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依然在乡下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在我没记事儿的时候就出嫁了，我这里要写的是我的三姐（和大爷家的姐姐排行排下来的）。我和我的三姐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感情，尽管她仅大我三岁，但在我的心目中，她是母亲的化身，是我心灵的依靠，是我内心深处暖暖的阳光，多年来，这阳光一直温馨着我的世界，光明着我的人生。

自从姐姐出嫁到我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孙子，多少年来，只要有空闲，我总要去看看姐姐，否则就会高兴不起来。

在我刚刚踏进十岁门槛儿的正月初一，母亲就过世了，那时妹妹才刚刚咿呀学语，姐姐因此被迫从小学三年级的课堂里拉回来，回家抚养妹妹，为全家人洗衣，围着锅台为全家人做饭。

母亲过世没多久，父亲就因无心理家背着自己的木匠工具远走他乡了，不管我们了。因此，仅比我大七岁的哥哥也被迫从小学六年级下来参加上产队劳动，养活三姐，我，还有妹妹，好在三哥已经读了五年半，后来自学成才有了很好的出路，可是三姐至今还过着不太宽裕的农耕生活。

当时，我们屯儿有两处地窝棚和一处苇甸子，近的地窝棚在聚宝山，离家有八九里地；远的地窝棚在东荒，也叫三十里地岗子，离家四十多里地；苇甸子最远，在克尔台乡梁地房子屯儿附近，离家八十多里地。因此，哥哥一年之中有大半年都在外面干活儿，家里只有三姐领着我和妹妹含辛茹苦，艰难度日。

我天生胆子大，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可姐姐胆子很小，那时没有电灯，晚上点煤油灯都点不起，一到天黑三姐就害怕得不得了。三姐不敢睡觉，就给我和老妹讲她白天看过的书，至今还记得有《烈火金刚》，有《吕梁英雄传》，有《野火春风斗古城》，有《苦菜花》，还有好多，我记不起来了。三姐还常常给我们讲瞎话（故事），一直讲到她自己睡着了。

就在那一年的早春，我们屯办起了耕读班，学生都是到完小上学有困难的，年龄多大的都有，小的八、九岁，大的都十六、七了。我也想去，可是家里没钱买书，三姐急得团团转就是想不出办法。

我的爷爷是一个视钱如命的老财迷，从我记事起没吃过爷爷一分钱的东西。然而，就在耕读班开学之后不久，爷爷把我叫到跟前问我：“老孙子，想不想上学？”我说：“想，……没钱。”爷爷笑笑的对我说：“来，爷给你拿钱。”我随爷爷来到他家的里屋，爷爷掀开炕席，我看见里面有很多钱，都是钢墩儿，爷爷扑拉起一把，挑出一些五分的和二分的给了我，我乐踮踮地跑回家，对三姐说：“钱，爷给上学的！”三姐接过去一查，两毛多，够买一本语文书了，耕读班就开一科语文课。耕读班每天下午上课，那天下午三姐就送我就去上学了。学校就设在房景生老师家，我们都在房老师家北炕上课，黑板就立在他家北炕炕稍的大柜上，学生们都围着一张炕桌坐在炕上上课。我交了钱，房老师给我一本语文书，一个旧本子，半截铅笔，这就算正式上学了。记得那天学的生字是“六”，老师用教鞭指点着写在黑板上的字教我们读，读完之后，让每人写一行，那会儿我毕竟都小十岁了，周岁都八岁半了，所以写得快，写的也很端正，不一会就写完了。老师一看笑了，指着黑板说：“你看你写得对吗？”一看，我也乐了，原来都写倒了，把“八”反过来写在了上边，把“、”写在了底下。

没钱买本子，三姐就把三哥还没用完的本子找出来给我当作业本。有小方格，有小作文本，就是没有大方格。一天晚上，三姐烧炕，我趴在锅台上写作业，老妹觉得新鲜，就上来捣乱，我用力一推，一下把老妹推了个仰八叉，后脑海摔“咣铛”一声，老妹“哇”地一声就哭得快要没气儿了一样，三姐惊慌地喊：“妈呀！完了！摔坏了！看爹回来不打你的！”老妹在三姐怀里老半天才缓过气儿来。哄好了之后，老妹整个一夜总说“瓜疼”，我一夜都没睡好。还好，老妹没留下后遗症。

直到三姐十九岁那年正月，哥哥结婚了，三姐此时才从家庭的恐惧和劳苦中解脱出来，走出家门，和其他同龄的女孩子一样快快乐乐地参加了生产对劳动。

在哥哥结婚之后的转过年夏天，三姐也结婚了，那时三姐还不满二十岁。开心快乐的日子三姐只过了一年半。

三姐的新家在烟筒屯公社新发大队西联合屯儿，守着铁道边儿的一个屯子，人们也叫它十里站。三姐夫在大队拖拉机站开拖拉机，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财产只有一间和别人家连脊的从北半截东侧开门儿的土房。尽管日子不富裕，但还是满快乐的。

三姐的大半生最痛苦的事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为了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三姐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遭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大罪。三姐前后流产了五个孩子，最大的都五个多月了。不知道为什么，三姐每怀一个孩子，都要付出比别人多上几倍的痛苦代价，每次都是从怀孕一开始就一刻不断地吃啥吐啥，整天趴在炕沿边儿，直到孩子流产了才算不吐了，身体也消瘦得不行了，每次都要好几个月才能回复过来。

