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风光村

从一个妙龄少女到如今两个孩子的妈妈，这中间经历了十六年的时光。闲瑕时总会想起武汉，想起风光村，想起我和老公的恋爱史。

九二年我随朋友一起来到武昌的风光村，在一家个体餐馆打工。风光村坐落在东湖旁边，不光是风光秀美，而且最出名的就是鱼儿鲜嫩。食客都是冲着“鱼”而来，当然来吃饭的大都是开着小车的有钱人。我刚到时还不会侍弄那些活蹦乱跳的鱼，自然工资也比较低，一个月只有六十块钱。除了全心学习如何侍弄那些活鱼以外，还要慢慢地适应如何招呼客人，如何帮老板去跟那些熟客周旋结帐。很快我得到了老板和老板娘的赏识，工资自然也比别人高。渐渐地工作上得心应手了，可是空闲时间却很无聊，那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广播。长江经济广播电台的“飞跃流行线”每周二都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交友茶座”。听过几回以后我也试着写了一篇自我介绍，寄了六块钱到电台。这以后就天天等着电台能播出我的那封交友信。

可能是参加的人特别多吧，我守在收音机旁边几回都没有听到播出我的那篇自我介绍，于是也没那么大的兴趣守在收音机旁边。谁知在我兴致大减的第三天，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收到了大量的交友信。因为那时候经济上不宽裕，也因为餐馆生意太好时间不多，很多朋友的信我都来不及回，觉着挺愧疚的。在众多的交友信中，最特别的应该就是我现在的老公的那封信。开头：刘梦馨同志，结尾：一个武警战士。我那时候特别崇拜军人，所以在交友信中提到了这一点。不过那个年代还称人家为“同志”的实在不多，给人一种硬梆梆的感觉。信中他说他爱好文学，当时我觉得他这样说有点夸大，于是反问他文学究竟是什么？就这样我和他的通信在一来一往中差不多是三天一封，信中无非就是互相抬杠争论。就是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对对方有了好感。终于在通信两个月之后约好见面。事先我们都只有对方的相片，想着见面时凭感觉吧。

餐馆的工作基本都要到下午三点左右结束。那天下午我坐朋友的单车去前面一家餐馆玩，回来时发现有一个武警在我工作的那家餐馆坐着。刚开始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客人来就餐的。过了一会儿，一个同事拿着一张用报纸包着的厚厚的一叠东西给我，说是那位武警让她转交给我的。当时我就心里有点底了，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说如果我们第一次见面一定要让他把我写给他的那些信全部带过来给我再看看。打开报纸，果然全是我这两个月跟他所有的通信。我确定他就是那位称呼我为“同志”的那个人了。我们就坐在餐馆里简单地聊了一下，我问他怎么知道就是我。他说最丑的那个自然就是我了。

这以后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还是一样争论不休，不过除了争论之外多了一份对对方的关心，也在有意无意中流露出一些爱意吧。他也经常抽点时间来看望我，不过相聚的时间都很短。我过生日那天晚上，他也从汉口那边赶过来祝贺我的生日。当时送给我的是两枝花。一枝黄色的玫瑰，一枝红色的玫瑰。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等过完生日他返回汉口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打的又没有钱，只好徒步回汉口。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九四年十二月份，他退伍要回江西老家了。我知道如果他就这样回去了，我们再见面的机会几乎是零了。于是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跟他一起去他老家看看。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还坐了近三个小时的汽车终于到过他家。一座很旧的老式泥土墙砌成的房子，年迈的奶奶，父母和两个妹妹。我这时才明白他当初为什么总是跟我说起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的家庭条件是如何地不好。我只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和我一起去我的老家湖北，然后又送我返回风光村。我们就这样分开了。

我在风光村的餐馆工作到九四年年底回家过年后就开始在湖北老家务农。这期间我们还是保持通信。九五年元月份他就通过当地劳动局到广州一家台资鞋厂打工了。十一月三十号的下午，他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家门外。原来他请假回家又从老家来到湖北，他想我跟他一起去广州。我当然是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十二月二日我和他一起来到了广州番禺区灵山镇九比村的创信鞋厂，成为创信的一名员工。这以后我们是真正近距离的接触，了解自然也更多了。顺理成章地在九八年五月份我们进了围城，拿到了那个象征幸福的红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