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我们成了房奴

2007年6月25日，是我签订住房公积金贷款协议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在省会郑州终于有了套自己的房子；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我们一家也成了一群可悲的房奴。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还不到70平方米，也有11年的房龄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但毕竟我们有了一个家了。

家（Home），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固定的居住地（House），二是固定的家庭成员（Family），由此可见，固定的住所和家庭成员，在一个完整的家中缺一不可。当然，固定的住所产权不一定归自己，比如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前，许多人住在单位的住房里面，没有产权，但很少有人认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是家的。

然而，这一段时间，有些房地产商，以及某些与他们穿同一条裤子的所谓专家学者，甚至某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却出于某种目的，要求人们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其实，他们自己的观念是否改变了，也未可知）。比如，近期在南京举行的“对话中国”高层论坛上，一位曾在入世谈判中大出风头的高官在谈到大陆房地产问题时煞有介事地说：“中国的老百姓没有改变观念，每个人都想买房，其实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大部分中国人应该解决租房问题”。但当初改革时承诺的“廉租房”在哪呢？经济适用房又有多少？说实在的，这样的言论对我来说并不新鲜，早在一两年前就看到过一位比较有名的专家这样鼓吹过，我当时还吐了一口唾沫，骂了一声：“呸！什么狗屁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这位让我一度尊崇的高官当然也只配我一口唾沫和一句“放屁”的咒骂。

挥金如土的富翁不会知道我辈普通百姓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痛楚；屁股坐惯了高级轿车的官僚肯定也想象不到我辈普通百姓满身臭汗去挤“春运”列车的无奈；同样，这些住着高档公寓、豪华别墅的达官富人们又如何体验到我辈普通百姓住在某个城市角落里，却又无家可归、飘泊无依的辛酸呢？

我于200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了现在所在的单位——一所成人高校，单位没有住房，为了吸引人才，每月补贴400元用于租房（随着硕士越来越多，后面的毕业生连这400元也没有了），这在当时只能租一套条件非常简陋的二室一厅住房。由于要把自己一千多元的工资掰成两半，一半用于自己的日常花销，另一半攒着以备将来买房子，我不得不省吃俭用，在这400元的范围内来租房子，所以只能租到面积小（50平方米左右）、条件差（往往是十五甚至二十年以上的旧房子，大多没铺地板砖），还昏暗肮脏的房子。来到这样的地方，第一个感觉就是来到了贫民窟。好在我出自农村，自小就在贫穷中长大，对物质环境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有个休息和吃饭的地方就行了。后来租的这套房子，虽然条件依然简陋，但有一个书柜和书桌可以供我放书和读书，有一套可以做饭和烧洗澡水的天然气设备，还有一台声音很吵但几乎没有多少制冷效果的旧空调，因此，我相当满意，以致几天内还兴奋未消。

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住就是两年，我本来打算还这样租着住下去，直到学校不再发住房补贴的2011年之后。我的想法：就像肥皂泡一样不能只膨胀不破碎一样，房价不可能一直涨下去，它总有下降的一天，从全国房价高得如此离谱，涨速如此快，涨幅如此大，民众反应如此强烈，这一天应该没有多久了。但我老婆，还有她的嫂子、同事，却鼓吹要买快买，不然房价就会越来越贵。我自己也想起了2004年暑假在南阳上课时，一位女学员给我讲的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某人攒钱买房子，把钱存在银行里，结果几年下来，所得的利息远远没有房价涨得快，所能买的面积越来越小。“有钱快点买，千万不要等”，这是那个女学员得出的结论，我当时也深表赞同。再者，虽然我现在租的房子不算贵，但一年下来也有将近5000元白白交给别人了，而且还要承受将来房租随着房价一起上涨的压力。

也许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以前当我不想买房时，理由是那么充分；等现在被老婆说动了，说起要买的依据时，又是那么振振有词。买就买，就这样，通过几家房地产中介，我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选房过程。

