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爱的诗歌

－－食指系列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食指

一直根喜欢诗歌，虽然自己写得不怎么样，但始终热爱。它的韵律美，节奏美都不言而喻，十分美妙。

下面详细介绍我我喜欢的诗歌之食指系列。

诗人原名：郭路生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48年11月

出生地：河北

民族：汉族

简介

山东鱼台人。高中毕业。1967年红卫兵运动落幕，在一代人的迷惘与失望中，诗人以深情的歌唱写下了《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和《给朋友》这两首诗的后两节，那是一组催人泪下之作。1969年赴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务农，1971年应征入伍，历任舟山警备区战士，北京光电研究所研究人员。职业作家。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相信未来》（1988）、《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1993）、《诗探索金库·食指卷》（1998），诗歌《鱼儿三部曲》（1967）、《海洋三部曲》（1964）、《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人生舞台》、《疯狗》、《热爱生活》、《我的心》、《落叶与大地的对话》、《人生舞台》等。

代表作：《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热爱生命》

也许我瘦弱的身躯象攀附的葛藤，

把握不住自己命运的前程，

那请在凄风苦雨中听我的声音，

仍在反复地低语：热爱生命。

也许经过人生激烈的搏斗后，

我死得比那湖水还要平静。

那请去墓地寻找的我的碑文，

上面仍刻着：热爱生命。

我下决心：用痛苦来做砝码，

我有信心：以人生去做天秤。

我要称出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要后代以我为榜样：热爱生命。

的确，我十分珍爱属于我的

那条曲曲弯弯的荒槽野径，

正是通过这条曲折的小路，

我才认识到如此艰辛的人生。

我流浪儿般的赤着双脚走来，

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

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我乞丐似地光着脊背走去，

深知道冬天风雪中的饥饿寒冷，

和夏天毒日头烈火一般的灼热，

这使我百倍地珍惜每一丝温情。

但我有着向旧势力挑战的个性，

虽是历经挫败，我绝不轻从。

我能顽强地活着，活到现在，

就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78年北京

《我的心》

心上笼罩着乌黑沉重的云层

心中吹过一阵又一阵的寒风

心底沉淀着盐分饱和的溶浆

心头耸立起积雪不化的山峰

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我的心

这世界已被无情的解剖示众

它已不再有什么秘密的故事

它正遭受着你们残酷的戏弄

你们想用钉鞋掌的鞋跟碾碎它

看着它因为痛苦的抽搐而变形

可它仍然还是一颗心

而且就在我胸中砰砰跃动

我决心接受你们的挑战

不过之前多余问一声

不知你们有没有一颗心

要有，望你们千万珍重

《愿望》

我曾经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把秋天的原野裁成纸张

用红的高粱，黄的稻谷

写下五彩斑斓的诗章

可是没等收完庄稼

我的手稿已满目荒凉

只在狂暴的风雪过后

白纸上才留下脚印数行

《落叶》

我随手拾起一片落叶

若有所思地仔细端详

干瘪的叶片上皱纹深藏

背面叶脉象青筋饱涨

没有金黄荣耀的色泽

只是一张青灰色的面庞

它曾是那么丰满光亮

墨绿的叶片闪耀着希望

风暴中有它激烈的争辩

骄阳下遮片舒适阴凉

如今在命运寒流的驱赶下

它象个卖艺的老人一样

蜷缩着身躯沿街流落

瑟瑟发抖的低音浅唱

一片无人理解的枯叶

竟是我心中一片迷惘

《诗人的桂冠》

诗人的桂冠和我毫无缘分

我是为了记下欢乐和痛苦的一瞬

即使我已写下那么多诗行

不过我看他们不值分文

我是人们啐在地上的痰迹

不巧会踏上那姑娘的足迹

我看这决不是为了沾上我

一定是出于无意决非真心

我是我那心灵圣殿的墙上

孩子们刻下的污秽的字文

岁月再长也不会被抹去

但对这颗高傲的心却丝毫无损

人们会问你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都行但不是诗人

只是那些不公正的年代里

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1968年12月20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但凡喜欢或读过中国当代诗歌的人，无一不知道诗人食指。

