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度”后才想到

前言

我爸爸痴呆了，我自己癌症了。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篇“一个癌症儿子对痴呆老父的另类猜想”。

这是一个“50”后对“20”后的反思；

这是一个老知青对老革命的反思……

而其中的“契机”和关键环节竟然是癌症！

我身怀双癌——胃癌、血癌。

这似乎不太“正常”。

然而，“正常”的蚌壳内是不会产生珍珠的，只有当异物侵入蚌内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下才会晶莹出璀璨的珍珠！

这种“不正常”也许就是思维的一种常态。

靠才华和想象力，年轻的“80”后乃至“90后”能写出厚厚的畅销书；但是，思维的深度必须有经历的厚度——我们通常说的“阅历”；痛定思痛的彻悟必须有跌宕曲折的人生起伏——马克思主义说的“存在决定意识”。

一个被“一夜情”的“情人”敲诈过的女经理才有这样的痛感，“有些事情，只有经历过后才能明白”。

是的，很多事，不经历到某种阶段，不经历着某种特定的体验，你就不可能悟到其中的理，就像水，不到100度，它就不会开，必须在中年以后才能悟到的事，年少时，绝对想不到；痛苦中才有的体会，快乐时也体会不到！我也只有到了这个“火候”，才生成了这种感悟……

当然，我的这些文字绝对不是珍珠，但绝对是绝症后，在种种无奈的痛苦中，徘徊在鬼门关前才有的痛切的思索……

那时候

那时候，我很自豪，因为我，家庭出身，革命军人！

那时候，我和一帮号称是“红五类”的少男少女们，戴着“红卫兵”袖章，吼着嗓子高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那时候，我更自豪！那是1966年，初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我，14岁。

然而，两年之后，我的这个自豪感就被颠覆，我的出身竟然由“革命军人”变成了“地主”！

1968年12月23日，杭州城站，一个寒冷冬季的早晨，131名杭州男女中学生胸佩大红花在欢送的锣鼓声和亲友的哭喊声中踏上北去的列车，我是其中一个。

我们将去黑龙江屯垦戍边。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这131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是中国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先驱者”之一。就在我们出发的前夜，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中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1966年、1967年、1968年这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这就是后来说的“老三届”，基本一个不留（除了当兵的和极少数例外），全都得去“广阔天地”（上山下乡）——这就是后来说的“一片红”……

而在我想要报名参加插队的那一刻，毛主席指示还未发表，上山下乡还未大规模，报名的人多，名额有限，不像后来“一片红”，你不想去也得去，我报名的时候，是你想去也不一定有得去。就像如今，你想当“超女”，说是“想唱就唱”，其实还得通过“海选”。我就没通过选拔，因为个子小年龄小。虽然小，我可不那么好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的外号是“小野”。于是，我又一次“小野”，发扬“红卫兵小将”的风格，冲报名会场，强登台发言，还割破手指，挥洒血书！

记得，我的血书上有这样两句在当年相当流行时尚的铿锵誓言：“不做温室花朵，誓做高山青松”……

没想到，我的一腔热血，在终于奔赴黑龙江插队之后，“换”来的竟是一个“地主”！我的引以为自豪的“革命军人”家庭出身就这样被颠覆了！

不过，这个意想不到的颠覆里没有一点点个人陷害的因素，之所以会这样，就是一个原因——地点，我们插队的地点。中国版图最东北角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的“尖”点上，有一个边远小县叫“抚远”。

如今用“狗狗”搜索“抚远”，网上会有这样一段文字：“每天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的东方第一县抚远，娴静、质朴，充满着勃勃生机。抚远地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的三角地带，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隔江相望，1992年被国家批准为对外开放的一类客货口岸，开通了中俄一日游、多日游，中俄贸易和相关产业得到迅猛发展。”这“哈巴罗夫斯克”实际上就是中国原先的城市伯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彼岸包括伯力在内的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竟变成了俄罗斯的国土，本是内河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也就成了界河，现在搞得火热的俄罗斯边境游其实游的都是咱们自个儿的土地。

