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拐点

我的生活因为1988年的秋天那场校园意外，出现了一个拐点。

那一年正在县第一高中就读的我，因为很多的复读生因对学校“与分挂钩”的收费政策的不满而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运动”，把我推到了那次“学运”风口浪尖上，而且摔的还不轻。

当时的县第一高中光毕业班就有十几个，复读生占了三分之一。那年夏天高考落榜，本来无意再复读的我，被父母逼着又一次走进了校园。报名的时候，平素对我很是关照的语文老师说，你高考失利最主要的原因是高二分科时，错误选择理科的原因，你在文学创作上有那么好的功底，就应该读文科，将来到大学后读新闻系或者文学系。既然回来复读了，那就应该修正以前的错误选择，学文科吧。

是的，曾几何时，我对文学写作产生了无法割舍的兴趣。如果确实要追根求源，应该是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电台里播陕西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那是路遥的成名作，曾经在当时的中国引发了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路遥是从黄土高原走出的本土作家，没有上过大学却写出了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自己为什么不能试试呢。慢慢的开始写东西，并试着往报刊投稿。初三我的第一篇散文《业余生活的酸甜苦辣》在《青年导报》发表，彻底激活了我的写作欲望。以后陆续在《青年导报》、《辽宁青年》、《校园文学》等青年读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考入县第一高中后，我的写作欲望并没有因为高中紧张的学习节奏和声学的强大压力而消弥。《语文报》、《中学生学习报》等在校园很有影响的报刊上，经常会有我的文章刊出，我成了学校的名人，背影经常会有人指指点点，这是我的写作热情更加高涨。高中三年我一直是班长，高一时每学期都能拿回家“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两张奖状。从高二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因为写作占用了大量的学习时间，我的学习成绩在一天天下滑。期终时，我拿回家的奖状就只剩下“优秀班干部”了。看着我缩水了的奖状，父亲的脸开始变得很阴，终于在过完年我将要返校的时候，父亲摊牌了：“我要的是好的成绩单和三好学生的奖状，优秀班干部这个，以后就别往家拿了”。我与父亲的矛盾随着我越来越不好的成绩和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而在逐步加深。我高考落榜，父亲把直接责任全归罪于对写作的痴迷和担任班干部的误事。所以，听老师说到“读新闻系或者文学系”这几个字，一下子点燃了我内心堆积很厚、却因为高考不得不暂时束之高阁的文学情结，毫不犹豫的进入了文科的复读班。

那是一个由六间房子撑起来的一个大班，有130多人，由于实在太大了，坐在后面的学生就是肆意说话，在讲台上的老师也听不见。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否学好，全靠自己。我是下了决心要在复读这一学期有所成就的。但真正的开始了复读，我才发现我有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选择文科复读等于是我在高二高三学的理科课程做了无用功，文科科目历史地理等要从头学起，说是复读，其实等于从头再来，很吃力很吃力。这种错误选择的恶果在期终考是的时候很快显现了出来，我在100多人的班级排名中，进入了后20名。这个成绩是无法向对我复读报有很高期望值的父亲交代的，也很难依靠复读考上大学。雪上加霜的是，学校又出一直通知，学习成绩达不到学校划出的合格线的学生，在下学期要交高价学费。拿不出手的成绩已经让我觉得无脸回家，又怎么可能再向家里要高学费呢。

晚自习结束之后，获知要交高价学费的几十个人炸开了锅，女学生在哭，男学生在骂，更多的人是在商量着对策。一个名叫阿展的男生说，我们不能就这样忍学校宰割，我们要抗议，要发出声音，要和校领导对话。我们班的亭子不是很能写嘛，我建议由他执笔给学校写抗议信，然后我们选出代表交上去。其他人一致赞同，我作为受害者之一，向学校要说法自然也责无旁贷。当时我可谓热血沸腾，怒火中烧。不到半个小时，一篇语言激昂、带有声讨意味的“檄文”就完成了。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激情亢奋的开头：

同病相怜、深处水火的校友们，当我们勤劳而无助的父母用古铜色的肩膀挑着生活的重负，一头挑着太阳一头挑着月亮，起早贪黑没明没夜的拼命劳作，从土地里、从猪圈中，从鸡舍里扣除微薄的碎银子供我们求学，如今却要被极尽敛财之能事的学校搜刮去了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胸中块垒一吐为快之后，把文章交给阿展，由他联络复读生代表第二天与学校交涉，我便回到借住的同学家里，休息了。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事态的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习惯性的，早上五点多的时候我和同学准时到校早读。离学校大门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就看见一群学生在朦胧的路灯下，看着贴在学校大门上的一张大纸议论纷纷。一种不祥的预感刹那间升上心头，该不会是我昨天写的那个“檄文”被人贴了出来吧。紧走两步，近前一看，我的天，就是我昨天斗志昂扬写出的那个东西，不知被谁放大贴了出来。再往校园里面走，教室的外墙上，每个复读班的门上，教导处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的门上，贴的到处都是，足有四五十张。

