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唱的歌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挂着鼻涕；“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唱这首歌的时侯我戴着红领巾；“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开始憧憬未来；“相逢是首歌，歌手是你和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学会了回忆；“轻轻飞舞吧，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我爱了。

我挂着鼻涕的时候，流行大合唱，唱《娃哈哈》，现在更多的记忆是一种叫娃哈哈的饮料。挂着鼻涕的时候，我们流行穿着白衬衫黑色的健美裤，对了，还有一双白色的旅游鞋。这种裤子是很经典的，那个时候男孩女孩都穿，因为那个年纪几乎可以不用分男女，后来这种裤子发展得有了红色的时候，我认识了玫子。再后来这种裤子有只剩下黑色的了，但只能在舞蹈训练房里看到。

我挂着鼻涕的时候，小伙伴们做喜欢的一种游戏就是“抓小姐”。一下课，男孩子和女孩子各自分成一拨，男孩很自觉的去抓女孩，女孩则一哄的笑着叫着跑向女厕所，然后等男孩后撤后又出来招惹我们。要是哪个男孩拿出了男子汉的气概冲进了女厕所，他就会成为我们中间的英雄和女孩集体状告老师的对象。我们一般都找比较好看的女孩抓，而评判好看的女孩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她是否穿了裙子，那个年纪的我们觉得穿裙子才是小姐，那个时候的小姐相当于现在说的公主。我挂这鼻涕参加过几次“抓小姐”的运动，但很快就没有了兴趣，因为我总是抓不到，或者是自己想抓的人被别人抢先抓去了，而且我从来不敢一直追到女厕所去，虽然我很想验证一下那里面是不是真的比我们这边少个长的池子。我经常靠在教室的门口看着伙伴们“抓小姐”，抓到我想抓的那些人，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宁愿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别人追求或者说爱得死去活来，我都不愿意去争，最初可能胆怯，后来就是习惯，在挂着鼻涕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

我立志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干得最伟大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学校的一批和我一样有着远大理想的的进步儿童带到了当时县城唯一的敬老院，然后帮那里的老人们胡乱洗刷了一通衣服。步行回来的时候我有把他们带进了表面干裂的河床里，于是就有一些女同志在哭着骂我的时候还能腾出一些音节来喊妈妈。在我们这些共产主义接班人互相搀扶，团结协作下我们战胜了淤泥。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我又把他们带到了能够晒太阳的河坝上，动员大家集资，每人买了一瓶啤酒。等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老爸已经准备好了鸡毛掸子在床边等着我。

在阳光下的湖面划船是一件很惬意的时候，可是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美好愿望的年龄的时候，我只能在歌里唱出这些惬意，我不能划船，因为不让划船，怕出危险；现在可以划船了，可是没有了惬意，因为现在划船不是为了迎面吹来凉爽的风。划船是没划成，但生活中必须得有点乐趣才行。我发现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喜欢说“啊”，据我统计他曾经一节课说了二百七十一个“啊”。我把这个重要的统计数据告诉同桌的时候正好又是一节语文课，恰巧在这个很严肃的时刻，老师证明了我的这个数据统计是有事实依据的，于是我的同桌在笑着表示同意的时候，声音大了点，以至于他只能站到教室门口去笑。

相逢是首歌，作为歌手的我们必须懂得兄的义气。炮打来电话说有人欺负老鸨，于是我们兄弟在我们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到二中去给老鸨报仇了，没有硝烟，我甚至没有看到那个胆子大得敢欺负老鸨的人长什么样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据说敌人被开瓢了。胜利，我也有功劳，最起码我去声援了。炮再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不再是兄弟们去声援他的战斗，而是很负责任的告诉我，他要当爸爸了，他不得不放下那个他深深爱过十一年的女孩，娶了一个很爱他也很漂亮的女人。他说起话来文明多了，也客气多了。

我和老马在路灯下把那首《轻舞飞扬》重新填了词，在深夜三点钟唱了两遍后觉得比较满意，第二天下午，从南校区跑到北校区的415教室找到兔子，我和老马看到满教室的人都安静得坐在那里，心里很是高兴，这下不只兔子一个听众了。老马抱着吉他坐在第一排的桌子上冲我一点头，我马上把我们新填的词面对这满屋的观众们朗诵给兔子，兔子傻乐着，还是那颗鼻梁上的痣挺招人的，朗诵过后，我和老马深情的唱着和声，沉浸其中。这时一个不懂事理的人走过来，冲我们一摆手：“请你们出去，我们在上课。”。后来老马去了西藏，并在珠峰脚下和一个女人结婚了。我去了重庆，转了两年后又回到了徽州，并在山上和强子一起看猴子了。

现在的我很少唱歌，偶尔唱唱戏，反正也没几个人懂，唱得好不好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