我们插队的那个时候，抚远可没有这么“娴静”，边境旅游商贸又是那么火热诱人。那时候，倒也很“火热”，但那是中苏边境的磨擦十分“火热”。中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与苏联修正主义者们势不两立的斗争，造成了边境地区危险而紧张的氛围。所有生活在抚远的成年人都必须持有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小本本——《边民证》（有点像深圳特区的《通行证》，也只是“有点像”），那上面的“家庭出身”一栏还得查三代，于是，我就变成了“地主”，因为，我的爷爷是地主！

虽然，那时候有“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可以选择”的说法，但一个人一旦“出身”不好，便往往注定着他的“出路”——人生道路也不会好。

也幸好，我的家庭出身大颠覆，除了在最初参加武装基干民兵和到乌苏里江上打大马哈鱼（要与苏修老毛子的军舰面对面）稍稍遇到点麻烦之外，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走后门当兵、当兵后的入党、复员当工人后的提干、再以后的竞考新闻记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猜想，大概这毕竟是“隔代”的“地主出身”，这中间又有我爸爸的“革命军人”罩着。而且，我还渐渐明白了，爸爸的这个“罩”可真有点不容易！

家庭出身的这个意外“遭遇”，留给我的最大感触是：以往几乎是一个“虚拟意象”的“地主爷爷”第一次让我有了实在的感觉。从小到大，我大概只见过两次爷爷。头脑中的爷爷，仅有一点朦胧的印象：像林老板——电影《林家铺子》中戴罗宋帽穿长衫的林老板。而在我16岁壮怀激烈奔赴边疆插队的时候，这朦胧的印象却凸现成两个黑森森的文字：“地主”，实实在在地填写在我的《边民证》上……

就是这点实在的感觉，在多年以后，引出了我的思维深处的种种悟觉。

确实，这需要“多年以后”，在于我们的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大的变化，很多神圣的不再神圣，很多邪恶的不再邪恶；也在于我自已，经历了太多太大的跌宕，特别是我的躯体由健壮突变成病弱，原先自以为活力充沛的我竟时时在鬼门关前徘徊，提心吊胆苟延残喘中，思维却因此更加敏感活跃，“我的爷爷是地主”，便也成了我思维中的一架“搜索引擎”，在我的记忆深处，在我的经历深处，搜索——不，是挖掘出了许多以前想到过的、但想得不够深、想得不一样的和以前不曾想到过的、现在跳出来的种种悟觉……

和很多事物的产生会有一个契机一样，我的这种种悟觉的引出，起始于爸爸离休后回老家的一次家庭会议。

这时候

爸爸离休之后，曾在一次回浙南老家时，很慎重其事地召集我堂姐全家人开了个家庭会，很严肃地说：他平生有三件憾事，放在心里很久了，难过，要说出来。

这三件憾事与我们家族的三个成员有关。

第一件：我爷爷——在悠长的岁月中，爸爸坚持与他划清界线。

我爷爷是地主，但他是一个既傻又亏的地主。说我爷爷这个地主傻，是因为爷爷是在解放前夕才当上地主的。那时，很多有点田地的人看出苗头不对，纷纷卖田粜地，我爷爷却傻呼呼地以为捡了便宜货，可劲地往家里买田。爷爷一直省吃俭用，去别村串门，还舍不得穿鞋，把鞋子夹在胳肢窝下，赤脚行上个几十里，快到村头了，才在溪沟里洗净脚套上鞋，进人家门。这么精巴，就为发家致富，没想到却成了地主。

解放后搞土改，村村都要斗地主，爷爷就义不容辞地成为土改对象——地主的地位就历史地落到了他头上。说我爷爷这个地主亏，是因为爷爷在共产党这里是革命对象，在国民党那里也没好日子过。国民党看他不顺眼，恨他的两个儿子全是共匪，恨到极处，要砸、要烧爷爷的房子。一帮国民党兵闯进了爷爷家，把里面所有的家当砸得一塌糊涂。当长官一声令下，士兵们举起熊熊的火把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跪下了！这因为是我爷爷在村里人缘好，更因为是这一把火真烧起来那就是火烧连营，全村都得玩完！看着黑压压一大片跪下来的惊恐愁苦的老少乡亲，国民党的这一把火总算没落在爷爷的房子里。但国民党依然把爷爷视为眼中钉。

