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事

也许从小命就不好，天生随父辈居住在深山里，直到现在仍与山有着不解之缘。

我是出生在1968年腊月最后的一天，也就是所谓除夕之夜。出生之日就有说道，据说有福，因为大年三十好吃好喝，次日又是新年，一切是新开始。因为姓陈，少不了陈规陋习；因为新年，沾了不少新气；因为祖辈农民，所以成了普通一民。

文革中面世，生活之福好象与我无缘。家中兄弟姐妹6人，生活负担太重，父辈的辛劳就自不待言了。我的儿时生活也就在穷和苦中开始了。

穷归穷，苦归苦，但苦中之乐也成了人生一大财富。小时候，村里同龄的伙伴特别多。每天村东跑村西，村南跑村北；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上树掏鸟，下河洗澡；捉捉迷藏，丢丢沙包……那种漫无边际的自由和无忧无虑的快乐是现在的孩子绝对无法感受得到的。没有三岁上幼儿园的苦恼，也没有很小就上钢琴、绘画班的“美差”。疯跑，狂玩，割柴，寻猪草，做家务，那是儿时的主业。这种现代孩子看来无聊的事情，一直伴我走到快八岁的光景。

1976年春节一过，带着新年的喜气，我被送入村口破庙中的小学，开始了我的学校生涯。那时，学校只有两间破庙，一年级和三年级同坐一个较大的教室（现在才知道那就是复式班教学），二年级一个独立的教室，教室最后面还堆着生产队里的牛草。

学校离家不过一里地，从来不用家长接送。每天早早到校，上完两节课后，回家吃早饭。中午十一点左右到校，开始下午学习。一般是一节自习后，上两节或三节正课，然后是活动课，下午两点半左右放学。那时的农村是在下午三点左右吃午饭。饭后至天黑这段时间，又成了我们自由的天地，在割柴，寻猪草的主业完成间隙，野炊、下土围棋（我们称之为纳方）、打扑克、下河摸螃蟹该是何等的高兴啊。这些儿时的生活乐趣，培养了我的勤劳、勇敢、朴实，锻炼了我自立自强的生活能力，以至于我小学二年级到初中毕业，几乎所有的花费都是由自己挣的。

那时，有两位本村姓杨的老师在教我们。在我心里，他们脑中装有永远学不完的知识。当时在学校的快乐绝不会比在家的快乐少多少，因为学校有更多的玩伴，也有严而可敬的老师。活动课是学生自由的天堂，老师也不用管着，任学生在学校后面的野地里疯跑，抑或是在小小的操场上摔跤、追赶、抓石子、滚铁环。有时也和老师一起摔跤，一群孩子把老师摔个仰面八叉，引来阵阵舒心的大笑，全没了师道尊严。但老师严厉起来，一点也不含糊，作业得做，课文得背，大字（毛笔字）得写，日记得记。要是谁犯了浑，做了不可饶恕的事，院中那棵桂花树下必然会有一群焉焉的顽皮孩童，一双双和老师一起玩过老鹰抓小鸡的小手就会被戒尺打得通红。没有人会因此而给老师记“仇”。放学之后，又和老师同处一片无忧无虑的笑闹声中。

上小学时，只知道体育课就是玩。偶尔和同伴们踢两脚学校唯一一个小足球，还常常要到坡下草丛或沟坎中去寻找大半天。乐够了，听哨音进教室，“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的课文琅琅地读着，摇头晃脑，一点也不马虎。虽在一年级，偶尔也就背下了三年级的课文。一年下来，学了不少三年级学生才学的生字，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学习是一件很难的事。那年那月，复式教学真好！

我的身后坐着一位三年级的大哥哥，他的字写得漂亮，很是欣赏，就下决心把字写好。于是盯着算术课本上“5”字，觉得自己写的跟书上不一样，就在那天下午回家练写了几十个“5”，心里美的不得了。次日一早到校，老师点名上黑板做2＋4＝？的题，一心只想着让老师表扬我漂亮的字，就认认真真地写了印刷体般的“5”，笑嘻嘻地等待着老师的表扬。刚转身一记耳光就落在我头上，直到一周以后我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挨打。就是那记耳光，从此让我做事记住了“认真”二字。

