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
那时我姐姐还在这个城市的一家报社上班，在一个都市乡村居住。她租赁的这间房子呈“U”型结构，里面居住着各种各样求生存的人。我姐姐住在四楼，可以趴在四楼的栏杆上看见一楼院子里卖菜的老人在水槽里洗着卖剩下的蔬菜，修锁配钥匙的在日暮时分将挂满钥匙的三轮车一路叮零着推进院子，同居的男女学生在放学之后就躲进屋里以及那个抱着嗷嗷大哭的孩子的妇女拿火钳夹了从谁家的炉子里燃着了的蜂窝煤；还可以通过房间里开着的后窗户听到窗下街道上卖四川正宗卤鸡蛋的女子在下午四点半准时响起的叫卖声和小商店门口几个男人起劲的打牌声。我姐姐对这一切十分地喜欢，说是极具人情味，极迎合她的乡土情结，也极有助于她更加热爱生活。
倒是我时常担心，这样鱼龙混杂的人群是否会带给我姐姐人身上的安全，便时常叮嘱她不要轻易和周围人说话，晚上睡觉一定要锁上暗锁以及下楼买菜时一定不要因为时间短距离近而不屑于锁门。我姐姐总是嘲笑我什么时候变成了八婆一个。
那时因为我要上课而学校又太远，使我只能在星期天的时候才能赶到姐姐的住处和她见上一面。每次送我到212的站牌下等车的时候，我姐姐巴巴的眼神以及我坐上公交车之后站牌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身影总是让我忍不住心酸落泪。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是姐姐唯一的亲人和朋友。然而于我姐姐，却总是笑着用她高中语文老师的话反过来安慰我：“不要畏惧静夜中的孤独与寂寞，这其中往往蕴涵着最动人的喧腾。”这让我姐姐的孤独中溶入诗情画意，似乎是白水中的一朵玫瑰花瓣，冬日里的一抹阳光。
又一次去的时候，姐姐的屋里坐了两个陌生的男孩。其中一个男孩穿柠檬黄的鲜上衣和肥大的直筒裤，一头柔顺的长发从头的左侧分为两半，多的一半垂下来直遮到右侧颧骨处，左侧的遮住了半只眼睛，另半只眼睛黑白分明，目光怯怯地望着我，手也局促地交互握着，似乎觉着不妥，又分开来想要抓住什么，却最终还是又握在了一起。我正诧异的时候，旁边的另一个男孩嗓音细细地对我说：“是三水吧，你姐姐刚刚还念叨你呢。”我看着他，白净极了的脸，薄嘴唇的上面被剃须刀刮得一片雪青，头发极短发迹线极靠后，有谢顶的迹象，有让人感到看不出实际年龄的困难。和我打招呼时，我看见他翘着右手的小指头拉了拉衣领，又拨弄头发般地用食指在额头上向后一划，那翘着的兰花指便跟着滑到脑袋后面去了。
我姐姐从外面端着洗好的菜进了屋。她笑着说：“介绍一下，我妹三水。又用手一指黄衣男孩和谢顶男孩：“龙飞、大卫，隔壁住的，新搬来的。”我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这是我和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去的多了，也就和他们熟了起来。我想原来陌生人也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危险，况且他们又是这般的热情，与我姐姐，也好有个照应。偶尔我也到他们的房间去玩。他们的房间总是一丝不乱，床铺叠得方方正正，粉红色的窗帘从中间分开在两边用木制的夹子夹住，露出干净极了的玻璃窗，地上铺了红地毯，龙飞总是蜷缩在墙的一角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听CD机里播着谢霆锋的唱片，墙上贴满偶像各式造型的壁纸。龙飞只是静静地听，也不发一言。见我进去，只是抬起眼睛望望我，有些羞涩地笑笑，那发亮的黑瞳仁仍是像初次见他一样充满无辜天真与楚楚可怜。这眼神不由自主地让我的心揪紧并有轻微的疼痛，像是面对一块易碎的水晶，透明着，脆弱着，欲走近却又怕尘世的暗影亵渎了这一片晶莹。
大卫总是在外面热火朝天地做饭，他细声细气地叫龙飞下楼买酱油。龙飞总是懒洋洋地起身，把手中的遥控器轻轻地放在我的手里，又笑了一笑，趿上拖鞋慢慢出去了。
