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坪，我童年的记忆

一九七一年腊月二十九日清晨，天空下着鹅毛大雪，六岁的我与两个哥哥一起走在一条曲折的羊肠小道上，向着大山深处一步步艰难地爬着。穿得很少的我们，被冻得瑟瑟发抖，只有靠不停的向前走动来御寒。我实在走不动了，三哥只得背着我走，四哥脱下他单薄的破衣给我穿上。我们怀着恐惧、伴着无助，继续向前走着，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我父母是“黑五类份子”，我们自然是“黑五类子女”了，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我们一家是被造反派从一个世代祖居的小镇上赶到四十五里外、海拔三千米的大山深处的一个叫雪柏沟的小山村里的一个叫沈家坪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的。这已经是第二次被赶了（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冬天，那时我还不到两岁，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只知道是在同一个村子的不同地方），心里的那种无依与痛苦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思想起来都还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走啊走、爬啊爬，好不容易在天黑前赶到了沈家坪，与先期到达那里的父母会合，我们已经是雪人了。我一下子扑进妈妈的怀里，哭喊着要回家，妈妈一边哭着一边对我说：“幺儿，别哭，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我好久才安静下来，终于明白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了。

我开始四处走动，这才发现我们的家位于一个半山腰的小坪子上，酷似现代厂房牛腿柱子上的那个台肩。坪子上有一条很陡的小路通向沟底，那是坪子上村民的取水道。坪子上有许多核桃树，几个水桶般大小的牛角蜂窝挂在树上，不时有乌鸦和喜鹊在树梢鸣叫。落尽了叶子的花椒树的枝条被大雪压得像弓一样。坪子上散居着四五户人家，有几只很瘦的狗在汪汪的叫着。我们要住的房子是一个废弃了的土坯房羊圈，四面透风，且臭气冲天，隔壁是一个三层的小碉楼，住着一个姓乔的孤老头，再隔壁也是一个羊圈，关着几十头国营牧场的羊，那些羊好像很饿，在咩咩咩地叫着，且挤作一团。乔老头很老了，耳朵也背，睁着一双黯然的眼睛看着我。

妈妈端上最后一点苞谷饭，我们一家人吃了个半饱，父母和哥哥就接着打扫屋子里的羊粪。好不容易打扫完了，一家人坐在火塘边烤火，便听见父亲开始叹气，叹完气后便要求我们明天出去挖野菜。

乔老头好像听见了父亲的话，给我们端了一撮箕土豆过来，但父亲拒绝了。正在一家人凄惶不堪的时候，敲门声和狗叫声同时响了起来，来的是该生产队的队长和民兵连长。在向父母宣布了许多纪律后，要求他们第二天去接受群众批斗，批斗完后还要干许多生产队的脏活、累活。父亲连连答应后，提出能否分点粮食救急。生产队长想了想说还有几十斤有点霉烂不能做种子的四季豆米，明天去称。父亲听后很高兴，连声道谢，还说了许多要好好改造之类的话，那两人才走了。正准备睡觉时又有了狗叫声和敲门声，这次来的是生产队的妇女主任，在同样一通训话后，很小声地说她给我们家准备了一背篓土豆，放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核桃树下，让父亲看好时机去拿回家。妈妈当时就感动得要下跪，被妇女主任拦住了。妇女主任还说有什么困难悄悄的跟她说。

妇女主任走后，父母脸上总算有了一点笑容。那晚，伴着狗和羊的叫声，在妈妈怀里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梦见自己在吃烤土豆。

第二天正是年三十，那时的山村没有鞭炮，但我还是一大早就听见了噼里啪啦的响声，好奇心驱使我起来去看热闹。发现是坪子上的几个衣衫褴褛、面皮黄瘦、拖着两条大鼻涕的半大小孩，在一棵很大的核桃树旁扫出来一块雪地，将刚从山上砍回来的竹子架在火上烤，因竹节里的水汽受热膨胀而使竹节突然爆裂，便发出了类似鞭炮的响声。我没有见过这种玩法，怯怯地凑了上去，便有个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递给我一根竹子，让我放到火上去，我照做了，不到一分钟便听见了响声。后来我知道那个小孩便是妇女主任的大儿子，比我小一天。在阵阵爆竹声中，小孩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欢快，那两条大鼻涕便随着笑声来回抽动。

到了傍晚，父母在挨了批斗还干了一天农活后，背着几十斤霉烂了的四季豆米回来时，雪已经停了。正准备做饭时，来了一个住在邻村的远房姑妈，像耳语似的跟父亲说她给我们家砍了一背筐青菜，放在某处，让父亲天黑后去背回来，说完便匆匆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家的除夕年夜饭是煮四季豆米、烤土豆和青菜汤。一家人吃得很香，那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顿年夜饭，时隔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从那时起直到第二年秋收，我们一家人的主食基本上都是野菜，同时我还发现别人家也在吃野菜。再以后，日子好过些了，村民可以用多余的土豆去山外换点大米回来。那些大米是很有限的，妈妈在煮土豆时给我蒸上一小碗，但我还是觉得不如那顿年夜饭好吃。