我们的第一选择，当然是去买新房。国庆时到住处附近一个正在销售的楼盘打听一下，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大致需要40万左右，首付20万左右之后，不算十几万元的私人外债，仅仅剩下的20多万元按揭贷款，若按20年归还，月供高达2200多元，我的所有工资加上还远远不够；若按30年期限，每月1700多元，还勉强可以接受，但等还完所有房款之后，我和老婆已是一对年愈花甲正在颤微微地走向骨灰盒的老头老太了，8岁的女儿那时也38了，比现在的我还大2岁呢！而且在这漫长的30年中，我们两口，包括更加年迈的父母，就不生病花钱了？女儿不上学了？不结婚了？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成了被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的房奴，除了为银行和房地产商拼命挣钱外，再也没有什么生活的目标和乐趣……最终的结果，我们默然走了出来，售楼小姐也没再多说什么，也许在她们眼里，我们压根就不是什么买主——不是不想买，压根就买不起！

没办法，只好去买二手房。老婆还在老家工作，临回去的时候，给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选购二手房的“原则”：第一，不能顶层（冬太冷夏太热）；第二，不能底层（太潮）；第三，不能年代太老，至少要97、98年以后的（但2001年以后的又不能要，因为还有2％的营业税）；第四，要有双气；第五，南北朝向，还要向阳；第六，不能超过30万（超过了买不起）；第七，闻单位要近（金水区范围内）；第八，80－90平方米；第九，要干净，条件不能太差；第十，不能有结构性缺陷。大概她以为，以我们这样的“小资”家庭去买二手房，本来就够委屈了，买的时候当然不能马马虎虎了。这些条件，理由当然都是很充分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太难了，更关键的问题是，依我们这点可怜的支付能力，在如神七一样飞升的房地产市场上，根本就是弱势群体，根本就是一只卑微而可怜的蚂蚁！

半年多的时间里，在几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人员的带领下，看了不下二十套房子，也看中了几套，但价格动辄三四十万，实在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我发现，根据官方的数据，郑州的商品房价格，截止2006年12月，是3405元/每平方米（人民网、中国广播网河南分网引自郑州房管局，另一说是3074元/平方米，（人民网引自《今日安报》），但实际的数据恐怕远非如此，一套90年代中后期的二手房，七层楼房的第六层，均价也大致在每平方米3700元上下，也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我们所能买的，只是面积比较小条件比较差的低价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的呢？能买到一处自己比较满意，又能买得起的房子就不错了，因此，除了一些必须坚持的原则，如不能是顶层，不能在1995年以前，离单位要近，要朝阳，不能有结构性缺陷等，不能超过30万元等，其它的就不得不放弃了。

到第二年，即2007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终于以24.5万元的价格签下了现在的这套房子。虽然面积只有68.8平方米，光线也不好，前面有两栋20多层的高楼终日挡着阳光，但在一楼，价格比较便宜，以后还贷的压力不会太大，更让我动心的是，还有一个和房间面积差不多大小的小院。一些熟人听说这些基本情况和价格后，都说买亏了，太贵了。后来，我们搬进来时候，院里闲坐的老太太们纷纷打听购买的价格，我们如实说了，老太太们发出一片“啧啧”之声，原来，这样的房子，1996年左右他们买的时候，才花了2.5万元左右，2004年的时候，也才8万元！真的是我们买亏了？可半年来我了解的二手房大致也就是这个价格啊，而且，这个价格也是经过锱铢必较的谈判才争取到的，当时我还感觉比较划算呢。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这个院中买的和我们同样的房子，仅仅因为比我们晚买四个月，就整整比我们多出了4万多元！

在谈到山东大贪官杜世成的“政绩”时，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他将青岛的房价从1999年的2067元/平方米，“跨越式发展”到2006年上半年的6288.2元/平方米，8年涨了3倍。还有报道说，南宁、贵阳、成都等地的房价也比上世纪90年代涨了近10倍。如果我们细细考察一下郑州的房价，就可以看到，我们郑州的官老爷们在这方面的成就也不遑多让啊。

