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年猪

在乡下，大年日趋临近，杀年猪的也就连绵起来了，但人们从不叫“杀年猪”，只能说放年猪。怕这个“杀”字伤了年的吉祥和喜庆。每当不谙世事的娃娃，看到屠户拿着雪白的刀子，捅进一头大肥猪时，便会大声嚷着“杀年猪啰！杀年猪啰！”站在旁边的长辈会马上伸出个大巴掌，一把捂在孩子的嘴边，瞪着眼睛教训着：“这叫放年猪！”孩子心领神会了，忙改口“放年猪啰！”

我捞起孩时沉淀的记忆，那时，我家和好多乡邻一样，年年都要放一头大肥猪，尽管天天讲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家家户户猪尾巴还是摇来晃去的，到哪家都有一道得意的风景。队长通人情，只要你不耽误集体工，任随你去养多养少。我想，这大概多亏了我们那有一道七七四十九道弯的大桐岭，把那“割尾巴”的厉害劲挡住了大半吧，不然，我们过年就只能吃豆腐汤了。

放年猪是一件十分郑重的事。放猪前得把一张扎实的长凳摆放在堂屋正中。女主人把猪从猪栏里缓缓的赶到挨近厅堂时，屠户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双手死死地抓着两只肥大的猪耳，一提，帮忙的一拥而上，将猪抬放在长凳上，屠户提刀从猪颈窝直捅到猪的心脏。将刀用力点了几下后，随刀拔出来的是喷涌而出的猪血。待猪血放尽，屠户将手上的血甩几点早准备好的草纸上，男主人忙将纸粘在厅堂正中的墙脚下，是告慰土地爷的。就在屠户把猪从长凳上“砰”的一声放下来时，一挂长长的鞭炮随即热闹开了。

在屠户和帮忙的一阵吹气，刮毛、开膛，剖肚的忙碌后。两扇门板似的猪肉便摊放在堂屋的门板上，这时屠户握着大砍刀，就只等主家的吩咐下刀提称了。那时放年猪，真正能把一头猪全吃了的人家很少，有的因先前借了他人的钱物；有的因赊买了这头猪本；有的还得卖这肉换点钱去置办年货，这都得从这头猪身上弄去清楚。在所剩不多的肉里，主家还得打理正月去走亲戚的人礼。岳父、干爹、舅父家这是必须的，有时少得只能割上斤把半斤。分到最后，摆在肉板上的就只剩下猪头、猪脚、肉脏和少许几块肉了。一次，我家放年猪时，弟妹们看着好些猪肉被人提走了，只剩下一丁点儿时，伤心得哭了。

尽管所剩的肉不多，但年猪饭还是必须得置办的，乡亲邻里间，平时的你帮我，我帮你和偶尔的磕磕碰碰都在这热腾腾的饭桌上把谢意和歉意表达殆尽。这顿饭中留下的肉再少，主人家也会端出满满两大碗汤肉和一瓶老酒，跟大家一干而尽。遇上腿脚不便的，或是有事去了没到场的邻里，主人就会用大碗装两坨鲜嫩的猪血，小块红纸一粘送到人家。去意思意思。一股浓浓的乡情在这来来往往中芬芳扑鼻。

农村土地责任制后，田里的粮多起来了，乡亲们口袋也丰满起来。放年猪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放年猪，一头猪，放下来是一两也不卖了，乡亲们叫吃“完”猪。一次年猪饭，不让乡亲邻里吃得酒醉肉饱，东家心里就空落着一大块。新娶媳妇的人家，正月要回门，主家便会宰它两头大肥猪，享享过大年的丰盛瘾。有年端午，回老家过节，在弟弟家吃饭，他灶头还吊着一大帮子腊肉。弟嫂取下一块，剁了一大缽。我问怎么还那么多腊肉。你听他怎么说：“过年一头二百多斤的猪，全腊下来了，都吃腻了。这日子好得似乎在天荒夜谭。以前弟弟看着人家把我家的肉提走时，急得大哭，现在好了，腊肉腊到端午还没吃完。

现在放年猪的人少了，养殖专业户和散养户，都把猪卖给猪贩子，过年时砍点新鲜肉就是。他们说反正一年四季店里天天有肉，想吃天天都可以吃，腌点腊点也只是换下口味或显显年味而已。虽年猪饭请的人很少了，但请新年饭的成了另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