第二年春天，在生产队长的特许下，我上了小学（那年以后都是秋季招生了，为此我们那个年级还多读了一个学期）。小学校在一个叫两河口的邻村，也是公社所在地，在雪柏沟河与白魁河的交汇处。我们沿着雪柏沟河向下游走八九里地的样子就到了。学校的教室是十来间很残破的土坯房，窗户和门板都不见了，课桌虽然也很残破，但总算够用。学校在沿雪柏沟河一边和两河交汇处各有一个泥地操场，操场上有两副很破的用木头做的篮球架，还有几个老师在与公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打篮球。学校的四周有几棵核桃树和许多白杨树，树梢也不时的有乌鸦和喜鹊在鸣叫。

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安，是一个清瘦而洁净的中年妇女，没有小孩，据说是个藏族。她对我很好，有点像母亲。算术老师是一个姓余的十六七岁的女子，没有什么教学经验，经常被同学们吓得蹲在地上哭，但她对我也是很不错的。我们的第一课便是毛主席万岁，但我刚入学没几天，语文书就被同学偷了，我只好读“望天书”，期末考试我还是考了双百分（同样的事在三年级时又发生了一次，只不过被偷的是算术书）。在二年级时，有一次由于我没有给同学抄作业，他就打了我一顿，于是我就逃学了，就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结果在锄草时由于没锄干净，被贫协主席——一个干瘦的老头推下了一道几米高的土坎，手臂被刺巴挂了好几道口子，鲜血直流，还不给我记工分。父母和哥哥在一旁见了也只能默然无语。我只好又回到学校念书，再也没逃过一天学。

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且天天都在煤油灯下学习到深夜，直到灯里的煤油燃尽为止，所以我们家的煤油比别人家要买得勤些。老师经常让我帮他们考查同学或批改作业，有时还让我讲课，附近的村民都叫我小老师。但我从来没有被评上过三好生，每次看到别人领铅笔、作业本之类的三好生奖励时，心里便很难过。到了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安老师让我准备五分钱买红领巾，但第二天宣布新少先队员（那时叫红小兵）名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这极大的伤了我的心，那时起，我就再没有加入任何组织的愿望了。

在学校，大部分同学和个别老师经常欺负我，我的睾丸鞘膜积液就是被一个姓罗的同学踢了一脚后留下的结果，后来还是手术才治好的，幸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但有两个女同学却一直对我与众不同。一个是妇女主任的大女儿，姓沈，和我邻居，大我好几岁。她天天都等着我一起上下学，她有一把很大的油布雨伞，下雨时我就躲在她的大雨伞下，少淋了好多雨水，遇到有山洪过不了河沟时，她便背我过去。她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照顾了我好多年，后来她差点成了我的嫂子。

另一个是大队长的四女儿，姓蒋，与我同岁同班，但不同村。她从不欺负我，还帮我抵御其他同学的欺负，有时也和我一起玩或讨论学习，她的成绩也是很好的，年年都被评为三好生。她不像自己的父亲，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放学后，有无数次我都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看着我，但当我转过身时，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我们一直同班到初中毕业，后来便各奔东西，杳无音信。如今想来，那可能就是我的初恋了。

上小学时，我冬天放学后就去捡干树枝回家，或自家用或第二天背到学校卖给老师，每次能卖得一角钱，如果是安老师要，她就给我两角。积攒到一两元钱时，我便交给妈妈补贴家用，从没有买过一块糖吃（那时一块水果糖只要一分钱）。夏天放学后我就去打猪草，有时也做好饭后等家人回来。

假期里我很快将课本上的作业重做一遍后（那时的学生是没有假期作业的），便跟着四哥去放羊，漫山遍野的狂奔，很自在，末了还可以打一背篓猪草或干柴回家。有时也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每天可以挣得两分（壮劳力是十分）。有一天，我正参加摘花椒的劳动，生产队长发现有一棵漆树的皮被剥去了一大块，便不问情由将我父母批斗了一晚上，说是我干的，其实我亲眼看见是生产队长的小儿子干的，只是我不敢说而已，让父母白白的挨了一次批斗。其实在那个年代，他们要批斗我父母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父母挨批斗是家常便饭，但父亲在心情不是很坏时，就给我讲解中国诗词和历史，有时也讲我听不懂的哲学思想，还要我长大后好好报效国家，我在七岁时父亲就教会了我义勇军进行曲。父亲的启蒙教育给我后来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甚至决定了我一生对诗歌的痴迷。父亲还是木匠，他在给别人做家具时，有时就让我打下手，教会了我木工的基本知识。

小学毕业时，我以全区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尽管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一年，升学也不再以推荐为主，但我还是被公社书记卡住了，还是学校个别老师仗义执言为我说情，我才上了初中。在初中，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善，我又当了班长，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好，有的老师还成了我终生的朋友，那时我才偿到了被评为三好生的滋味，才开始有了自尊与自信。

我的童年是灰色的，但也伴随着许多快乐。在沈家坪的那八年时光，是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在我的生命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今天，当跟我的孩子讲起这段故事时，他像在听天书，“啊，吃野菜多好，那可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这便是我孩子的原话。但愿将来天下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在听到这个故事时，都感觉是在听天书。

2007年2月1日星期四

于攀枝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