考试是很少有的。上一年级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进行过考试。二年级第一次考算术激动的不得了，为争谁第一个交卷子，才得了70分，在我成绩之上的有8人。为此，我哭了整整一下午，没人劝得住我，老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的伤心。不过，从那天起，做班上第一的决心在我心头生下了根。那时，班上只有二十七八个同学，学习没有什么目的，从来没有人施加过你将来要上大学之类的压力，也没有人想着将来要干什么，只是相互暗地较劲想超过对方，所以学习用功者不少。就是我们那几个同学，直到初中走进更多的人群，我们一直是全校的佼佼者，日常学习中的竞争对手。也就是那股永不服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赢得了尊重和成功。

那时上学，没有压力，没有负担。不必追着时间完成作业，不必被父母逼着学这学那，也不必每晚坐到十一点去苦苦大堆的学习资料，更不必周末还去补习班补习什么。当时的学习生活总在不经意间顺利地度过。我写字、作业的速度特快，每天的任务总是在放学前就完成了，回家根本就不用再考虑学习的事。小学的书也就两本：语文、算术。没有老师会让你你买什么学习资料，但学得的知识绝不比现在的同龄孩子少多少。偶尔全家有一本《新华字典》，那就是兄弟姐妹们全部公用的资料了。如果有人拥有一个文具盒，那会让人的眼珠牢牢盯上个把月。我的那位杨老师，有一次带了一本成语小词典，我死缠着借用抄写了十几天。那种本能的执着，现在想想真是难能可贵。

小时候生活十分艰苦。艰苦的生活也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品格，大山的情怀养育了我的刚毅与勇敢。那时候，山里孩子能干的事，我都敢干，也都能干，从未感到过什么叫危险。小伙伴们无论是在下午还是在节假日，变着法儿想着玩的招数，一句话：穷乐！比着谁上树上得最高最快，比着在水库里谁游泳游得最远，甚至比着看谁从最高的土坎上敢往下跳。为此，受伤、挨打的也不少，但谁也没把那当回事。狗咬了，蜂蜇了，砍伤了，脚扭了，流血了，没有那么多住院治疗的做法，更没有找谁讨个说法的想法，大人们也会觉得那是平常而又平常不过的事。事儿一过，天还是那样蓝，水还是那样清，人还那样精神，该怎样玩还是怎样的玩，真是天地间一个自由的主儿。小学乃至初中，在劳逸结合中，我学习着，享受着，并快乐着。也因为劳动原因，锻炼了灵活、机敏的思维，为我终身学习插上奋飞的翅膀。

苦，是一笔财富。那年月，小学天天在家吃饭，上中学住在学校，中午在学校蒸一顿干饭。饭里的米不多，更多的是土豆、红苕。没有菜，就从家里带一点自制的酱或浆水菜，有时不用菜也能美美地吃着来之不易的干饭。蒸饭也不是白蒸，需要给灶上交柴禾。所以周末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上山砍柴，星期天至校时自己挑到学校。家里如有好几个上学的，每天在校吃干饭的机会还不多，因为那个集体大生产的年代，分配的粮食实实是不够这样折腾的。感谢那段勤苦的日子。

上学要交费，但不贵。小学一学期两块钱，后来涨到2.5元，再到初中时涨到8.5元，中途再也没有哪位老师会多收学生一分钱。“乱收费”一词在那年月的中小学字典里是绝对查找不到的。学费不多，但对家长来说也不易。记得当时我们村每个劳动工分只结算0.9分钱。2.5元的学费也需要强壮的劳动力在生产队干上一月的活才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约上二年级以后，我也能和哥哥姐姐们为家里分忧了，经常上山去割索草（龙须草）。那时，周末、暑假或每天下午，除了割草喂牛，主要任务就是拿着镰刀上山去割索草，然后把索草中的杂物拣干净、晒干，等到合适的机会挑到县城或三0一（二炮部队所在地的编号）去卖掉。小小年级，有一次我在姐姐的带领下，挑着40斤索草去距家60多里外的县城，卖了3.6元钱，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劳动的成就感让人觉得我是县城大街上最富有的人。然后去当时的全县有名的青年食堂买5分钱一碗的面条，美美地吃了，再喝一碗免费的面汤，那种满足感简直难以名状。就在那年的秋天，同样的一次进城，让我首次尝到了红苹果美妙的滋味（此前除吃过门前自产的杏子和李子之外，从来不知道其它水果的味道）。也就这样，一学期反复好几次，一年的学费一点也不用愁了。后来上学的费用在增加，我也和小伙伴们想着法子挣钱。拾松球、晒柏籽、搓草绳、卖柴草，样样都干。四至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上山去砍柏树（没人想过这就是偷），当作房椽子卖，一根可以卖到0.9元。两次砍四根，收入也不菲。回家一律交“公”，自己一分钱也不留。偶尔也能搭上三0一兵站解放军叔叔的军车到县城一游，感受一下向往已久的县城文明。