一次，爷爷挑柴去镇上卖钱，国民党军又抓住了他，这一回想把爷爷往死里打了！就在爷爷要遭毒手的生死关头，又过来一个国民党军官，得意洋洋地大声说：“算啦，算啦，放过这条老狗吧，他的大儿子已经被自己人杀了，小儿子刚刚被我们打死，脑袋已经挂在温州城门上了！就饶了这条老狗吧！”

其实，那次被敌人袭击杀害的是爸爸的一位战友，是他的头颅保住了爷爷的老命。而爷爷的老屋至今还在，前几年我还回家乡看过。在那人去楼空黑幽幽的老屋里，踩在那摇摇晃晃吱呀发响黝黑的楼板上，感觉到人事的沧桑。

尽管爷爷这个地主当得既傻又亏，但总是地主，总是“阶级敌人”。所以，依然活着，并且已经进城当了解放军军官又结婚生子的爸爸，就跟自己的爸爸划清了界线，这界线划得很彻底，除了每月以妈妈的名义给爷爷奶奶寄点生活费之外，爸爸几乎从此不再与爷爷奶奶见面。爸爸曾在省军区负责全省的征兵工作，有一次去老家那地方公干，他硬是过家门而不入，爷爷奶奶去世，爸爸也没回老家给爷爷奶奶送终。

进入新世纪，已人到中年的我曾在一份家庭生活类的小报上读到一篇回忆长辈的文章，好像大意是这样：作者的爷爷年少时曾在一大户人家打工，爷爷的父亲生重病却没钱医病，爷爷急了，凑巧看到东家在客厅的桌上放了一沓银元，犹豫之中忍不住伸手抓了几个，偏偏这时东家走了进来，爷爷面红耳赤，低头缩颈，僵直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主人最严厉也是他有生以来最没有脸面的斥骂！但是没想到，东家却笑嘻嘻地在他肩上拍了拍，说：你是在拿你这个月的工钱吧，对了，正要给你开工钱……爷爷的脸更烫了，他心里明白，这个月的工钱他早就拿了！后来，作者的爷爷也发家了，有一年闹灾荒，半夜里常有人翻院墙到爷爷家偷粮食。家里人要抓贼，爷爷却说，这些人不是贼，一定是揭不开锅了不得已才这么做。不但不抓，爷爷还在院墙内外放了些垫脚石，供翻墙者方便。有时，爷爷夜里起来小解碰见翻墙者，人家慌慌忙忙要跑，爷爷却在后面轻轻跟上一句：“别急，家里没吃的，就这里拿点吧，小心别摔着了……”这是作者的爸爸悄悄讲给他听的故事，让作者从中感受到一种美德：在尽量保护尊重别人颜面的前提下去行善去帮助别人。但是，我觉得这文章要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让我印象更深的是，这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长大的作者，直到现在才敢于抬起头大声地说，他的爷爷和那个东家是好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地主！也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长大的我便感受到了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是要讲“阶级分析”，地主是剥削阶级，贫下中农是革命阶级；但马克思主义还讲“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地主里面有好人，贫下中农里面也有坏人——认识到这个真理，或者说敢于把这个道理认作是真理，我们兜了很多年的圈子！

第二件：我伯父——在组织上宣布处死他决定的时候，爸爸无条件服从。

那个“饶”了爷爷一命的国民党军官没有说错，我伯父，一名老地下党员，确实是被自己人——党组织枪毙的。按现时的说法来说，我伯父是一个很难用一句话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的人。他很早就秘密加入共产党，甚至可称是当地的地下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我爸爸就是被伯父带入革命队伍的。

