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岗巴县政府食堂就餐

1967年我21岁，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自治区党政被夺权。无奈，我由区党委文革办公室调到日喀则的岗巴县。调来的当天晚上太阳已经西下，在县政府不大的院子里，每一户的门前几乎都蹲着一个人，他们手里端着饭碗，边吃边看着我们这些似乎外星来的人。下车后，在一个十分简陋的被称为招待所的房间里胡乱的洗把脸。不一会有人给我们（同来的还有一人）端来了饭菜，他用不很流利的汉语告诉我们，这是给我们吃的，不必交钱。望着每人两个不冒热气的馒头和一碗同样不冒热气的萝卜汤，一点食欲也没有，再加上高山反应，勉强的糊弄几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了。虽然这顿晚餐吃得十分糟糕，但在我的记忆当中却那么清晰，鲜明，因为这毕竟是来岗巴的第一顿。

当时岗巴全县只有不足5000人，县委县政府成立还不到五年，机构和人员编制都不健全，县直机关所有在册人员一共五、六十人。因为人少，只有县政府成立了食堂，县直所有工作人员全在这里就餐。食堂就设在政府院内西侧两间简易平房里，有一个较大的高压锅，用来煮饭蒸馍，还有炒锅马勺等用具。食堂面积小，不能在里面用餐，买来饭只好到别处吃。食堂在粮食科买来的内地粮食根本没有新鲜的，全是年头较多的陈粮，这些粮食有大米和白面，没有其他杂粮，当地粮只有糌粑一种。食用油是由内地运来的清油（油菜籽油），每月每人按2.5斤供应。菜主要是当地的牛羊肉、内地运来的脱水干菜、海带和粉条等，机关还在小院附近利用小气候原理种了些萝卜土豆等蔬菜。能源全靠牛粪，没有煤和电。食堂的工作人员有两名，一名叫郎加，当时四十来岁，看起来还很精明，是管理员。另一名叫旺加，一只眼睛有毛病，可能是玻璃体浑浊，是炊事员，二人都是藏族。

在这里就餐需要提前买好饭票和菜票，一般每个月买一次，打饭时用代金券结算。没有特殊情况一个月用于伙食的费用要在二十元至三十元左右，那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在70元上下，伙食费与工资数还是相适应的，不算贵。但是，这个食堂的条件极差，工作人员的烹饪技术非常低，加上藏汉族饮食习惯又不相同，所以伙食问题成了大问题，一直也搞不好。早餐供应一碗半稀不干的粥，经常没有馒头，从来就没供应过咸菜。每天早上打回粥走在路上心里就不是滋味，到宿舍往粥碗里撒上一点食盐，权当咸菜，二两粥虽然下肚了，但是根本吃不饱，离中午还有很长时间肚子就闹开了意见。盼到中午开饭的时候，还是提不起胃口。主食是一碗米饭，副食是一勺萝卜条炒羊肉，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油，吃一口油腻腻的，不是滋味。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端着饭碗蹲在墙根下晒着太阳，一边吃着一边谈论着感兴趣的问题，每个人都谈笑自如，脸色照样很灿烂。如果副食是手抓羊肉或炖牛肉一类的菜大家还是很高兴的，可是如果你去晚了就肯定买不到，因为这个食堂每顿只做一种菜，这个菜要是符合大家口味则很快就卖光了，又没有别的菜卖给你，所以你将空着手悻悻而回，只有到别的同志家对付一口了。晚餐与中餐大同小异，没有什么花样。不管你爱不爱吃，反正只此一家，别无他店，只有硬着头皮去食堂买回将就吃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那就更糟了，比如发生了雪灾，牛粪供应不上，食堂就停火了，冷冷清清的，开饭时只卖给你糌粑面一种食物，其他什么也没有，连酥油茶也没有，这饭吃起来可真困难了。再比如春节期间，年三十时食堂按一定数量卖给我们一些面、菜、肉等，食堂就放假了。可象我这样的年轻光棍汉，哪里会做饭呀。望着摆在桌子上的这些东西，心里想着远在东北的亲人，心里乱糟糟的，过年似乎比平时还难。假期过了，在食堂买回来的那点东西也坏了。比较高兴的时候是过十一、五一这样的节日，为了改善生活，各单位都抽了一些会各种花样饭菜的人去食堂帮厨，这些人都是各个省的，他们把家乡的拿手饭菜全都在这里展示，花样很多，大家围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吃喝，其乐也融融。岗巴的四川人多，在口味上受他们影响很大，至今我还很喜欢麻辣食物。

为了解决食堂问题，在后来的时间里县上采取了不少措施，管理员换了好几茬，有藏族也有汉族，炊事员也换了好几任。这些人大部分都不安心这份工作，总感觉没有其他工作神气，想跳槽，其中一个由河南来的汉族炊事员耿银春还因为一句话被判了刑，下了狱。同时，还在县政府小院东侧新盖了一处较大的房子，把食堂挪了过去。可是情况仍然不见好转。因为食堂管理跟不上，就餐的人也少，很多人都买来煤油炉自己开小灶，这些人平时根本不理睬食堂管理好坏，只在听说食堂改善伙食了才去买些菜回来吃。象我们这样开小灶有一定困难的人，平时就喜欢下乡，到了乡下就看不到让人难过的饭菜了。由乡下返回县里后，到开饭时只到食堂打一碗米饭，然后再到别的同志家去蹭菜。

不过，也有令人欣慰的事。在这里官兵绝对一致，吃饭时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与全体职工一样，自己端着饭碗很自觉的和大家一起排队，食堂卖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搞特殊。打回饭菜后也与大家一起蹲在墙根下，边吃边和同志们唠家常，吃完后自己随便洗洗碗筷，一顿饭就算解决了。当时国家给他们每月特殊供应二斤富强粉和一斤豆油，这些县级干部无论汉族还是藏族没有一人领过，全部交给食堂公用了。如果下乡，他们也把自己的粮食份额从食堂里领出来，交给工作组统一管理使用，工作组做什么就跟着吃什么，领导们一点也不计较。

这里是高海拔地区，气候十分恶劣，条件异常艰苦，伙食又如此之差，很多汉族同志都患了营养不良症，指甲变形，嘴唇发绀，面色无华，心慌气短。可是全体干部职工仍以极其乐观的态度面对，不叫苦，不牢骚，不怨天尤人，在民族团结大旗的引导下，努力工作，为边疆的稳定和建设作出了不灭贡献。

我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岗巴通过自己的努力并在内地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援下，同样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前几天原岗巴县粮食科长现为日喀则地区粮食局长的阿旺索郎，在拉萨给我来电话说：“如果你再回岗巴，到街上转一圈，你肯定找不到回去的路”。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我相信岗巴的变化是勿庸置疑的。今天，我端起热腾腾的白米饭，吃着可口的新鲜蔬菜或生猛海鲜，便想起了岗巴的食堂，岗巴的食堂一定会随着经济的腾飞而不断改变，并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