有人说，食指是中国当代新诗第一人；有人说，食指是中国朦胧体诗歌的创始人；更有人不乏景仰地把诗人食指称为一代诗魂，因为他的诗歌曾经那么深地影响、鼓励、陶冶过整整一代人。

食指生活年历

1948年：出生于山东朝城，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起名路生。

1955年：七岁的郭路生入学，三年级时写下第一首诗：“鸟儿飞上了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您好。”

1964年：初中升高中的失利，让他初尝人生磨难，知道未被录取，第二天头上突然长了许多白发。

1967年：去农大附中途经农田，见到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河水，联想到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包括自己）在怎样的生活。写出《鱼儿三部曲》第一部。

1968年：创作黄金年，代表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1969年：与21名北京知青落户杏花村插队。有意锻炼自己，当时十分工值一元一角，那年他挣到了二百元。

1971年：在济宁入伍，创作大量反映部队生活的诗。

1973年：2月退伍，抑郁寡欢，北医三院确诊其为精神分裂。

1975年：病愈，与李雅兰（李立三之女）结婚，七年后离异。

1976年：“文革”结束，创作《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又名《有这样的婚礼》，陈凯歌报考电影学院时曾以此诗为面试时的朗诵作品。

1978年：再次焕发诗人创造力，并首次使用笔名食指，意为别人背后的指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

1990年：进入北京第三福利院。每天擦楼道，洗餐具，保持最低的生活费，抽低价的烟。

1992年：获荷兰诗歌节和英国一所大学邀请，因身体原因未成行。

1993年：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五月出版《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

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华人文化世界》以《一代诗魂郭路生》为题发表了林莽、何京颉、李恒久等五人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通览他的诗作，虽然我们感受更多的不是轻松而是压抑；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但在那压抑和痛苦中我们也看到他无时不在渴望和憧憬着光明以及他为理想和光明而奋斗、而挣扎的身影。

下面是记者采访食指的实录：

记：你最初是怎么爱上诗歌的？

郭：那是在小学。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抑扬顿挫和押韵。小时候，别的孩子都在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看苏联反特小说，我已经在看诗了，比如《给孩子们写的诗》，我能感觉到那种美。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也看不懂，还大段地抄袭，然后投稿。

记：你母亲对你也有一些影响吧。

郭：对。我妈妈给我读的诗很浅显，“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一读就懂。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那么好？这种语言非常神奇。那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诗的美不是一般的。

记：你最早开始写诗是什么时候？

郭：小学四五年级。那时写打油诗，“鸟儿落在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就这样写着玩。

记：最早被老师和周围人注意到你写得不错是什么时候？

郭：初中。那时一些同学就议论我，说这是个天才，都是女孩说的。

记：早年何其芳对你影响很大。

郭：对。我写这些诗的时候不知道诗的规律，我只知道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何其芳知道我写诗，就跟我讲，诗啊，是有格律的。

记：你喜欢他的《预言》吗？

郭：非常喜欢，它非常精巧。何其芳是非常健谈的一个老头，他跟我谈得特别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他说那是大师。何其芳的《预言》显示了中国人心灵的那种精巧，感觉的细微。马雅可夫斯基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大气魄，粗野，有生命力。马雅可夫斯基比惠特曼要粗野多了。这就让我想到中国文人的生命力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有一种滔滔如江河的东西，而我们中国诗歌却像水乡一样。

记：我正要提到类似的问题。何其芳的诗歌有一种阴柔之美，比较唯美主义，你的诗歌很硬朗，很强大，在悲伤中透出一种力量，这和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

郭：一方面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疯了。我跟贺敬之也很熟，贺敬之说过，说小郭的诗有风格，说一读就知道是你的诗。我就琢磨，我喜欢什么样的诗？什么是我所追求的？我记得李大钊的一句话，“从凄凉中看到悲壮”，我最喜欢这个。我有这样的诗句，“身世如秋雨般凄凉，内心却落日般悲壮。”我追求这样的境界。