伯父被处死的理由很简单，也就是个“生活作风问题”。我家乡的那个小山村，村头有个尼姑庵，庵里的一个年轻尼姑真实身份是党的秘密交通员。在穿越生死的一来二往中，伯父与小尼姑的情感由同志演变为情人，更糟糕的是，伯父已是有妇之夫，整个儿的“婚外恋”！说来伯父也很可怜，他的婚姻是爷爷给包办的，16岁结婚，妻子比他大3岁，还是“三寸金莲”裹着小脚，没有文化，反差太大。可是，当年的老百姓哪管这个理呢！这事传开后，村里人一致谴责伯父伤风败俗，爷爷更是气得好几次追在后面用石头砸向落荒而逃的伯父！现在当官的有小情人可是有点时尚的事，哪个贪官后面不站着起码一个情人？有个叫什么“二江”的腐败分子竟然搞了一百单八个女人，如此登峰造极的“生活作风问题”却还不能因为这个定罪，只要女方不是被迫，“生活作风问题”就不能定罪。而在那时，革命队伍里的“生活作风问题”可是要严厉处置的，因为，这会影响到游击队的生存，老百姓会因此不信你不理你！怎么处分呢？游击区敌强我弱斗争残酷，给伯父一个诸如党内警告、撤销职务此类的处分，伯父想不通投敌就糟了！干脆，采取最极端也是最保险的处理方式——在处罚伯父错误的同时消灭他的生命。血雨腥风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与革命的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同时，对于内部的一些斗争有时也是相当残酷的。甚至，其中也可能掺杂着某些个人和山头派别的因素。我就曾听有位浙南的革命老前辈私下说过，当年力主枪毙伯父并一锤定音的一名游击队高层领导，是刚从浙东根据地来浙南担任领导职务的老红军，这里不排除他有杀一儆百建立威信的动机。

是在爸爸奉命带着一个游击中队向总部报到的同时，山坳里响起一声枪毙我伯父的沉闷的枪声。虚岁20岁的我爸爸当时已是一名游击中队的指导员，总部领导要他带队前往总部，也是预防他想不通会闹事。“20岁”——这是个青葱得滴水的年龄，在我们现今三四十岁的年龄还总是自称“男生女生”、“男孩女孩”的时代，“20岁”正宗是吃着肯德基、唱着“嘻唰唰”、滑着轮滑、跳着街舞的小孩子。但在那个残酷的血与火的年代，我们英勇的共产党人们，恰恰是大部分都由“20岁”没出头或者刚出头的青年人组成。我看过著名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那些被囚禁在里面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们，几乎是清一色的“20岁”刚出头，那位震撼我们感动我们的江竹筠，我们叫她“江姐”，她也只比“20岁”刚出头最多大了两三岁。是沉重的年代、沉重的责任，让我们的还处于“青葱岁月”的革命先辈们显得这样老成、这样成熟。“20岁”的爸爸，在对组织上处理伯父决定的表态就显得老成、沉稳，没有一点失控以至于极端的反应，既没有为伯父申辩，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如若可以把当时的情态“回放”，再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镜头”：当总部领导宣布组织决定的话音刚落，爸爸的泪水已悄然涌出，而他嘴里吐出的则是6个字——“服从组织决定”……但是，爸爸当年的这个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还有极其坚定的组织观念，却让爸爸留下了又一个终身遗憾！

姐姐不恨我爸爸，也不恨那些决定处死我伯父的游击队高层领导，但很恨那个与伯父私通的尼姑。那尼姑还活着，甚至还和姐姐会过面，那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姐姐说，那尼姑个子很高。看来，那尼姑当年很可能是个出挑的美人儿。在姐姐家会面时，虽然姐姐的心情很复杂，虽然没见到尼姑面时，姐姐提到尼姑就是恨，但尼姑真出现在面前时，姐姐却没有给尼姑丝毫的难堪，还请那位当年的尼姑现在的老农妇在家吃了顿饭。是呵，一切恨爱情仇都已过去。再说，这尼姑也很可怜，当年如若她不是听组织内一位好心人的提醒，及时逃跑到一个贫脊的山区里做了一个山农的老婆，她也早已被组织上“处理”掉了……

人生，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假定，尼姑不曾有这样错误的恋情，那她很可能就是一位光荣的德高望重的离休老干部！

