脱俗。其实我们根本就无法脱俗，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俗人，我们也无法忘记过去，因为历史不容重写。我只想祝福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再也不会受到这种无谓地愚弄和摧残。

和谐社会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