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整个六十年代最震撼人心的作品。请谈谈当时的创作过程。

郭：送别人走的时候我也写诗，写完后就觉得不是自己要走的那种感觉。到我自己走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是在火车上写的。火车开动以后，跟一些朋友聊了聊天，到夜里我就找了一个很静的地方开始写诗。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母亲缀衣扣的针线。我开始想了很多，写了很多。火车开动的时候不是有那么“咔嚓”一下吗？就是那一下，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记：有人说这之前你写的送别歌是歌颂上山下乡的？

郭：因为我觉得必须锻炼。我写的是，“响起来了，响起来了，响起来了，车站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鼓励一个初步的儿童迈开步伐，走向光辉壮丽的人生。”

记：当时那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对你是不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郭：大开眼界。

记：这些黄皮书的诗人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郭：叶甫图申科。他的《娘子谷》并没有给我很大的震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意义的孩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在这残酷年代，我曾经歌颂过自由。人们说我多大胆，不是我大胆，在这严酷的年代，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语言漂亮极了。我跟朋友们说了，他们都去找这首诗，都说找不着。

记：你们那代人都经历了时代的疾风暴雨，大家都有很多苦难和挫折，这些最终是否都成为你诗歌的一种养分？诗歌对你来说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治疗吗？

郭：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而诗歌是释放和治疗。我内心的痛苦变为诗了，我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满足。诗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敏感，别人没有感觉到的地方，他敏感到了。一个景物，一件事物，在别人心里没有留下痕迹，在诗人那儿就有痕迹；第二点就是，痕迹积累多了，不把它表达出来，这个痕迹还积在我心里，非得把它写出来。

记：你第一次去见何其芳是什么样的情景？

郭：何京颉后来写文章说见我的那天何其芳特意换了衣裳，我不知道。有一天，何京颉说，去看看我爸爸。我说你爸爸是谁啊？她说我爸爸是何其芳。我一愣，因为中学课本里有他的诗。我就去了。那是夏天，我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像小孩一样。何京颉说我是写诗的。何其芳就请我喝红茶，叫他女儿多放点糖，说好喝。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有红茶绿茶之分。何其芳是很温厚的一个老头。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字。字写得秀气极了！像女孩的字儿一样，又小又秀气。老头给我的《鱼儿三部曲》和《海洋三部曲》提过意见。一个很好的伯伯。没想到那么快就去世了。

记：在技巧上他对你帮助大吗？

郭：最大的帮助就是（教给了我）新格律诗，所以我后来写诗特别整齐。

记：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的女儿）说你在乡下给那些知青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时候，把他们念哭了。

郭：可能那时候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诗，并不是我的诗特别好，如果有个比较，我还不一定能成为佼佼者。没有人反映知识青年的心声。我是惟一写这些真实东西的人，所以他们印象特别深。这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看了这本诗集（《食指的诗》）人们才知道，那个举着语录、喊着口号的不可思议的时代，还有那么多欢乐和苦恼，还有爱情。（多年以后）我的诗成了古董了，我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人们评价我的诗歌时，总说六十年代的那些，这么做我非常不满意。我疯了以后，七八十年代写的那些诗更有价值。

记：你把他们念哭了，这是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是不是你对诗歌效果的一种追求？

郭：诗歌的力量就在于……当今这个社会，诗歌太不要脸了，诗歌已经太惨白了。

记：1969年，你在汾阳县杏花村挣了很多工分。山西农民好像很幽默，语言很生动，这种民间的东西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帮助？

