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霍玉亮

霍玉亮是我的朋友，我们相识正好40年了。1981年他由西藏岗巴县武装部宣传科长的位子上转业，回家乡参加了一份全新的工作，在铜川市郊区国税局任一把手，现为铜川市国税局党办主任。

我和他认识已经说不清楚具体在哪一天了。1967年我调到岗巴县，第二年霍玉亮也来到了岗巴，那时他是作为新兵蛋子被分配到县中队当兵的。中队的任务是为县委县政府站岗，这些战士每天轮流站在县委门口，我们每天都要进进出出，时间长了多少有点脸熟。有时还互相说几句客气话，就这样开始有所接触，但真正熟悉还是以后的事。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处在十分热闹阶段，各地各单位相继实现大联合，并组建革命委员会。当时中央有明确指示，边境地区的文革运动不许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所以机关每天都要坚持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早晨集体学习两个小时]和天天听（每天晚饭后集体收听新闻联播）。主要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两报一刊的文章和上级文件等，学习任务忙的时候也利用班上的大块时间来学习，讨论。下乡时还要组织老百姓学习。后来当地驻军来到地方支左，县革委会成立后，已经是武装部干事的霍玉亮以支左的名义下到县委，负责类似机要秘书那样的工作，可以参加县委的重要会议，保管重要文件等。因为他每天都在县委工作，我们接触的时间就多了起来，而且互相间很有好感，很快就熟悉了，并成为好朋友。

他的老家在陕北吴堡农村，中学毕业不久就报名当兵来到岗巴，在县中队当一名战士。因为他年龄小，体格健康，长的又精神，队长就把他调到队部当通讯员。起初他干得很不错，倒水扫地，跑腿学舌样样都表现得很好，队长非常欣赏他的机灵、勤快。可是有一天却出了岔，操练结束后，霍玉亮急忙给队长泡茶，情急之下忘记了打开暖瓶盖，瓶盖掉进水杯里。火暴的四川队长不由分说，顺手就把水杯摔到地上，这个18岁的陕北牛犊也不是好惹的种，他双手一举猛力一摔，只听“喀嚓”一声，暖水瓶被摔个粉碎。这声“喀嚓”不要紧，霍玉亮通讯员的位子被别人顶了，他被派到班里扛机枪，但他体格强壮，耐力好，又肯吃苦，每次拉练都跑在最前面。结果，他因祸得福，不久就入了党，还提了干。当时中队归县武装部领导，他十分顺利的进入武装部当上了干事。

霍玉亮人缘好，政府机关里的同志无论年龄大小都叫他霍干事，部队的人也这么叫，老百姓更是这么称呼，那时他还是个不足二十岁的小伙子。他似乎与所有的人都和得来，对老百姓也很客气。他喝酥油茶吃糌粑，总是狼吞虎咽的样子，下乡时和老百姓吃住在一起，与牧民很自然就打成了一片。每次从内地休假回来，他总要带回很多藏族喜欢的东西，如大红枣，小瓷碗什么的。如果单位搞福利分点黄酥油，他就一次打很多酥油茶，请大家来喝。调回内地以后他仍然十分想念那块让他步入人生的地方，去年青藏铁路通车后他还专程回西藏一趟，在拉萨受到了原岗巴县副书记石新鄂、招待员曲珍等老同志十分热烈欢迎和款待。

他的爱好很多，喜欢打篮球，玩扑克，下棋，看书，但他的最爱是玩藏式掷色子。和霍玉亮玩这种游戏的有民工、牧民、干部也有解放军战士，他们全是藏族。玩这种游戏时地下要铺一块厚点的垫子，大家围坐在四周，庄家将三个色子放在小木碗内，右手握住木碗不停的在空中摇晃，嘴里还若有其事的念念有词，突然，在空中摇晃的手迅速翻转过来手心朝下，猛的将木碗摔扣在垫子上，只听“嘭”的一声响，大家嘴里“嗷嗷”的高声喊叫着，然后慢慢的将碗揭开，揭碗的时候真是让人感觉惊心动魄，如果是赢点，则庄家会兴奋得大声吼叫，急速的将其他人面前摆放的码子收归自己名下，如果是输点，庄稼就会发出垂头丧气的“啧啧”声，很不情愿的按别人下的码子多少，把自己的码子数给别人。他们使用的码子有羊的髌骨，金属片以及塑料片等，不同的物件则表示不同的计量单位。藏族没有赌博的习惯，他们掷色子也没有赌注，纯粹是为了消遣娱乐。但是，我怎么也想不通，每当周六时他们总要玩上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四十年来我与霍玉亮一直保持着兄弟般的情谊，从来没有发生过脸红的时候。我下乡的时候，宿舍钥匙就放在他那里，他负责给我整理内务，给栽在盆里的大葱浇水。下乡回来，他总要弄些好吃的一块分享。一面吃着，一面谈论着各自的所见所闻，以便分散想念家乡的注意力。有时他还在休息日的时候，领着他的兵老乡来我这里包饺子，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一天很容易就过去了。有一年他的爱人薛爱芳从老家来岗巴探亲。霍玉亮听说我由乡下回来了，立马把我找去吃饭，高压锅里炖着藏鸡、海带、花生米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很复杂。我笑问，这是什么吃法？他说这叫糊涂炖糊涂吃。没有饭桌，我们蹲在地上也吃的很香。有一次我从内地休假返回岗巴，为了陪我他一宿也没睡，我们一直唠着，到天明的时候，我们吸了三包红牡丹。1988年是我调回内地的第九年，春节刚过，一天晚饭后，单位的勤杂人员敲开我家的门。他说：“我领来一个人，看你认识不？”我抬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站在那里的分明是霍玉亮老弟啊，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会是真的。分别已经有十来年了，我们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正是年富力强的他比以前沉稳老练多了。他说他在大连市参加全国税务总局一个局长学习班，利用休息日又请了几天假来看我的。他的到来，令我们全家十分高兴，我每天陪着他，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上街，甚至一起上厕所，真是形影不离，寸步难分。我们照了很多像，制作成两本影集，分别留作纪念。分别时我们依依不舍，我一直送他一百公里，他登上了火车，我们挥泪而别。

这一晃又是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书信和电话不段往来，互相问候和祝福。一想到他，我就翻弄他的书信，过年过节如果接不到他的电话，我就给他打过去，唠上几句也就放心高兴了。

我和霍玉亮的友谊，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建立和成长起来的，经受了时间的严峻考验。这几十年来使我深深的体会到，人不仅要有好朋友，而且要有知心的好朋友，知心朋友永远是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