购房合同签订之后，就需要筹措资金了。我和老婆都是在1994年参加工作，我本科毕业，在家乡的市教育学院工作，直到我2001年考上研究生离开该校时，工资每月还不到800元，加上所有的课时费，每月也不足1000元。老婆毕业于市卫校，去了效益还算不错的市防疫站，工资比我的还要低一二百元。从1994年到2001年这七年时间里，基本上靠省吃俭用，我们花两万多元（含装修费用）买了一套单位的70多平米的二手房，又添置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还有将近两万元的节余。然而，在我上研究生的三年中，由于与原单位脱离了关系，没有了工资，我每月295月的研究生生活费（还有一些导师给的打工费）只够自己的日常花销，家里的事，如孩子上幼儿园，老人看病，亲月故旧婚丧嫁娶的礼金等等，单靠老婆的工资就入不敷出了，到我2004年毕业的时候，家里原有的积蓄也基本上花完了，因而2004年我几乎是带着一穷二白的“家业”来到郑州的。又是依靠省吃俭用，到2007年，我们又有了将近四万元的积蓄，然而，离24.5万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和老婆都出身于农村，双方家庭都属于典型的贫下中农，基本上没有什么有钱的亲戚来提供强大的后援。余下的20万元，除了贷的款外，我们只能依靠境况和我们大体相似的亲戚、朋友和同学了。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向人借点钱不算什么，但对于我，却是最说不出口，甚至是有些丢脸的事，——小时候家里穷，交学费、看病，或者买化肥农药什么的，都要由父亲去四处借钱，所以，自小在我眼里，向人借钱就是贫穷和屈辱的象征，和乞讨似乎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记得1998年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们刚买了老家的那套房子，除了预留的住院的费用，我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了。接生的医生让我出去买一些奶粉喂小孩，当时老婆她嫂子在场，我完全可以开口向她借的，但我头脑里只闪现了一下这个念头，就硬着头皮走出了医院。在街头彷徨一段路程和时间后，我乘公交车回到了学校。邻居们见了我，问怎么样了？我说已生下来了。人家就笑了，说都当爸爸了，怎么还有空在这里瞎逛？我灵机一动，想趁势提出借钱的要求，但到嘴边的话却是：我回来拿点东西。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趁没人的时候，向一位邻居借了一百元。那是我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那种惭愧，甚至屈辱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还想，我借一次钱就感觉这么难，父亲那时候隔三岔五就要向人借钱，真是够难为他的了！

没想到，将近10年过去了，我又要向人借钱了。老婆那方的亲戚、朋友、同学，由老婆出面，我这边的，当然是由我去借了。老婆知道我不擅社交，朋友不多，分配给我的任务只是向远在重庆的弟弟借2万元，但一开始弟弟只答应借五千元。我知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5月份政府大幅提高股票的印花税，使此前一直信心百倍炒股的弟弟蒙受了对他们来说重大的损失。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他们在重庆工作，将来要在那里买房，承担的房价压力比我们的压力还要大。然而，在我老婆看来，即使再有困难，在二哥需要帮助时，也要伸出援手，在老婆的压力下，弟弟终于借了我们一万。加上其它的，终于凑齐了11.5万元，还超了预计的首付一万多元。

然而，等到去省直机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去办按揭贷款手续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却又告诉我，由于房子超过了10年，根据有关政策，我们最多只能贷10万元，离首付的最低限额反而差了两万多！由于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借款资源”，我当时就绝望地想：这两万块也许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鼓起勇气，向系领导讲了自己的难处，从系里预支了一两个月后才发的去年一年的课时费一万多元；又向此前闹过不愉快的弟弟又借了5000元外；最后，又老着脸皮，打电话向父母和在家乡的大哥借钱。本来，由于知道父母和大哥除了种庄稼，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的艰辛；父母还有一个未了的心事，那就是他们的小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现在三十三、四了还没有和他的女友结婚，还需要在房价更贵的重庆买房子；此外，父亲还有着高血压等病，因此，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向他们借钱，买房这事压根就没跟他们讲过，但现在，合同已签了，首付已给了房主10万元，已成骑虎之势，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往前冲。电话打去了，钱也拿到了，当我从银行取出父亲和大哥给我们凑的7500元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铅也似的沉重……