是啊，假定伯父当年没有犯“生活作风错误”而被处置，活到解放后，那姐姐就是“革命干部子女”，很有可能是“高干子女”，即使伯父不幸牺牲，姐姐也是个革命烈士后代。

生活中没有假定，姐姐活得很不顺。姐姐是在我们家长大的，所以我从来是把姐姐当作亲姐姐的。姐姐当年由于高考不理想更由于她的父亲——我的伯父的原因，没能成为大学生，回乡当了新中国第一代知识青年，陪着爷爷奶奶过日子，很苦。虽然，改革开放后，在几位浙南革命老前辈的奔走呼吁下，伯父的问题得到组织上的政策落实，但姐姐已坎坷生活了半辈子！

去家乡看姐姐的时候，我站在这座名为“樟岙”的小山村的村头，站在那几株高大挺拔历经雪雨风霜却依然枝叶茂盛的大樟树下，看着那已被改为村小学的尼姑庵，一群穿得像城里孩子一样光鲜的小学生们正在进行着课间的嬉戏。我在心里说：孩子们，你们可知道，很多很多年以前，你们的先辈，曾在这里演绎过一个打着时代印记的悲情故事？

有可能的话，也许我会写一篇小说，题目就是——《革命年代的婚外恋》……

第三件：我表弟——在几近无法生存的时刻，爸爸仍要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表弟的生活轨迹，就是典型的“温州模式”的发展轨迹。与我同年的表弟，大概就在我写血书慷慨激昂地插队不久，被家里包办婚姻娶了媳妇，也就“20岁刚出头”的样子，孩子已经一大帮了。那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在那个“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背景下，人多地少的浙南山村更是无法养活大大小小这么多嘴，只能出去混。我表弟什么活都干过，包括偷越中蒙中苏边境做生意，包括“温州模式”在初始时期的经典之一：把受过精的鸡蛋或者鸭蛋，捂在箩筐里，算好时间，挑着它坐车乘船到远方，再把恰好“变”出来的小鸡小鸭贩卖换钱……

有一阵，表弟有点走投无路，绝对郁闷。多年以后，表弟对我说，当他弓着腰喘着粗气，在工地上拉着大板车装着满满当当的砖头往一个坡道疾驰而下时，有一个瞬间，他想到了死，就这样冲下去冲下去，冲他个车翻人亡，痛痛快快死了算了！活着真没意思！但是，他得活着，上有老娘，下有儿女，他得为他们活着……所以，可以想象，当他找我爸爸他的亲舅舅，硬着头皮想要点钱买大板车作为挣钱的工具时，我爸爸却以很正当的革命大道理，教育了他，拒绝了他，把本可以借他买大板车他就可以用来养家活口的这点钱买了车票，送他上车回家“种社会主义的地”时，他会感到多么的绝望多么的无助！表弟半路就下了车，“种社会主义的地”无法活，他还得想办法去“赚资本主义的钱”……

现在的表弟可是“鸟枪换炮”了，他已有好几辆车，当然，那绝对不是大板车，而是小轿车。我是车盲，不知他拥有的是什么档次的小车，但可以肯定基本是上台面的豪华车。表弟的事业所走的“路线图”有点与毛主席他老人家从前的革命相仿，先南方再北上，从江南到北京进而还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与几个同乡合伙开了好几座商城，发了，成大款了。我大弟弟出差北京，表弟开车接弟弟从天安门前经过时，自豪地对弟弟说：想当年我认为这辈子是不可能亲眼看到天安门的，而现在我天天开车经过这儿，比北京人更像北京人了！表弟常来看望我爸爸，但在我爸爸面前从不提起当年一辆大板车难倒英雄汉的事，每次来见我爸，他总是乐呵呵地豪爽地带来一大堆人参海产之类的高级礼品。

现在，大概是轮到爸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爸爸性格比较内向，心里想什么不会轻易出口。但是，他能在姐姐全家两代人面前这样郑重其事地说出他平生的遗憾，就可以想见，每次表弟来看他时，爸爸的心灵都会经受着一次何等的冲击！更可以想见，这久久萦绕在爸爸心底的三憾事有多么沉重的分量！