这下热闹了，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昨晚的初衷，已经由交涉变成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运动。

本应该进行的早操取消了。全校6个复读班的近500名学生被集合到了操场上。身材魁梧的副校长在台上训话说，对学校的做法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反映，用这种方式不仅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在广大师生中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学校一定会一查到底，揪出幕后黑手，决不姑息。

集中训话结束后，开始早读，我自然无法看进去书。急不可耐的找到阿展问缘由。原来，昨晚我走后，他拿着我写好的文章，找到了其他几个复读班的同样需要交高价学费的激进同学商量如何找学校交涉。其中一个同学说，找学校不会有用的，这只不过是学校的敛财把戏故伎重演罢了，历届的复读班期终成绩差的都没逃过这样的厄运。我们干脆把事情闹大，最好闹到社会上去，让学校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知难而退，收回高价学费的错误决定。于是，十几个人连夜找到了宣纸，由毛笔字写的好的两个同学，把我的文章放大了几十张，趁整个校园熄灯之后，贴了出去。

阿展，你可把我害苦了。如果真的查出来我这个“幕后黑手”，弄不好会被开除的。阿展安慰我说，不会的，只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是你写的，我已经逐个叮嘱过要守口如瓶。

接下来的两天，相对于那天早上副校长代表学校表现出来的愤怒和严厉，倒平静了不少。没听说有人被叫去调查，更没听说学校下一步会采取的行动。阿展甚至找到我，侥幸的说，学校就那么说说而已，应该没事了。我却不那么乐观，隐隐约约之中，觉得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平静。

在忐忑不安中我等带着该来的。

终于，事情发生后的第四天下午放学后，班主任把我叫走了，并没有去他办公室，而是直接把我带到了副校长的办公室。我知道，学校该摊牌了。

进了屋，我预料的剑拔弩张的阵势并没出现。副校长依然像以前那样笑呵呵的说，亭子啊，你应该知道我找你的原因吧。我就给校长说了，不用调查，看了文章我就知道是你写的。咱学校除了你，谁还有这么好的文笔啊！

开始我并没有被副校长的溢美之词所迷惑，坚称自己和这事没关系。副校长又说，学校研究过了，你们说的有道理，准备取消对成绩不合格的复读生收高学费的决定，但这个事也得有个了结啊。学校想和执笔这个同学好好沟通一下，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你要不承认，取消受高学费的规定就不执行。你们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这嘛？

听到可以不再缴高学费了，我毫不犹豫的承认是自己所为，并可以接受学校给与的任何处分，前提是学校要信守承诺，不再收高费。当时我的想法是，既然学校取消了以前的错误决定，说明我们的做法虽然不妥，但不至于有太大的“罪名”，即便处理，也不会太严重。能让近百名复读生的父母少些辛苦，只要不被开除，背个处分也值。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慨叹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第二天，学校的公告栏里，贴出了对我和阿展的处理决定：鉴于二同学带头闹事，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经研究决定开除学籍！

看到决定，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回去怎么想本来就有分歧的父亲交待。我虽然有会受处分的思想准备，甚至比较严厉的处分，比如留校察看，但万万没想到是“斩立决”。怎么办？找副校长斥责他不守信用？他并没承诺我不受处分啊，高收费的决定随着对我俩处分的出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这样一个结果，颇有些“舍身取义”的味道。

一向对我不错的班主任在一声长叹之后，说学还得上下去啊，我和二高的校长私交不错，你去那吧。只要努力，到哪都一样！还有什么选择呢？放寒假的前一天，我心情复杂的离开了读了三年半的县第一高中，这里留下了我在文学创作上的骄傲与知名，也印上了热血冲动结出的青涩。

1988年的寒假雪下的并不多，却似乎比往年都冷。田野里裸露着干结的黄土疙瘩，到处是枯枝衰草的农村庄院显得更加萧条。比天气更冷的是我和父亲的关系，在得知我因为“胡来”失去了从县最好的学校考入大学的机会后，一个寒假，父亲只对我说一句话：“我到底要看看写文章到底能不能当饭吃，能不能给你谋一份好工作！”。我知道，对我抱着极高期望的他是彻底的失望了。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意外，通过那年的复读会不会顺利的考入大学。但出了这个意外后，身在二高的我，学习的兴趣一下子没有了，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写作上，1989年的春夏，我的文学创作是丰收的，不断有文章发表，不断受到邀请，到处跑着开笔会。与之相对的，学习成绩却每况愈下，以至于在高考考完语文之后，就没有勇气再参加考其他科目的考试，因为我知道，在考场里我打发走的只能是无聊的时光和心灵的煎熬。

1989年的高考，我绝收了。

对我早已失去信心的父亲没对我的高考做任何评价。哀，莫大于心死，在他老人家的心里，憧憬已久的大学苗子因为吸收错了营养被毒死了。

1988年秋天的这场校园意外，成了我人生的一个拐点。

于2007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