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小郭

几天前和小手网上聊天，聊到同班同学，她很诡秘地问我：上海还有别的同学吗？我隐秘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她曾问过这个问题。话题自然而然转移倒小郭身上，我也没有他的消息，几年前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的很少，只是一些简单的境况。之后就再没有消息。

他有我的手机号码，但后来一直没有给我打过。当时他用固定号码打的，我也没有记下，所以就断了联系。毕业后只见过他一次，是在第三年下半年吧，他到我上班的小镇住了几天。还给我惹了个小小的麻烦。这家伙和我同窗四年，三年同桌，是班里共知的铁杆哥们，对我的“秘密历史”了如指掌。我带他到我未来丈人家吃晚饭（当时我订婚不久），整个吃饭过程他一双“鼠眼”，一直有意无意盯着我的未婚妻，使眼色也不行，急得我在桌底下踢他，他才有所收敛。

之后我遭到多次拷问，说专门让同学上门来“把关”是对她最大的侮辱！我知道这小子是在肚子里衡量、比较。但他在某些方面的迟钝基本是先天性的。比如刚进学校军训那会儿，上操练习正步走，独他一人左手和左腿一起甩动，右手和右腿一起甩动。独特得使教官不得不给他单单开“小灶”。自那时起，他那步子不正，双臂软绵绵甩动，瘦长的身子略有些弓的形象，就根植在大家的心里了。

他能够毕业，应该说是件很稀奇的事情。可能别的同学不会知道，而我了解他的“秘密历史”如同他了解我一样。毫不夸张地说，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听过一节课，哪怕是考前老师划重点他也不听，课后搬过我的书去抄。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个星期时间，就把一本书的“重点”背下来，考试安全通过。我甚至怀疑自己那些工整的课堂笔记，每节课兔子一样竖起耳朵听讲的意义。

文类课程他不费力气，但工科就麻烦了，几次补考都是数理化，专业设计更是一塌糊涂，抄图都不会，还是我拔笔相助，他才摇摇摆摆通过了毕业鉴定。所有的上课时间，他都在做两件事，一边咬着他的手指甲，一边看小说或者写诗画画。《红楼梦》里的诗词他基本都能背出来，那首《葬花吟》甚至倒背如流。还有那一个个钢笔画的黑白装饰画，画得抽象无比，无人能懂。因为我坐在外边，给他提供了遮掩的屏障，四年，竟没有被老师发现一次。

那个时候朦胧诗正风靡世界，我们都热衷于诗歌。晚自习下后教室熄灯了，点着蜡烛还在生吞活剥美国的意象派诗歌。写一些分行的文字，不分时间地点的写，上课写，下课蹲在厕所里脑子还在组合那些梦幻般的意象。小郭写诗的草稿，像阿拉伯文，乍一看去更像毕加索的抽象画，和他的画一样看不懂。他记下的是字的一部分，字的符号，只有他自己读懂的符号。为了不让突然来临的灵感溜掉，只能这样迅速记下，而后慢慢誊写。

其实，即使灵感突降，写得也很艰难，因为有些意象把握不住，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过的感受，比如爱情，只能靠想象。一次读梁小斌的诗，其中有句描写接吻的，诗中“像一块粗糙的肥皂磨着一块细腻的肥皂”（原句可能记忆有误），让他费尽思量。突然间他问我：“接吻到底啥滋味？”看着他直勾勾的眼神，我不置可否。于是，他使劲将他那双厚得上翻的嘴唇压在自己的手臂上，狠狠啧啧几下，“嗯，是没什么滋味！”

除了读课外书、画画写诗，他还有一个嗜好：打麻将。经常在宿舍和他的老乡们打，要是第二天上午没有严厉的老师上课，他会窝在臭哄哄的被子里不起来，请室友代请假。偶尔赢了，就拉着我下馆子。两三碟小菜，一斤白酒，边聊边喝。他酒量不咋地，我两杯他一杯地干。兴致来了，我俩还会划几拳，直到碟子见底酒瓶光光。我说你赢了请我喝酒，你输了咋办？他头一摆，亮出他深藏不露的玩世不恭，“管他呢！”

是啊，管他呢，谁又能管那么多呢？在当时媒体上被称之为“垮掉的一代”，学业像一座脆弱的桥梁，能否架倒未来的岸上，像诗歌一样的朦胧；像抽象画一样的不可知。更何况，我们这些本来“顶尖的苗子”，被社会的大筛子选中，挂在不上不下的位置上，似乎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注定我们和朦胧诗一起成长，然后垮掉。

事实上，毕业后就掀起的行业改革大潮，把我们都卷进了风浪。因为刚刚进入社会，很多同学，都陷入生存的困境。毕业十周年，我们在母校搞了一次同学聚会，全班45人，陆续来了32人。小郭没有来，我希望能见面聊聊，同学说他不来。我拨通他单位电话，他依然不来，他的所有理由都很牵强，只是不想来。听说他的妻子经营着一个小小的理发店，其他的信息就没有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写诗画画，不写不画可能更好，就像不来不见可能更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