首付凑齐了，接着要做的，是到位于郑东新区的郑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去办各种手续。到那里的第一个感觉，郑州的房地产生意真红火啊，高耸的大楼外停满了小汽车、电动车和自行车，宽敞明亮的一楼二楼大厅里（每层估计有上千平方米），到处都是服务的柜台，到处都是排队或拥挤等候的男女，乱糟糟的人声鼎沸，不时还夹杂着广播通知。我先后去了两趟，在那里办了房产证过户、公积金贷款审批等手续，还去了若干趟省直机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去办公积金贷款申请手续，两三趟金水区的行政服务中心去办土地证过户手续，交了也不知有多少名目和数目的这税那费，由此产生了这一段时间的第二个感觉：关口林立，雁过拔毛啊！由于经济拮据，朋友也少，花钱的地方自然不多，所以平时我至多带几十或上百的零花钱，但那一段时间我去办各种手续，口袋里至少要带千儿八百的，因为几乎在任何办理手续的柜台上，你都要交这种税那种费，多得令人防不胜防。有少数柜台不收税费，比如去郑州市国土局去做土地证转让备案，我开始还有点不敢相信：这年头还有不收费的衙门？

幸好还保存有一些收据和发票，让经常丢三落四的我还可以把这些税费大致统计一下：

私房转让税，206元；

配图费，20元；

房屋所有权登记费，80元；

土地收益租金，320元；

契税，4900元（看发票栏目，还减免了4900元呢）；

土地出让金，775.8元。

以上只是能找到发票和收据的，此外还在省直机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交了一二百元，贴了两次以前只是听说过的邮票一样的印花税（面额也有一二百吧），其它的就记不清了。

此外，还交给据说生意很火爆的某房产评估公司评估费1000元左右，房介各种费用3350元。

据房介公司的人说，我这一套房子买下来，各种税费应有15000元左右，算下来，这个数目应该不会错的。我们这一套房子恐怕只能算是房地产市场上非常低端的一笔交易，而且还没有2％的营业税，不知40、50万，甚至上百万的要付多少交易成本，不知又能养肥多少各路神仙。据说，房地产业与50多个行业有较高关联度，住宅建设投资通过消耗水泥、建材、钢材等上游行业产品，对经济的拉动系数为1.95左右，对下游行业产品如家具、家电等消费市场的带动系数为1.3～1.4。更要紧的，房地产业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有些地方基至占了三分之一强（据《中国青年报》），难怪房地产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据新浪网2006年12月28日引自《江南时报》的报道，长三角地区一位市领导坦言：“时下地方官员主导房地产发展的冲动依然非常明显。因为在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中，有75％归地方所有。在我们市，土地出让金的30％直接划入地方财政。而土地出让价格的高低与房价密切相关，房价越高，当地土地拍卖价也越高”。该报道还称，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办齐“五证”，盖20多个公章，这些环节除了涉及规划、国土、建设等主要部门外，还需经过房管、工商、税收、建设、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据报道，一些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所征收的费用多达50余项，这些成本大约占到房价的15％至20％。除了这些收费外，政府还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征营业税、印花税等十余项税负，这些税负成本约占到房价的15％。有开发商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的20％，房地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2007年6月28日至7月4日《大河文摘报》摘自《经济参考报》）。另据报道，2001年至2004年间，主管苏州市城建、房地产开发的前副市长姜人杰先后收受多家房地产公司贿赂，共计人民币1亿零867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4千元，其中最大的一笔为8000万元，创大陆贪官被曝光的单笔受贿之最（中国新闻网、新浪网2008年10月23日）。以上种种，我想，才是杜世成们和房地产商合穿一条裤子，以前拼命抬高房价，现在又不遗余力地“救市”的根本原因。