否定之否定

现在，我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爸爸心底的这种沉重了。然而，对同样的事，不同的人，特别是不同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会有不同的思考角度。我现在想得比较多的是，爸爸的这三件憾事里内含的意义。

我想，爸爸的这三件憾事，最直接最明显的意义是：显示了爸爸对党对革命事业对领袖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显示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组织观念的坚贞。当然这种忠诚和坚贞，照现在看来有点愚忠的味道，这是爸爸这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免不了的。

但是，这里面好像还深藏着某种隐含不是很“光明”的东西？我这样探究，似乎有点“贬低”爸爸乃至爸爸这一代人的革命形象以及人格。但我以为，实事求是地了解和理解，才是对革命前辈对革命历史真正的尊重和尊敬。

我在想：是不是爸爸为了他个人的革命前程，而后来更重要的是为了他的妻子——我们的妈妈（1947年参加游击队的老共产党员）、还有我们——他的4个儿子，能够平安顺利的生活，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那个很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们这些爸爸的后代在走上社会后填写的各种表格里，在社会关系这一栏填上“爷爷地主”已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如果爸爸和这个“地主爷爷”还有实质性的来往，那不知会给我们的前程带来多坏多大的后果！爸爸打仗是从不怕死的，出生入死的游击战争中，几乎随时有死亡的可能，爸爸没有一丝一毫的胆怯过。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也许，有些事比死亡还可怕！是呵，宁可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不能毁灭在自己人的处罚中！

在我成年之后，妈妈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军队授衔，别人都纷纷戴上几条杠几颗星了，爸爸的军装领子上依然是光板一块，拖延了许久，就是因为爷爷因为伯父。也许，就是从这被延迟的授衔开始，爸爸的性格渐渐地被打磨得谨小慎微起来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则越来越强了。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基本上不苟言笑，在家庭生活中也很政治，平日里与我们讲话像做报告，待我走出家门到社会上闯荡之后，给我写的家信像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那个很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提高了人们的阶级觉悟政治敏感性，但似乎也或多或少扭曲和压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人性。

爸爸是否有这样的念头，或者至少有一点这样的潜意识？如果有，这种念头或者潜意识又是何时以及怎样形成并且化为“自觉行为”的？这“自觉行为”，是否又像一层冰冷的硬壳掩藏着回避着内心深处的一丝愧疚和一丝隐痛？而到了晚年，卸下外在的一切官位和职务，返朴归真，回首人生，又恰逢我们的社会走向了一种更加开明人性更加实事求是的大氛围，性格内向，寡语少言，不太流露心迹的爸爸，就借回老家的机会，召开姐姐全家开会，当着两代人的面，认真地公开地说出了，不，是承认了萦绕他心底的人生憾事——爸爸是否有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呢？

我已经无法和爸爸交流了，虽然爸爸还很结实地活着，一天要出去散步三次，迈着打游击练出来的步伐，快步如飞，年轻的保姆还不太跟得上！但是，爸爸老年痴呆了，有一次妈妈和保姆一个不留神，爸爸失踪了。干休所的领导和同志们几乎全体出动，寻找了一天还没找到，已经作为大事故上报到南京军区。后来幸亏靠我弟媳给爸爸配备的定位手机，总算寻觅到了爸爸的踪迹。半夜，保姆和干休所的官兵们才在远离干休所30多公里的郊外小路上找到爸爸，爸爸还在吃力地向前行走！一向严肃的爸爸，现在见人嘻嘻笑，还会做一些原先从来不曾有过的亲谑动作，除了大概勉强还认得出他的儿子们，我们已不能和他沟通了。

那么，我早干啥了呢？为啥不早点趁爸爸还没老年痴呆和爸爸多聊聊呢？分析起来，第一，说实话，当时我还没想到，至少没有现在想得这么深；第二，在我精力还很旺盛的时候，外面的世界繁杂而精彩，四十大几的我，还很不服老，没有“青葱岁月”的老知青，还很想抓住点“青春的尾巴”，所以很少有时间沉静地细想一些与现时生活关系不很直接却很有内涵的事，就更谈不上抽时间和爸爸妈妈们作一些内心的交流了。