据大卫讲，他家原在内蒙古，后来到北京搞房地产，全家都跟着去那边落户，后缘于这个城市一个朋友极为推崇他的才华，极力邀请他来这里共谋发展，盛情难却便过来了。问及龙飞，大卫只说是他弟弟，还似乎有点无奈地苦笑着说：“我们的关系比较复杂，很难说清楚。”话已至此，我和姐姐都不好再问下去，只是闲暇时猜测着他两个会不会是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然而龙飞的家在河南，似乎有些不合现实的逻辑，然而也正迎合了大卫“关系比较复杂，很难说清楚”的一说。
有了这样的两个邻居，我姐姐下班后的日子便不再寂寞，偶尔和他们打打牌聊聊天，也常常做了好吃的邀他们一起来吃。龙飞只有十八岁，总是低低地叫姐姐“雨姐”，大卫只说比姐姐大，便叫姐姐“小雨”，问起年龄，只说是保密保密。
原本我和姐姐只知道大卫在东郊的一所商务楼里上班，具体做什么只缘于他从未说过，也便不便过问。直到有一天我拿了自己一副装裱过了的装饰画到姐姐居所的时候，恰逢大卫从门前经过，便拿起细细端详，看着神色凝重地说：“你的表现手法还是不够大气。”见我惊奇，他笑着说：“我就是搞装饰设计的哦。”还说最近正准备一款创意与设计去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美展。我突然有些崇拜。我的艺术修养原本不够高，设计于我而言虽无太大的兴趣，然还是极其敬重的。有了这样的一种态度，便觉得只要和艺术沾边的人都比我了不起，也就越发地敬重起大卫来，而他也似乎格外地谦虚，每当我问及与艺术相关的问题，他总是摆手以“才疏学浅”为由拒绝我的讨教，我便越发地觉得他深不可测。
而他的那个弟弟龙飞，我姐姐告诉我自从他们搬来之后就没有上过班，整日地躲在屋里不是听谢霆锋就是睡觉，偶尔来敲敲姐姐的门轻轻地讨一杯开水。我姐姐断定了这是一个心灵受过伤害的孩子，他对人群的恐惧对世界的恐惧远远盖过了他生活的意识和生存的本能，除了在谢霆锋“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的歌声中沉睡苏醒再沉睡，他已经没有任何关于未来关于幸福的思考。在他楚楚可怜的眼神里装满了迷茫与困惑，亮亮的眼睛却放射不出一点点希望的光芒，他愿意活上许多天，却不知为谁。
大卫说：“我弟弟早不上学了，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学。本想带他出来会好些，却还是那样不愿意接近人群。”末了重重地叹一口气说：“谁叫他是我弟弟，就让我养着他吧。”
前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兼职到西郊一家影视广告公司做平面模特。报到前一天老板就要求我务必于第二天上午七点整赶到公司。那段地形我极为陌生，晚上在姐姐那里正发愁时龙飞说：“我送你吧三水姐姐，我对那边很熟呢。”我有些怀疑，但龙飞眼中的纯真与诚恳让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卫在一旁说：“要不我送吧。”龙飞用有些冷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说：“我送。”就出去了。我有些费解，然而没有吭声。第二天的时候，天还不亮龙飞就在外面轻轻敲门，又轻轻地叫：“三水姐姐，起床了。”待一切收拾完毕，我便和龙飞一起下了楼。院子里卖蔬菜与修锁的三轮车都蒙着白色塑料纸，清冽的秋风里，我和龙飞都打着寒噤。骑上自行车，龙飞说：“顺着这路一直前走，过了前面立交桥再沿顺风路直走，不远就到了。”这是我和龙飞第一次同行，他的话异常地多，我多么希望这个原本陌生的弟弟能永远像现在一样健健康康着。将近一个半小时后到了那个广告公司的门口。我说龙飞你先回去吧，我识得路的。他仍是羞涩地笑着说：“那你先进去。”
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从摄影棚走出，正在回忆回家的路，却看见门口蜷缩着一个鲜黄的身影，似乎是睡着了，又似乎在期待和想象着什么。我快步过去拍他的肩。龙飞睁开眼，都市的华灯下龙飞的脸一片让人心悸的苍白。他孩子般地笑笑说：“姐姐今天真好看，头发真亮。”我眼睛潮了，想说谢谢，却又感到是如此多余。