村里通电的时候，已是1981年。那年我上初一。首次装上电灯，全村人一夜无眠。全村的孩子最为热闹：你到我家看看，我到你家瞅瞅，唱着，跳着，跑着，叫着，兴奋之情无以言表。那年那月，我住的那个山沟，首次告别了煤油灯下生活。早在小学二年级时，就听人说，通过电视能看到远在北京的国家领导人，我怎么也想不出电视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还有这样奇特的功能。在这年年末，村里两个在外工作的人，抱回黑白电视机，每晚总有几十号人早早就来到主人家，等待电视节目的开始，直到台上打出“晚安”字样，才意犹未尽地离去。同样的一幕次日晚上又会重演。从此，山里的孩子了解外面世界又多了一个途径。

山村的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孩子们很难读到课外书刊和杂志。难得的精神食粮就是常常在深夜和大人们一道去几十里的地方看露天电影。有时放映中途大雨如注，也没人在乎。什么《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上甘岭》、《黄继光》、《从奴隶到将军》等等，一部也不落下，直到现在电影中的情节还历历在目。偶尔也能从伙伴手里看到几本连环画，诸如《杨家将》、《小兵张嘎》、《南征北战》、《智取威虎山》等等，着实受益匪浅。不需要高喊什么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口号，但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正直诚实，勇敢无畏的品质，也就在那年那月的电影和小人书的熏陶中形成了。

物质的贫乏更不用说了。小学到初中毕业，没穿过几件新衣服，所穿衣服多是哥姐穿过的旧衣改做的。只要穿暖就行，没人想过刻意打扮自己。夏天的衬衣总是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小溪中洗一下，披在肩头，等到返校的时候干了再穿，很少有换洗的衣服。提起穿草鞋，许多人总会想到红军长征，可从来没有长征过的我，在小学阶段穿了好几年，而且都在大人的教导下学会了自己织草鞋。后来有了用汽车轮切割做成的凉鞋，草鞋才退居二线。每年秋天开学后，脚穿凉鞋，常迎着连绵不断的秋雨，打着冷颤前去上学。大雨滂沱时，村前沟河涨水，回不了家，只好由妈妈从河对面扔过一点干粮，姑且充饥。晚上太饿的时候，就啃上几块生红薯或萝卜，倒是习以为常的事。想想现在上学的孩子，又有几人懂得珍惜幸福的日子！

我上五年级那年，正值包产到户。父亲因病亡故，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时母亲悲痛欲绝，但仍以弱小的双肩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告诉我们，只要书能念至哪，她就供至哪。朴实的话语，饱含母亲望子成龙的企盼。不需要家长多说什么，泪眼中的嘱咐就把希望的种子深埋在了子女的心里。

艰难的生活造就了不屈的性格，刻苦努力的结果让我在初中毕业那年考入了师范学校。骄傲地说，如果当时家境条件好的话，上三年高中后，我绝对是一名优秀的名牌大学生，可惜贫瘠的大山让命运定了格。87年师范毕业的我回到了母校，开始了中学语文教学的生涯。十八岁的我由孩子变成了孩子王。

年近四十，依然故我。教书育人，二十余载。蓦然回首，点滴往事上心头。录之笔下，以慰现今苦学的孩子和变味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