而现在，我从一个很棒的人，一个体重150斤、打网球、洗冷水澡、人称“打得死老虎”、从不看病吃药的壮汉，竟得了通常被称为绝症的那种病，并且是两个！连开二刀，成了只有103斤的老弱病鬼。命运真的是不可捉摸。是在化疗生不如死的可怕的煎熬痛苦中，会让你有各种意念冒出来，也可以说是在用各种意念来排解这生不如死的痛苦，两者“相辅相成”，我就想到了很多事，“我的爷爷是地主”、“爸爸的三件憾事”……就这样跳出来了，引出了很多以往没有或者以往想得不够深的感悟……

很多事，不经历到某种阶段，不经历着某种特定的体验，你就不可能悟到其中的理，就像水，不到100度，它就不会开，必须在中年以后才能悟到的事，年少时，绝对想不到；在痛苦中才有的体会，快乐时也体会不到！我也只有到了这个“火候”，才生成了这种感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生活再暄闹忙碌再五光十色，你一定得给心灵留一点静思和交流的机会与时间……

我们这一代是在以往称之为“正面”的氛围下成长的，但在成人或将要成人的时刻和那以后，又经历了与从小的“正面”截然不同的另一面，经历了太多的否定之否定。

病中的我这一串串纷杂的思绪，可以算作是这众多的否定之否定里的一个小小的否定之否定吧？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三大定律之一是“否定之否定”。从根本上讲，不仅是我们这一代，所有古往今来的一代代人，所有的认识，所有的历史，都是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向前延续和推进的……

（补记：老家的姐姐，审看了我的稿子后，特为打来长途电话与我说了好久。我才知道，爷爷的地主成份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平反了，成份重新定为中农。姐姐告诉我，刚解放时，爷爷还是光荣的革命军属，6岁的姐姐捧着那政府发的光荣牌匾好高兴。但在土改的第二次定成份时爷爷竟成了地主！这里有宗族矛盾以及个人私心的复杂因素。听到这个信息，我最初的感觉是，有点像名篇《项链》的情景，女主人公耗尽了几乎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去赔偿一根丢失了的别人的项链，临了才知道那是一根不值钱的假项链！折腾了半世，爷爷竟是个“假地主”！但转而一想，时至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爷爷这地主是真是假已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爷爷这地主帽子，带给我们家族的烙着时代变迁印记的曲曲折折的真切的遭遇和感受，这感受启示我的点点滴滴的否定之否定的感悟……

姐姐还告诉我，她很佩服爷爷。虽然，爷爷只是个读过3年私塾的山村农民，但是他很懂理，很沉得住气。从国民党那里得知我爸爸的头颅已挂在温州城门上了，奶奶急得大哭，叫着不想活了，要自杀。爷爷拦住奶奶说，小儿子有没有真的死，还不一定，因为共产党还没有内部消息过来。等真有消息了，我和你一起死！爷爷被“评”为地主后，第一次挨批斗，奶奶又吵又闹，村里干部从此不敢再惹奶奶。但爷爷从不抗争，叫他扫地就扫地，叫他拾牛粪就拾牛粪。关于我伯父的被处死，爷爷没有特别想不通，也许爷爷认为伯父确实是有错。而对于自己的被定为地主及定为地主后的“待遇”，爷爷惟一想不通的是，他待乡亲从来都是和和善善，只是两个儿子都参加了革命，地里活劳力不够，有时雇几个帮工……怎么就成地主了呢？但是爷爷只是默默地忍受着，惟一的“反抗”是，在临终时嘱咐姐姐，在房前屋后贴上告示，不要村干部和一切外人前来送葬！爷爷不仅能忍让，还很大气，我爸爸的那次过家门而不入，奶奶又想不通，骂儿子这样不近人情，做人真没意思，又要自杀，还是爷爷劝住：古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你儿子也是为公不进家门嘛……

是呵，爷爷不仅不“傻”，他还真是“每临大事有静气”，让也已是“准老人”的我们叹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