在搬进这所房子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少乔迁新居的喜悦，相反，生活的沉重负担已经如泰山般压在我肩头上，每月800多元的月供，80000多元的各种外债，再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生活费用，我每月1800多元的工资根本入不敷出（老婆停薪留职来到郑州，工作不好找，基本没有什么收入），使我这个本来有点安贫乐道的读书人，不得不发疯似的在业余时间拼命想法子挣钱。据说，月供占收入的50％以上的人才叫房奴，我不太清楚我们是否达到了这个条件，但在心态上，我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房奴：现在，挂在老婆，甚至上小学的女儿嘴边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没钱”；由于“没钱”，我和老婆已经有好几年没添新衣服了，——以前是攒钱买房，现在是攒钱还债还贷；由于没钱，即使再忙再累，老婆也不舍得让下一次餐馆。还在前几天，老婆告诉我，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乳腺癌，当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最后下定决心，就是把打算还帐的10000多元全部花完，也要带她检查一下。第二天，我对她说起这事，她又恢复了常态，说应该不是。我觉得她的解释有点道理，恐怕更关键的原因是我们的拮据，我们都不再提及这事。记得几年前在平顶山上课，和一个在鲁山县农村教书的女孩交谈，听她说起她们学校由于实行“包班制”，高年级两个，低年级一个人包一个班，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全天都有课，我当时调侃说，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你们要当“铁汉子”、“铁姑娘”，不能生病，也不能结婚生孩子。想不到几年后，为了买房子，我和老婆也需要当不能生病的“铁汉子”、“铁娘子”了，因为若是得了癌症这样的大病，我想我们只有等死！

我还记得，在南京上研究生期间，有一次，两个没有工作经历的室友称硕士应该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我当时就拿自己作例子来反驳，现在，我若是再现身说法，恐怕更有说服力了。只是不知这两位室友，一位去了深圳，一位去了山东东营，在他们同样也不会感到轻松的房价压力下，是否还记得起他们说过的那些话，是否还像当初那样意气风发呢？

不过，话又说过来了，本人再不济，还算个手握硕士文凭的“高学历人才”，在据称是“暴利行业”的教育岗位奉献了十多年，又忝列“高校教师”这个公认的“高薪群体”（前段北大不是有位阿亿先生每月4800元还哭穷吗），最终也落个“房奴”的可悲下场，那么多的工人、下岗工人和无业者呢？

推而广之，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国家都“和平崛起”了，成了国际舞台上一支任谁也不不敢忽视的重要力量，甚至有了一种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比肩的感觉；经济的蛋糕据说也越做越大了，都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可为什么普通的老百姓，却有着那么多的这这“难”那“难”：“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出行难”，乃至“丧葬难”？这些“难”又有多少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天灾”导致的呢？

在搬进新居的那些日子里，我就有了一种冲动，想写一篇文章记下自己在买房过程中的这些酸甜苦辣，喜怒悲欢，还想写一首诗，也是因为我欠缺文采，文和诗最终都没写下去。转眼大半年过去了，本来一直繁荣且暴涨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变得萧条起来，房价也开始回落，有暴涨就有大落，这本来是市场的法则，没想到半路里却纷纷杀出一些“路见不平”的好汉，但他们“拔刀相助”的却是这十来年里呼风唤雨，赚得盆满钵满的房地产商，砍向的却是任人宰割的广大买房者和房奴！据新浪网的一项调查，截止10月15日深夜，反对房地产“救市”的网友高达81.99％，另有86％的人认为“救市”受益最多的是房地产商，新闻舆论更是一边倒，反对“救市”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是螳臂挡车，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滑入“房地产商政府”的轨道，南京、长沙、宿迁、沈阳、厦门、西安，乃至上海、杭州……据报道已有18个市出台了“救市”方案，不知未来又有多少地方政府加入其中，事态的最新发展，“救市”目前已成为全国性的政策……他们在32.18％的购房者月供占到了收入的50％以上，沦为可悲的“房奴”之时安之若素，除了不断征税收费外未见他们救过谁，而在房地产交易量只是有所下降，房地产商的日子还没见有多难过的现在，就纷纷紧急动员出来“救市”了，他们尊贵的屁股到底坐在谁的板凳上了？

这篇文章本来已经写不下去了，但现在我又忍不住洋洋洒洒了，然而，我并没有通常所有的那种写作时的洒脱和喜悦，相反，一腔悲哀和愤懑，——那么多知名人士的呼吁，那么多媒体的评论，那么多网友的抱怨骂娘，似乎都是白费口舌，本人一介草民，这里除了发发牢骚，还能顶什么屁用？

一声沉重的叹息。

只能叹息而已。

2007，11－2008，10，23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