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元宵——“闹”出来的狂欢
元宵节,除了民族的吃元宵的灯节外,更多的是舞狮,扭秧歌,所以,有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喜庆。
说起世界上的节日,可以说不胜枚举,据说碑林的就达到3万多种,每个节日都张显着各自国家、地区、民旅自己的特色,都是平淡生活中的最好佐料,是民族文化和风俗的传承和延续。令我们十多亿炎黄子孙不能忘怀、刻骨铭心的当数春节和元宵两大节日,尤其在当今社会高速运转、公民生活节奏加快的现实中,元宵节等传统节日的魅力更加显现,元宵节——“中国的狂欢节”理所应当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创新性的改造,让元宵节的狂欢成份更加浓郁。
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李商隐的“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姜白石的“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唐寅的“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一首首优美的诗词无不描写的是元宵节的繁荣、繁华、红火,也足以纪录古代中国人对元宵节的重视和元宵节的宏大场面。
元宵节又名“上元节”、“灯节”。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建国以后,随着人民当家做主人历史传统节日中的传统内容得到了挖掘,众多的节庆活动重新走上了街头,喜庆、狂欢的气氛丝毫不减。这一的狂欢的节日真正成为全民的节日、全民的狂欢。
过春节的民俗首先是指向神灵世界的,其次是指向人际社会的,而这两个目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自身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然而,过年毕竟又是一年一度每个人盼望甚久的节日,过年的民俗行事不能不更多地考虑满足每个人当下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元宵作为春节的延续承载着更多的内涵,在民间往往有不过正月十六不上算过完年的说法。崔寔《四民月令》所记正月初一“躬率妻孥,挈祀祖祢”、“进酒降神毕”,便是阖家老小团坐于先祖之前,开始了新年聚餐。除夕的年夜饭,名义上也需供奉祖先神灵,而在仪式之后实际品尝的却同样是在世的人们。就连皇帝举行过隆重的新年祭礼和朝拜仪式后,也还要摆出丰盛的筵席招待群臣。整个过年期间,神灵们固然不断得到形式上的祭祀,而真正获得“牙祭”之福的,则是辛劳了一年的人们,特别是盼过年的孩子们。过年了,能够穿新衣,戴新帽,能够吃上比平时丰盛得多的食物,这是许多人都在衷心期待的。由此可以想见,腊月以来对年货的认真准备和采买,与其说是为了祭祀神灵,倒不如说是出于多少满足一下自己口腹之欲的潜在心理。
释放平时聚集的精神疲劳、焦虑和种种心理压力,以获得心灵上哪怕是短暂的解放和愉悦,也是民众渴望过年的一个深刻动因。与所有的过年民俗行事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的娱乐性活动。元宵灯节乃是过年期间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次纵情欢乐、释放能量的机会。
《隋书》中的一段文字说明隋朝时元宵节的盛况。元宵夜不但京城都邑,就连外州偏僻之地,也是一片欢腾。人们不分男女,从家中出来,呼朋唤友,结伴到大街赏灯游玩。灯彩燎炬将大街照得通明,锣鼓音乐之声喧天。各种倡优杂技和奇形怪状的化妆舞踊,就在当街表演。狂欢的人群是各色人等都有,就连平日难得上街的妇女和只在寺观修行的僧徒道众,也统统跑到街上,汇入狂欢的人潮。
到了唐代,元宵的狂欢程度有增无已,连皇帝后妃都参与了进来。据唐史记载,上元节是一年中唯一撤除宵禁,允许百姓狂欢的日子。唐中宗与皇后曾于景龙四年(710)的元宵节一连两天微服观灯。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夜,破例允许宫女数千人外出看灯。次日点检人数,竟有不少逃亡不归。
宋代国力虽不如唐,但生产和经济却更发达,过年,特别是元宵节就更热闹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此有详细描述。众多的艺人争相献艺,这时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热闹状态可以想见。宋徽宗更打出"“与民同乐”的招牌,成为东都元宵乐事的总策源者,于是皇亲国戚、达官权豪纷纷搭建彩棚,张灯奏乐,老少男女全都上街观灯。各大寺庙也开放迎客,既烧香拜佛,又布摊买卖,更设场演艺。整个城市撤除夜禁,到处是彩山与灯山争辉,百戏与杂剧并陈,内教坊乐人登上露台演出,“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就这样一直狂欢到十九日才算“收灯”。
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指出有鼓吹、杂耍、弦索:“鼓吹则橘阳律、撼东山、海青、十番,杂耍则队伍、细舞、筒子、斤斗、蹬灯、踢梯,弦索则套数、小曲、数落、打碟子。”到清代,这类杂戏更多,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云:元宵杂戏,剪彩为灯,悬挂则走马盘香,莲花荷叶,龙凤鳌鱼,花篮盆景;手举则伞扇幡幢,关刀月斧,象生人物,击鼓摇铃。迎风而转者,太极镜光,飞轮八卦;击拽而行者,狮象羚羊,骡车轿辇。前推斡旋为橄榄,就地滚荡为绣球。博戏则竹马,扑蝴蝶,跳白索,一般来说,初十刚过,十一二三的时候,百戏社火便搬演开来,走街串巷,穿村越寨,直闹到十六七。不仅闹的时间长,闹的名目也多,藏矇儿,舞龙灯,打花棍,翻筋斗,竖蜻蜓;闲常之戏则脱泥钱,蹋石球,鞭陀罗,放空钟,弹拐子,滚核桃,打尜尜,踢毽子。此外就是社火,这是规模和影响更大的,诸如踩高跷、跑旱船、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打腰鼓……一位民俗者学曾经记道:
一队社火过来,除了声震四野的锣鼓声以外,踩高跷的装扮出《八仙过海》、《西天取经》、《白蛇传》等故事来,八仙、唐僧师徒、许宣白蛇小青以及虾兵蟹将俨然其中,孙猴子自然是跑前跑后、吆五喝六的,更有一个耳戴红辣椒、手拿笤帚的老太婆扮演丑角,一忽儿逗端庄的白蛇,一忽儿逗古板的唐僧,洋相出尽,引人发噱;跑旱船的自然是年轻闺女媳妇,手提船帮摇风摆浪,摇橹板船的则毫不费劲,同同时又要显出上波峰下浪谷的情形来,让船里的年轻女子前仰后合、乐呵呵美滋滋地担惊受怕;也有推车子的,情形与跑旱船相近,车上女、推车男造出一番故事来,乃至丑老推美妇,追求戏剧效果。在这之后,或许还有骑驴的、背妻的,前者自然又是妇女,人从驴身子中间穿过,把那驴扎在身上,下边的拖地帷幔把驴腿(其实根本没有)人腿都遮起来,仿佛真是驴子在奋扬四蹄,赶驴的又必定调皮,让那驴一忽儿跑、一忽儿停、一忽儿踢;后者或是哑老背妻,或是老夫背少妻,其实只是一个人——上半截装成妇女,而男人的上身和女人的下身都是假的,那男人的脖子下有一机关,可以不时地转过来与女人亲吻……就这样,我们热热闹闹地过了元宵节。
“正月十五闹元宵”,元宵节俗活动的最大特点是“闹”,而正因为在这天人们心中有诸多的闹的元素,所以三千年多的历史的元宵佳节就显现出如此的魅力,热闹之中大家如醉如痴,全无贫践高低之分,全然是一片和谐共处、举国同庆的现象,愿我们的元宵佳节真正成为东方狂欢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