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才能看一次报纸的地方

小时家里穷，住土草房，每年都用报纸糊墙。那时我念初小，二、三年级时就认了不少字，只要有工夫我就看墙上的报纸，躺在炕上还眼望着天花板，浏览那上面文章的标题，时间长了，犄角旮旯的报纸都看了个遍，虽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还是记住不少东西，就连毛里求斯、尼加拉瓜和亚的斯亚贝巴、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难记的国名和城市名都是那时记住的。

后来我上了中专，学校给每个班订一份《江城日报》，很多学生都抢着看，有的爱看新闻，有的爱看轶事，我只要有工夫，什么文章都看，记得有一条谜语是这样写的：同志请猜此谜，不要走，不要说话，且对着细想想。都过去4６年了，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有时茶余饭后还拿来讲给别人听。我就是小时养成看报习惯的。

毕业后，服从分配到了西藏，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来到了日喀则地区最落后的一个边境小县——岗巴，这里海拔高，气候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全县没有一条公路，没有没有一辆汽车，也没有新华书店和娱乐场所，和外界沟通的渠道十分不畅，我们每天都在单调乏味中度过，最能消遣时间的莫过于看报。可是，我们县一级的报纸是由地区邮局分发，邮局没有专用邮车，碰到方便车才能搭车捎来，可是到岗巴县去的汽车实在太少，有时一个多月也不去一辆车，偶尔有去的车，邮局也不一定知道，无耐我们全县订的报纸就长时间堆放在地区邮局，一般一两个月才能捎来一次，最长时间可达三个多月。那时上级给我们订的报纸又比较多，有《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西藏日报》和《文汇报》等，所以每次捎来的报纸卸下车来一大堆，但是捎来的这些报纸已经变成了旧报纸，新闻也变成了旧闻，报纸的新闻性全部消失，这样我们只有把社论等重要文章以及有保存价值的知识性文章挑出来备用，其他做引火用。那时我们用的燃料只有干牛粪，其主要成分是草纤维，用一张报纸就可引燃。有一年县里发生严重的雪灾，牛粪根本买不到，我们就耐着性子蹲在火炉旁，一边默念报纸上的文章，一边用报纸烧开水、取暖，这差不多成了报纸的最大用途。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经常有重要精神向下传达，报纸又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半导体收音机就成了和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每天早晨都有组织的进行天天读，晚上听新闻联播。遇有“最高指示”等重要新闻，我们就组织写字快的人半夜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记录后连夜校对，并用钢板刻写印制出来，第二天分发出去，我们用这个东西代替了当天的报纸。

那时条件已经艰苦到了极点，看个报纸还这么犯难，但是大家还是很乐观，平常照样有说有笑，实在闷极了，就把留起来的报纸翻出来看，象咀嚼风干了的蜡肉一般，照样很有味道。

对于这些，中央一点也不知情。七十年代初，我县县委书记和武装部长有幸参加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陆地边防会议。在京西宾馆的讨论会上，他们向在座的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岗巴县的情况，听后邮电部长腾的站起身来，不无惊讶的说，中国解放二十多年了，怎么还有这样落后的情况？后来，在上级的帮助下，岗巴有了简易公路，还给拨款买了一辆奥斯丁小车和两辆解放牌卡车，运报的情况才有了明显好转。

如今，我调回家乡28年了，每天都能看上当天或头一天的报纸，退休以后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把剪下来的报纸积攒起来，然后分门别类的进行装订，有一些如雅典奥运会等重要事件还装订成专辑，现在已有几十本之多了，闲遐时拿出来翻看，仍然能产生一中美妙的感觉。几十年过去了，岗巴县的报纸投递情况怎样我不得而知，估计当天报纸还是看不上，但一定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据说，岗巴县也有了电，不仅能听到有线广播，还安装了电视机，这就弥补了报纸投递较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