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秧歌闹得欢

每到过年，我们这里四村八乡自古有闹秧歌的习俗（虽隔着几里地，也有的村叫“闹玩艺儿”）。为的是庆贺丰收，祈求风调雨顺。同时村人们在地里忙活了一年，只有在冬日里有闲工夫开开心，过去娱乐活动少，所以这种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在我们这里遍地开花。过年走亲戚，一进村发现那个村最高的树上绑着一面红旗，在冬日的寒风里迎风飘扬，那红直刺路人的眼，那今年这个村元宵节定是闹秧歌了。我从小就是闹秧歌的积极分子，不论是踩高跷，跑旱船，赶毛驴，提花灯，打花棍还是打大鼓，敲锣等咱都不是外行。这辈子不知闹过多少回秧歌，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二十多年前，我村闹的那次秧歌。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责任田承包几年来，人们的生活富裕了，村里几个人头和热事的人鼓动支书闹秧歌，支书喝了点酒，答应了。闹秧歌得有“家伙”，老一辈子队上留下的家伙，文革时都烧了。于是支书带人到城里买回了“武虎把式”用的刀枪剑戟，九节鞭、三节棍等武术器材和大鼓小鼓等“响货”。高跷已被本村的三个木匠三天做完，旱船有本村张巧手负责，花灯有大姑娘小媳妇糊好。年前即已在支书门前的大树上树起了红旗。老人们倚在墙根下时常回忆起多少年前本村闹秧歌的情景，感叹着多少年没闹秧歌了。村里又请回来武虎老师，于是每天晚上，场院里提灯高挂，我们这些酷爱武术的孩子们跟着老师习武到深夜，每天晚上衣服都溻的呱湿。那时正是《少林寺》刚上演，也更激起了这些孩子们的兴趣。过了年走完亲戚，正月十一，我们村的秧歌正式“出场”了，每天下午三点出发，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回来，一晚上要跑八九个村子。因是各村多年没闹秧歌了，我村秧歌一进村，人们便把我村的秧歌围得水泄不通。鞭炮齐鸣，截着人们一个节目一个节目表演。我村人们一看，也人来疯，使出浑身解数，鼓点打的急，锣声敲的响，旱船毛驴跑的欢，花灯在大姑娘小媳妇手里舞成了线，而高跷上的“猪八戒”“孙悟空”等汉子们作出各种怪动作逗的人们哈哈大笑。而一到各村围看的最多的还是我们“前场”，前场是武虎，我们在鼓点声中一个个出场，大刀群枪，单刀群枪，剑数，棍枪对打，三节棍，九节鞭上下翻飞，出神入化，引来人们时时的叫好。尤其是有漂亮姑娘围着看时，我村的小伙们更是使尽全力表演。记得到一个村表演，我和刚子轮番下场，他打醉拳我就打长拳，他使单枪我就用大刀，他用枪我用棍，我们一会儿对打，一会儿单练，那阵势：场外人山人海，喊声振天，我俩在场内就是焦点，心里真比吃了蜜还甜。还别说，那次闹秧歌后，我村的刚子和六子就有媒人踏上门，人家姑娘看上了他们，这不，他俩的小子都老大了，当然这是后话。每天我们回来到深夜，累得腰酸腿疼，可第二天一出场，我们仍兴致勃勃，像出征的将军雄纠纠，气昂昂。记得三爷爷每天出场都背个褡子，一进村就把迎风桌上的烟酒糖等放进褡子，算是对我们村人的一个敬意吧，回来后我们又能吃到糖块了。

后来参加工作，我也参加了几次秧歌队，可总觉得少了乡亲们闹秧歌的原汁原味，多了些形式，少了些热闹。每到过年，那次闹秧歌的欢乐情景又闹腾到我的脑海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