后来我时时想起这件事，心便像针扎一样地疼痛。
龙飞来姐姐房间串门子的时候多了，话也越来越多了，而大卫的脾气却似乎越来越坏，他和楼下卖菜的老人争吵，又怀疑三楼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偷了他放在屋外的煤球，见了我和姐姐也再也不似先前那样地热情，带着些淡淡的冷漠。他总是尖锐地呵斥龙飞，把他从我们的房间里叫走，然后打发他去买酱油或者打火机。我们对他的反常有些百思不得其解，而龙飞总是把眼光在我们疑惑不已的表情询问下慌乱地移向地板或窗外，只是来我们这边玩的时候真的少了。有时从门口经过，只是低了头匆匆走过，任长发遮住所有的表情。
我和姐姐都不明白是什么引起这样的变故，我姐姐说可能是缘于人性的冷漠，也许是因为都不曾深入地了解，缺乏基础的友谊和爱情一样注定无法地久天长，然而只要有过一段互相关心过的回忆也已经足够。说这话的时候我姐姐带着看透一切的超脱微笑。我却不以为然，我坚信龙飞那双犹豫而无辜的眼睛背后埋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与大卫与龙飞于是渐渐疏远。大卫开始趾高气昂，龙飞眼中欲言又止的忧伤越来越浓，看我看姐姐的眼睛似乎委屈得要溢出泪来，又似乎是什么让他蓦然惊醒般地匆匆逃离。
这座“U”型结构的建筑里依然有卖蔬菜的在一楼院子的水槽里没完没了地洗着卖剩的蔬菜，修锁配钥匙的依旧在日暮时分将挂满钥匙的三轮车一路叮零着推进院子，同居的男女学生依旧在散学以后就飞快地躲进小屋，抱孩子的妇女也依旧拿火钳夹了从谁家火炉里燃着了的蜂窝煤。我姐姐笑着说，怎么楼下卖四川卤鸡蛋的人总是以复读的录音叫卖，叫人总是没有机缘去听听她真实的声音。偶尔也会听见打牌的男人们在碎碎地争吵。
我姐姐仍是爱着这周围的一切，说是极具人情味，极迎合她的乡土情结，也极有助于她热爱生活。
没过多久，我毕业了。毕业后的我没有钱没有工作，于是只好暂时搬到我姐姐居住的地方。我姐姐白天上班，我就呆坐在家中看杂志上的求职技巧与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偶尔也出去应聘。这个已经熟悉了的环境于我却不似姐姐那般地迷恋，而是时时让我感到森森的凉气。大卫一次次从门前走过，仍是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对这个自称装潢艺术设计的工作者我已经不再以最初的崇拜眼光去打量他或许深不可测的艺术造诣，而是以更甚于他的冰冷表情做为回击和自卫的方式。只是总不见龙飞。而当我坚定地认为他已经从这里消失的时候，却又见他垂着愈发长了的头发幽灵一样慢吞吞地从我们的屋子前晃过，让我陡生莫可名状的恐怖与颤栗。
黑夜的来临抹去了所有人的精力。当这个所有人都已经酣然入睡的夜晚再一次降临的时候，我却似乎从空气里嗅出一丝不寻常的味道。那一刻我陪着我姐姐在灯下赶稿子。从隔壁的房间突然传出大卫声嘶力竭的哭喊。职业习惯的驱使，我姐姐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劝阻的时候就飞快地拉开门冲了出去。隔壁的门没有上锁，我姐姐和我进去的时候大卫穿着粉色的睡袍正在床上疯狂地打着滚儿并用左手摁着胸口痛苦地哭喊。龙飞蜷缩在墙角浑身筛糠般地瑟瑟发抖。脸色蜡黄，眼睛里一片无助惊恐与绝望。我姐姐冲上去欲扶起大卫，我则快速地拿起了桌上的电话。大卫挣脱姐姐的手扑过来抢夺电话边喘着气说：“别……别，心脏病……老毛病了……一会就好。”我放下电话，倒了一杯水过去。大卫于是不再哭喊，似乎平静了许多，他挣扎着坐起，仍用左手护了心口，右手接过水。喝过之后，有些力不从心地牵出一丝微笑。他说：“谢谢你们。我好多了”
当一切又归于平静，我姐姐长出了一口气。她说想不到这样清高的人也还有这般脆弱的时候，人生在世三灾七难，谁都始料不及。我看了看她，仍是一副大彻大悟的表情。我却突然感到窒息，我预感到善良的我们被卷入了一个大大的阴谋之中。
