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

今天是农历正月二十一，是母亲的忌日。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她短暂而平凡的一生中，有许多事情是最值得我怀念的。

母亲本名陈桂兰，生于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祖父是个秀才，教过私塾，因不满社会黑暗与家境贫寒，毅然投笔从戌，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年长的母亲十二岁起开始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帮助多病的外祖母带大几个年幼弟妹。艰苦的成长环境，磨练出母亲坚忍不拔的意志，成为她日后面对困境、永不倒垮的精神支柱。二十岁那年她与父亲结了婚。父亲时任乡农会主席，无暇照顾年迈的祖母和家务，母亲毫无怨言承揽起家中内外一切事务。文革中父亲受到迫害而打倒，只得远避广东深山做木工，留下母亲带着四个未成年儿女艰难度日。一些仇恨父亲的人，借机滋事欺负我家。有次我哥放午学途中因小事同某户人家儿子发生争执。那家人闻讯后，立即全家四五个大人出动，手拿木棍气汹汹跑到我家乱砸，还把我哥打伤，骂母亲是“黑五类的臭婆娘”。事后，母亲强忍着愤怒，默默地找来草药替我哥治伤，然后一声不吭扛着锄头去生产队里上工。

母亲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要把我们一个个送上大学，日后出人头地。特别是二哥早逝后，大哥和姐姐连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了，母亲把家中唯一的大学生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从我第一天走进学校起，母亲就越发地对我管教严格。每当夜幕降临之际，劳作一天的母亲回家后头件事，就是抽点时间在昏暗煤油灯下，教我识字算数、背唐诗宋词。在我老家土屋墙壁上，曾经好长一段时间插着一根竹鞭，那就是母亲管教我的用具。别看这竹鞭薄薄的、窄窄的，毫不起眼，却比老师的教鞭厉害十倍。在学校，纵使我们犯了错误，老师最多板着面孔高举教鞭吓唬一阵而已，从来舍不得真打我们。母亲就不一样了，在家中只要我背错一句诗做错一点事，她的竹鞭就会长蛇般地舞来，单那阵势便足以让我心惊肉跳半天，更不用说抽后的皮肉之痛了。到了夏天的晚上，花脚蚊子嗡嗡地成堆向人进攻，天气又热，我就不安心在家里学习，总想着法子偷跑到外面和伙伴们玩。母亲为了使我专心，就用木桶盛满一木桶水，要我把脚伸到桶里，她则拿把蒲扇在一旁替我驱赶蚊子，这样就不怕蚊子咬我了。尽管她扇得汗流满面，我却丝毫不领情。相反地，有好几回趁她不注意，偷偷跑了出去玩。母亲把我找回家后，我的手掌和屁股少不了又遭一顿竹鞭的抽打，又辣又痛。从此，我对母亲真是又恨又怕。

到了冬天，母亲从队里领来许多晒干的油茶，成天呆在屋里拣茶籽，赚点工分。我们几个姐弟有空就帮着拣。那时我贪玩，母亲想了法子，每日给我们讲些狼外婆之类的民间故事，吸引我们舍不得离开。如今想来，今天的我能够与文学结缘，是与童年时期煤油灯下母亲最初地熏陶分不开的。煤油灯下，曾有多少母亲的微笑，多少母亲的等待，多少母亲的叮咛。而今，这一切，都早已远去，再也回不来了，再也听不见了！

母亲有一双巧手。她编织的毛衣精致细密，织纳的布鞋美观耐用，村中许多大姐大婶都爱向她请教。她平时爱种菜栽树，工余在家，就带我们到屋后山坡上开荒种地，“见缝插针”，都是些辣椒、瓜果、青菜、葱蒜之类的蔬菜。她栽的那几株李子树，每年春末时节都要诱惑住路人的目光。当李子成熟得黄里透红时，她摘满一竹篮分送给村中有孩子的人家。她平时省吃俭用，但对村中几位五保老人，经常送点油盐米菜。至今，我每次回乡，村中老辈人提起我母亲，都夸她是个大好人。

母亲一共生育十一个子女，大都夭折，只剩我们姐弟四个。母亲怀我时正值家中最穷困的日子，我出生起就一直营养不足体弱多病。母亲为此很内疚，后来生活改善了，每有好菜，她自己舍不得吃，总要把营养最丰富的肉鱼蛋之类留给我。而她，由于生育过多和长期劳累，早在七十年代末就患上胃病。每次病发，疼痛得大汗淋漓的她就用椅子角硬顶着了事，从不肯去医院治疗，怕花很多钱。

母亲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考上大学做个有出息的人。她常拿许多出身贫寒的名人成功故事来鼓励我上进。然而，我却在初三毕业那年的中考前夕突发重病住院，失去报考重点高中机会。病愈后我赌气瞒着母亲，随便人跑到广东做民工，年底都没回家过春节。直到次年正月初十，我接到家中发来的“母病重速回”急电赶到家时，母亲已经不行了。一九八九年农历正月二十一，一个我毕生伤痛的日子，年仅五旬的母亲去了。当她消瘦温软的身子渐渐冰冷僵硬时，我悔恨得泪水横流。这年春，我怀着对母亲的歉疚，重新拿起初中课本温习，考取了中专。

岁月在轮回，又到忧伤的忌日。母亲的音容笑貌重浮在我脑海中，那样的鲜活。她身上积集的中国广大劳动妇女共有的优良品质，她对子女无私的关爱和教诲，永远值得我所怀念和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