郭：我在下乡前就认识贺敬之了。我给他念了我的诗，他一愣。他说要放在三十年代，这是好诗。问我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说准备下乡去，去山西。他说好啊，山西民歌多，让我多学民歌，可以让语言更明快一些。我还到何其芳那儿找了很多民歌，何其芳不喜欢民歌，都让我拿走，我背了这么一摞子民歌到农村去看。所以我后来在乡下写了一些民歌体的诗歌，比如《窗花》：“地主窗上冰花在／俺家糊纸花不开／红纸巧手细剪裁／一朵窗花剪下来／／太阳一出乐开怀／温暖穷人心里揣／地主窗上冰花败／俺家窗花向阳开。”

记：你在农村的劳动对你后来的生活和写作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郭：谢谢，我非常愿意谈这个问题。这让我终身受益。别人不理解。“伤痕文学”出现的时候，我就有意见。你才下去几年，才受那么点委屈，就在那儿喊，就有这样大的抱怨，这样大的不平。农民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是那样的环境，他们到哪儿去说这些话？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去改变农民的命运，改变农村的现实状况？因为农村的改变才真正是中国的改变。中国是个大农村，只有农村好了，城市才会好，国家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记：“文革”开始以后，红卫兵运动很壮观，如火如荼的，但你的热情始终是在文学创作上。在《鱼儿三部曲》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你对当时的情势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忧虑。当人们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你怎么能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郭：文革前我就挨整，我已经看到这代人的命运了。鱼儿跳出水面，落在冰块上，它的前途是死，和这个冰块一起消亡，但它却看不到冰块的消亡。后来我又写出了《相信未来》，相信我们会战胜死亡，这已经进了一步了。我年轻，我能看到冰块消亡的那一天。

记：插队的时候你的诗已经传遍了所有有知青的地方，这真是个奇迹。

郭：所以有人说我的诗歌的版本是最多的，抄出各种各样的来。当时人们觉得那个社会沉闷得不得了，但那时也还是有希望有欢乐，有忧愁有哀伤，有爱情，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是这些打动了年轻人的心。为什么大家那么传抄我的东西，是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上有些人朦朦胧胧有感觉，但不敢露出来。我把它写出来了。

记：江青是怎么看到《相信未来》的？

郭：这事我听好几个人说过。那是1969年，我下乡第二年回来，四三派的人回来聚会，要我去。我给他们背了几首诗。那些诗他们要走了一些，作为一个动态写进报告里，给了上边。有人说江青说，这是一个灰色的诗人。又有人说江青说“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你不歌颂文化大革命，不相信现在相信未来，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记：我们能不能说从1969年到1978年的诗人郭路生是另一个郭路生？

郭：可以这样说。

记：这段时间你写了不少政治诗，尽管那些诗很形象，有特色，但它们总还是应景之作。

郭：我是要一辈子搞创作的，不发表东西怎么办？怎么活？明摆着的嘛！

记：就是说你还是需要社会的公开承认？

郭：对，对。咱们实话实说。贺敬之看到这些诗非常吃惊，专门找我，说写得不错。

记：实际上一些早年很优秀很有影响的诗人，包括何其芳、郭沫若在内，都写过这种应景之作，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而且你的那些诗中有纯真的激情。但你有没有想到它们在你的写作中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

郭：不，不，很重要，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一种非常幼稚的、非常可爱的、想让社会承认的心情。比如《我们这一代》，我是很真诚地写的，“虽然还残留着／黑夜的痕迹／但黎明终归／还是黎明。”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这还是我。“一轮火红的朝阳／突破了迷雾重重／升上了我们的双肩／那气势磅礴的山峰”，这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健康，朴实，一身光明／就像早晨的露珠那样晶莹／但这绝不是一滴普通的露水／它用生命闪烁着太阳的光辉”，这不是很像我们这一代人吗？所以我并没有出我自己的那个格。我写这些怎么不正常了呢？在贺敬之表扬我之后，我去找了他，结果跟他吵起来了。

记：为什么？

郭：他让我学学政治，别那么歪，谈恋爱啊，喝酒啊，吸烟啊。

在福利院

记：在福利院的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郭：苦，但是我学会了不发愁。在这里呆着使我健康，生活更实在，更扎实，更充满信心，更有力量，更有热情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这意思。“文革”那几年，我非常喜欢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我希望有更多有中国气派的作品出现。中国气派，我对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就琢磨什么是中国气派。后来邓小平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就想到，只有中国特色，才有中国气派。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有一致的地方。我在这里考虑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要写文章。但这里条件太差。我得有一个创作的环境。