大卫又开始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还送他做的玫瑰糕给我们吃。我姐姐说这是人性的回归，缘于友情的感化。我不全这样认为。倒是龙飞，再没到我们的房间来玩，也再没和我们说上只言片语。我只是一次次从他们开着的房门中觑见他猫一样地窝在墙角呆呆地抱着膝，房间里传出谢霆锋伤感极了的“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我的心就会满意”的歌声。这样的情景让我越来越想逃离，但我无法给我姐姐说出一个逃离的理由，而我姐姐又是如此义无返顾地爱着她已经习惯了的环境。
终于我找到了工作，在距离我姐姐寓所很远很远的一个电台主持一档心理咨询。我才知道这世上有那么多苦闷的人在心的旅途中艰难跋涉却找不到一个温暖的归宿让心灵停歇。我不顾一切地撇下我姐姐独自逃走。我在属于我的小屋中一遍遍地放着那首叫《今年夏天》的老歌：“为自己找一个出口，让心情永远能回头……”，一任歌声流水一样地淹没整个小屋。
那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下午，我姐姐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了我的眼前。两个月没见，她脸色苍白眼睛凹陷，似乎短短的两个月却浓缩了她一生的沧桑。她哑着嗓子说：“龙飞死了。”
我的心里突然像刮起了一阵冷风，原本炽热的情感空间突然凝固成一块死寂的水泥地。有水晶样晶莹剔透的东西重重地摔碎其上，一地银白的碎屑，一片森森的白光，有血从地缝里渗出，慢慢地溢满整个心房。
我姐姐问，要看报纸吗？
我点点头。
是昨天的报纸，出自我姐姐就职的那家报社。第四版的整个版面上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个都市乡村里一座“U”型结构建筑的四楼一个房间里的一个故事。故事上说，一个偏远山区的青年小为到都市求生存，缘于现实的逼迫他来到一个地下夜娱城做陪酒的夜郎，陪灵魂寂寞的有钱女人玩和乐。极多的女人拿极多的钱交换他的温情，他有花不完的钱却有摆脱不了的空虚与苦闷。他厌倦所有的女人，他从心底渴望得到来自同性的抚慰。在这个城市西郊的一个理发店他邂逅沉默的十八岁男孩大非被老板呵斥，便带他到家。他对大非说只要他不离开他他愿意一直养着他，给他买宽宽的直筒裤和谢霆锋所有的CD。他们以关系有些无奈的兄弟相称。大非填补了小为所有的空虚，小为让原本对世界充满恐惧的大非陷入迷惑与绝望并存的深渊。小为以艺术家自称，在别人的仰慕中升腾在虚无飘渺中满足。大非喜欢上邻居的女孩阿水，小为以“不再收容其任其客死他乡”相要挟扼杀大非萌芽的初恋。大非仍由小为养着只是不再理会小为。小为为挽救自己濒临死亡的灵魂便以装病获取怜悯与同情。大非脑萎缩淬死在小为租来的房间角落，小为以变相囚禁他人与非法职业被依法拘留。大非的尸体因无人认领即将被草草火化。
故事还说，警车和救护车带着小为和大非走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挤满了。卖卤鸡蛋的关掉了喇叭，配钥匙的把挂满钥匙的三轮车扔在了人群之外自己挤进里面想要看个究竟。打牌的男人唾沫四溅地对警察说大非是怎样频繁地到他的商店去买盐和打火机，年轻的女学生依偎着她的男朋友说死了的男孩子这么帅，真像谢霆锋。警车和救护车开走的时候，房东太太哭着说：“出了这等事叫我这房子以后可租给谁哟。”卖菜的老头指着警车里的小为说：“就是这个蛮子，上次说我少给他一两上海青还和我吵架哩。”一个抱孩子的妇女眯着眼睛在人群里看了会儿，便扭转身挤出人群“嗷、嗷——”地哄着孩子远去。
故事结尾处的小括号里写着：本文主人公皆为化名。本报道由本报记者小雨狱中采访。
合上报纸，日已偏西。我拉着我姐姐走出家门。这个城市里那座最高的建筑就在旁边不远处。我和姐姐乘电梯而上，在顶楼我们看见所有的楼群都像纸做的模型，来来往往的车辆像一个个流动的彩色火柴盒，拥挤着，淹没所有的人群和声音。我姐姐叹着气说：“就是这样狭小的空间，却衍生出多少喜怒哀乐和冷漠，美丽和疲惫了多少心情。”
我们不禁都流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