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张爱玲

四十年代闯荡“洋场”的文坛孤独少女，晚年依然孤独。她看透了男欢女爱，有着世俗女人难得的清醒，却又一再为情所误。1995年9月8日，死在了自己的公寓，还是邻居报警才被发现。她的爱如飞蛾扑火，爱如火热，结局却悲凉。

她与胡兰成的婚姻，只短短维持了两三年，却让喜欢她的读者痛心了一辈子。而她却无怨无悔，没有委屈。她从不做委屈自己的事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世人有理由怀疑——她小小年纪，如何对生命的苍凉、无奈感受会如此之深？如何对人性深处的欲望、卑劣了然得这么彻底？而只有他在她的小说中读出了别人不曾读到的青春和对生命的喜悦。“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执着，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所以，她认为他是个非常好的谈话对手。以致于在今后的岁月中，她一如既往的付出也心甘情愿。这段婚姻到底如何？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当事人的我们岂可妄加猜度？！

1938年，18岁的她，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显露了她的才情。后来，她一直坚持中英文互写，这种习惯直到晚年。她的作品涉猎广泛。我读张爱玲，深深为她的才情所折服；可她的作品，她的人生对我而言，却又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话题。走近张爱玲，我的心情越发沉重。想想她的一生，我不禁扼腕叹息。

她的散文，独树一帜，表现手法上出于机警，直逼世说新语式的慧敏。她的散文，接近清少纳言培根的犀利，机警建立在广大的悲情之上，形成了既悲凉又犀利的文风。既不认同郁达夫的“感伤派”，也不认同鲁迅的“讽刺”、周作人的“言志”、林语堂“幽默”。她的散文，随意而执着、调侃与诚挚、出世与入世的融合。眼界高，俾倪凡尘，眼界宽，各种题材皆能入文，在文风的传承上，如明末公安派、五四周作人，讲究人生的品尝，具有上海人的通与坏。通“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坏“疲乏而产生的放任”。尖刻却不过度。

她爱好现代艺术，却非追求低俗趣味，而是捕捉通俗文化中的“日常生活况味”。她的真实和平凡中有一种特别的“俗”——一种并非造作、刻意为之的风格，一种相当生活化的风格。最能触动她的美是怪诞之美，是丑的美而非美之美，是近乎人情的。她的欣赏美与其作品的表现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她认同女性安于女性，能畅行无阻地表达女性的思维。这种以女性反女性的书写，较无表达焦虑，能够童言无忌地谈天说地，予人鲜明愉悦的刺激，利用崇高的形式装载女人轻巧灵魂，这不也是一种“怪诞”？

她的散文善于引经据典，对旧语言能灵活应用，能牵动集体潜意识的远古记忆，赋予它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杏花烟雨江南”，那种深切的体会，非其他民族所能理解，这样的句子构成了张爱玲散文肌理深具民族风味。

有人说是上海造就了张爱玲，“十里洋场”给予她幻化多变、五光十色的感官世界。在那种特定的都会文化中，她只是稍稍“借一点时代的气氛”，便让读者们目眩神迷。反言之，张爱玲更造就了上海。她极力嘲讽旧社会、旧家庭光怪陆离的现象。尽管态度冷漠，却不免流露出怀乡情绪。她所书写的是她自己的上海，她的作品通过典型的细节再现了她印象中的上海。

有人认为她的小说只是迎合市井小民趣味的“海派文学”，只是消费文化市场的产物。跟鸳鸯蝴蝶派是一脉相承的。她的小说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自己的烙印。

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多半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

她是前清官僚遗老的后代，她的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清朝”，它的时空是错乱倒置的。父亲住西式洋房，以洋车代步，嫖妓、养姨太太、抽大烟。在西式派头掩盖着一个像影子要没落下去的生活模式。而张爱玲与都会的现代层面有深刻的、真心真切的交往。上外国学校，向小报投稿，随意进出戏院……尽管她对父亲这样的人不认同，也没有好感。可毕竟还生活在他们中间，夹在最荒谬的传统与现代对峙中间，造就了张爱玲独特的心理感受。她的文学就是这种对立的产物。

她的小说深得《红楼梦》的精髓，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一方面为专业评论家当着文学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又被当着通俗小说在街边摊头出售。凝重的忧郁，一点点小事，有时也能唤起她那份独特的想象力。

恋爱与婚姻是她创作的中心题材。她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种心灵的追忆，女主人公身上，流露的是一抹失落的情愫。她长于刻画女性。曹七巧的刻毒、郁闷和痛苦在她的笔下一览无余。比起闺秀派作家不食人间烟火的惟美惟情，歌颂人性。张爱玲笔下的人性显得更加真实，她认为物质生活中有实际的人生。

人物心情的描写更好地真实地透视了人性。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守着软骨病的丈夫为的是能日后分产有钱扬眉。“黄金枷锁”使她变形扭曲，走上自毁毁人的幽恨凄凉。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着她。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这样描写七巧的心理活动，使读者更深刻窥见了她扭曲变态的灵魂。她不但毁了自己的幸福，也毁了儿女的幸福。

她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

婚姻在她的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半生缘》中的曼桢与世均是有爱的，可最后依然是劳燕分飞。

她的作品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就像一个无力而迷惘的冷眼旁观者。从不义愤填膺，从不发表任何大是大非的评价，平淡得近乎残忍；她把心乱如麻、感动莫名统统扔给读者。

走近张爱玲，就走进了四十年代的女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