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日子

九旬的姥爷已经老至糊涂了。他总是偎在沙发里，垂着眼，说个不停。细听，原来他嘟喃的全是些经年旧事。有人去和他聊天，他说的是那些，没人时，自己说的也是那些。人的记忆，想必和生命一样，也是回归的，到最后，越是尘封久的，却反倒更清晰。

我喜欢听他说往事，喜欢听那些我没敢上的老日子。和一个垂暮的老人，说着一些散碎的话，静静地，感觉身处时光之外。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我以为那时孩子们都上私塾呢，原来只是有钱人才把先生请到家里教。村里给穷孩子们弄的读书的地方，也叫学校，收很少的钱。多数是设在小庙。然而仍旧行着庙的职能，所以在哪儿读书的学生，最盼着过的日子是菩萨的生日。不知观音菩萨的生日是谁告诉世人的，据说是农历二月十九，反正那时大家都牢记那个日子，到时候，每家都会捏了素馅的饺子，舍在庙里，敬给菩萨。可能菩萨吃不完吧，上学的孩子们总会吃到很多，可以尽情解一次馋。

学校雇来个有学问的人，已经不称先生，而称老师。不过先生手里的戒尺却没随称呼而改变，仍然是打学生的戒尺。那个韩老师动用戒尺完全是凭心情的好坏。每个学生都被他打过不知多少遍了（那时还没有女孩儿上学）。

我曾问姥爷，当时孩子是不是都不爱上学。他说不是，都极愿上学，不愿放假。上学多自在，放了假，就要去地里拾柴，沿街捡粪，那多累。但不愿的事也要经过，虽没周末，秋忙和冬季是必放假的。寒假前也要考试，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块儿石板，用石笔在上面写字。成绩好了，韩老师就发给一些花生算是奖励。姥爷说，那其实是他早就预备好的，即使孩子们成绩不好，他也会发下来。长此以往，寒假前围着炉子吃花生，成了一件乐事。

孩子毕竟是孩子，虽然被家长派了很多的活儿总还是钻着空子去玩儿。一次，他们跑去坟地的树林里砍树枝，按规矩那是不能动的。结果被董事会的启爷发现，别的孩子都跑掉了，别扭的老爷没跑，还顶撞了几句，并使劲的一提裤子，这是个很豪气的动作。那时小孩儿有很多豪气的动作，比如，用青布棉袄袖子使劲的一抹鼻涕。启爷以为冒犯了自己的权威，硬要姥爷家请三桌的客，以补偿。那时穷人家过年都吃不上一个整桌，可见这次处罚之大。多亏气坏了鲁莽的朝二爷，打了启爷一嘴巴：“孩子掘个树叉有什么了不起？你闹什么？”启爷无奈：“二哥，您打我，我不生气。得，交您了。”我猜想，可能朝二爷的力气和地位都超过启爷吧。

姥爷家弟兄很多，都给地主扛活。本来家境不错，有二十亩地。可被他父亲输掉了，姥爷的父亲酷爱赌钱。旧时的乡间赌场很热闹，有赌客、看客、卖东西的、什么也不做，像木桩一样的。烟袋锅使小屋云雾缭绕的如仙境，若打起架来，那铜锅竹杆的大烟袋还能做兵器呢。小贩胳膊上挎个竹篮，时而懒洋洋的冲人群喊几声：瓜子喽！谁吃花生！解饿的还有烧饼，用刀劈开，夹上猪头肉，叫做“蛤蟆吞腻”。赢了钱的人每会要上两个，若赢多了，还会多买几个分给要好的看客。老爷的父亲自己吃饱了“蛤蟆吞腻”，便不回家了。家里时有无米下炊，老爷的母亲常扶着篱笆张望，盼着男人赶集买回高粱米好做饭。

穷者极穷，富者极富。村里的义老爷是最有钱的地主，他家有四倾地。地多、钱多、房子多、骡马多、佣人多，很是风光。走街叫卖的小贩，无论卖什么，都先到义老爷门前，让他挑完了再去别处卖。一次他家吃骨肉，某女短工打扫啃剩的骨头，带回家用刀刮下上面的一些肉屑，和着白菜包了吨饺子，把孩子们香的不得了。姥爷和义老爷是本家，和人打架时，他会钻进义老爷的宅子，别人便不敢追了。有一回，一个年龄大的愣兄追了进去，义老爷掏出抢来要毙了他，愣兄急忙逃去。这样神气的义老爷，晚年疯了，恐他杀人，董事会的董事们和他的家人，把他用链子锁在磨房，后凄凉死去。

当年的村子虽不大，但是没人敢惹。因为村里有曾做过县太爷的镇老爷，还有手下有人有枪华老爷。镇老爷至死头上总盘着个小辫儿，听说他八面玲珑，手眼通天。华老爷那支队伍不知道叫做什么军，和土匪的区别就是不叫土匪。姥爷每遇华老爷，都爱看他的枪。华老爷曾说：“兄弟，别扛活了，跟我走吧，这把枪就是你的。”姥爷没去，后来听说，华老爷父子被别的队伍捉住，砍了头。

我曾看国画花鸟的书，感叹上面那各种各样的鸟儿，都不易见了。可在姥爷小时候，随便就能见到书上那些漂亮的鸟儿。长尾长冠的红色寿带鸟，经常落在各家的木篱笆上。喜鹊居然敢飞到人家的院子里觅食。还有那黄的、绿的，各样不知名的鸟，偶而就落到黄瓜架上。至于树林里就更多。姥爷十几岁给地主扛活，至二十几岁当兵离家，几十年未回，文革后又回家，至今已老痴，然而对童年那个时代却记忆犹新。大约就是因为有各种漂亮的鸟儿那样的一些美丽的事儿，深印在脑海里吧。

好的与不好的，一并远去。我们的现在，也很快会成为遥远。我仿佛看到了将来那个垂老的自己，在安祥的回忆着现在这个写字的自己。不禁心里流出一句话：感受如烟日子，聆听似水时光。

二零零八年农历十月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