记：那你现在怎么写东西？

郭：这两年我就写了两首诗，苦死我了。（给我们念了一首2000年4月创作的《青春逝去不复返》。）

记：你们几个人住一间屋？

郭：5个人。十三四个平米。

记：你的病友知不知道你是诗人？

郭：知道。

记：他们搞活动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朗诵诗歌？

郭：会。

记：你说不能写诗，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吧？

郭：没有一个环境。我不能在病区里写东西，得住在病区外边，因为我得熬夜写作，白天睡觉。我可以先买一些馒头花卷回来，睡醒了再吃。这儿（指病区）不行，吃完饭很快就得睡觉。我现在都是想起几个词儿，然后记到本子上。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记：不能到楼下，到外边的小花园里去写吗？

郭：下不去的。你出去了出事怎么办呢？

记：晒太阳怎么办呢？

郭：一大堆人一起去。

记：这些年都这样吗？

郭：十多年了。很多人不相信，说是神话，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写诗。我是疯子，我在我自己的王国里是国王。很多东西，我放下了，我自在了。我不求酒色财气，我把这些放下了，我就自在了。

记：你在这儿应该算轻的病人。但他们中会有一些重一点的病人，你和他们怎么相处呢？

郭：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他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梆”的一声，棒子打折了一截。打了也就算了。后来这人自杀了。

记：你在农村插队时就非常吃苦耐劳，到了福利院也一直在擦洗楼道、洗盘子，这些活你做了多久？

郭：7年。每天擦两遍楼道，洗三次碗，以前没有消毒碗筷的时候一天洗六次碗。现在做不了了。（食指做过第二病区的区长）

记：是你自己要求做的吗？

郭：对。

记：那段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郭：我写出了《人生舞台》等不少有价值的作品。

记：常回城里吗？

郭：几个月去一回。一般是夏天回去，冬天我回去过春节。

记：在这里平时有什么消遣呢？

郭：大家就是看电视。我不看，陪朋友聊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谈，有些看法水平很高，至少他们懂得老百姓的道理。

记：你在这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郭：写出诗来。

记：你在这儿能听到贝多芬吗？

郭：听不到。公疗室有收音机，没有音响设备。那些歌，什么哥哥妹妹，谁听那个？贝多芬晚年的奏鸣曲很辉煌，很痛苦，也很超然。（前些年我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外国的音乐教授来讲学，为大使馆演奏，举办周末的小型音乐会，朋友通知我我就去。不要钱。那些大使和夫人们走进去，我就在边上呆着。我还托朋友带了两张贝多芬晚年的光盘，是100多号（作品编号）以后的。听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记：哪天你痊愈了，回到北京的闹市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包围着你，你怎么办？

郭：现在也是啊，老有朋友来看我，请我吃饭。我觉得挺好的，跟大伙儿聚会，给他们念念诗，挺好的。但我觉得北京不是家，回到这儿才是家，因为我把自己定位成疯子，回北京只不过是跟大家交流交流，听听社会上有什么事儿。

记：你每次回城里，都注意些什么？你觉得现在的北京和你少年时代的北京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郭：那时更有人情味。

记：如果你出院了，你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有什么要求？

郭：没有。只需要一个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环境，只需要粗茶淡饭，没有过高的欲望。我觉得这里的粗茶淡饭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我没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富贵病。我的朋友刚跟我谈完，说你得改变改变环境啊。我也正愁着呢，怎么办呀，积累了那么多素材要写，又没有条件。前天民政部福利司的司长来了，他对我的诗也特感兴趣。我得静下心来，多熬夜，多读书，多写东西，多做点实事儿，因为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贴心地关切过我，所以我得用大量的精神成果来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