一九七七年秋天，三姐夫因落实政策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没能回到下放前的甘南县境内的音河农场，就近安排在了我们县临界的绿色草原牧场第十二分场，屯子名叫小鱼山儿，每月开四十二元钱的工资，这以后三姐家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三姐还是一直为没有孩子发愁。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三姐夫有一个家住安徽的姐姐给了他们一个七个月大的小小子，三姐从此才有了生活的最终希望和奔头儿。这时三姐夫的老父亲早已过世多年了。

九十年代初，国营场子实施体制改革，取消职工工资，每个职工必需种植三十亩地，每年还必须向场子缴纳八百二十元钱的管理费。三姐夫的农用拖拉机及农业机械维修和田间耕作技术在他们十二分场绝对是一流的，但是由于他从十四岁参加工作就开座机，对于手工种地和铲地根本就一窍不通。还好，有一家个体大农户聘用了他，场主为他代交每年向场子缴纳的八百二元管理费以外每月还给他开工资，虽然不是按月开。他的三十亩地种植管理任务只有三姐一个人替他完成。为了增加点收入，三姐还捡了六十多亩荒地，一共九十多亩地，就三姐一个人起早贪黑地侍弄，别人家都挂锄快一个月了，三姐才勉强忙活完。三姐因年轻时屡次流产，落下个腰疼的毛病，站着铲地腰疼的受不了，就在地理爬着铲。尽管辛苦点，收入还可以，日子也还过得去。但是没过几年场子又进一步改革，不但每年每个职工照常向场子缴纳八百二十元的管理费，而且每亩地还收费一百一十多元。三姐家的日子眼看就过不下去了，但是还没有别的办法，就又维持了一年。一九九六年寒假，我因想念姐姐，就去了她家。听了姐姐的诉说，看着家里捉襟见肘的日子，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回来之后我立即找哥哥商量，那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须马上想办法把她们家搬到我们老家前进村这边来，因为我们老家每亩地的地税才三十几元钱，仅仅是她们场子的零头儿。哥哥凭着他曾经在老家当过三年大队支部书记的老关系，很快就征得了老家村干部的同意，在老家落了户口，并且答应给足够的口粮地和承包地。

姐姐家现在住的地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聚宝山。说是聚宝山，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山，也就是在屯子的后边和东边有几道南北走向的大土岗子。但是过去的那里不仅野花烂漫，还生长着旁风、甘草、黄芩、远志、柴胡、龙胆草等很多种名贵药材，这可能就是最初人们给它起了这个名字的原因吧。总之，人们都喜欢这个名字，也乐得做它的臣民。

一九九七年农历二月初，有哥哥张罗了六台小四轮拖拉机，加上三姐在当地的朋友和乡亲们主动帮忙出的车，一共十多台，其中还有大型拖拉机，浩浩荡荡地，一趟就把所有的家当，连同一头大育成奶牛一同搬了过来。从此三姐又有了久违的回归故里的快乐。

聚宝山可能真的是快宝地，虽然地界归我们屯儿，但是四十多年前有很多单位都看好了那里，比如县委招待所在那儿下设了基地，县公安收容所也在那儿下设了基地，乡领导把最初的农业中学（现在的一心乡中学）的校址也选在了那儿。一九六六年农业中学搬到乡政府所在地前边（现在的校址），我们大队又把马场设在了那儿。直到一九七八年初我们打点屯儿在那里单独分出了一个生产队，才逐渐实现了土地自主权独有。

聚宝山可能确实是块宝地，姐姐家自从搬到聚宝山，日子一年好于一年，至今已彻底摆脱了贫困。搬到聚宝山这十多年来，不但奶牛发展起来了，而且更新了全套农机具，娶了一个十分能干又贤惠的儿媳妇，又有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孙子，还清了多年来积压的所有债务，还一次性补交了姐夫在绿色草原牧场的退休保障金。日子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富裕。

有时我常常想，三姐没能把书念完，那不完全是因为我和妹妹吗？假如没有我们俩，三姐绝不会中途失学的，他现在一定会有一个不亚于我们的工作，也不会五十多岁了还不停地劳碌和奔波，头发也不会花白。相依为命多年的我们这姐弟三人，我和妹妹都读成了书，都有了不错的工作，并且都有了很高的收入，都搬到了城里，住上了高楼大厦，而姐姐却一直住在农村，也永远只能住在农村，这使我时常想起来就心痛不已。

现在，姐姐不仅经常腰疼，还有很严重的颈椎增生的毛病，我不知道我究竟能为姐姐做点什么。即使我做了，姐姐会要吗？姐姐的心中多年来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都能过得比她好。

四月中旬，我因想念至极，利用双休日的空闲，专程去了一趟聚宝山，还在姐姐家住了一宿，对我而言是了却一份积蓄很久了的思念，对姐姐来说也是一份安慰。

上周六姐姐带着大孙子来县城医院体检，到楼上来了，要看看我那不满周岁的孙子，也是想来看看我。因和另两家合伙打车来的，没吃午饭就回去了。看到姐姐的精神状态很好，我心里也很快乐。

再过两年姐夫就到退休的年龄了，每月可以开养老金一千多元，生活就更好安排，更有保障了。

我感谢姐姐，是她给了我坚强的性格，给了我正直的品格，给了我倔强的人格，使我在四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中从来没有被困难压垮，从来没有对邪恶弯腰，从来没有被强大所屈服。

衷心地祝愿姐姐、姐夫能健康长寿，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