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您将我举上肩
很久以来，一直想把心中的父亲影印到纸上，可又迟迟不敢动笔，我怕自己拙稚的笔不能将他栩栩再现，委屈我那远去已整整十六载的父亲。随着岁月的流淌，年龄与阅历的增加，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一天天地更加清晰，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支撑着我，到底在这个细雨菲菲的冬夜提起我深重的笔，怀想我那仍然文质彬彬、精精干干、笑容依稀的父亲。
父亲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犁田耙地，播种插秧，样样农活做得很在行，他将自己短暂的四十八岁的生命全都交给了脚下那片一岗一垅的土地，带着太多的不舍与牵挂眼也没闭地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在那个象今夜这样的冬日的雨泣中，离开了我和我的亲人们。
是的，父亲怎么也不忍割舍的，他的上有白发苍苍的八十岁老母，下有三个尚未成人的儿女，贤淑钟爱的妻子和亲手一砖一瓦建起的那一片新宅。
但，可恶的病魔还是将带着无限眷恋的父亲牵过了耐何桥，喝下了迷魂药，让他将世界这边的阳事全都忘却。
可是，父亲啊，您唯一的女儿，您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是无论如何也一点不能淡忘您给予我的一丝一毫的父爱的！
常听妈妈说，她在怀着我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父亲轻轻唤醒浅睡中的妈妈，惊喜地告诉她，他刚刚做了个梦，梦见自家屋前的法梧树上飞来了一只全身披着五彩羽毛的不知名的鸟儿，阳光下，那毛色熠熠生辉，霎是好看，父亲坚信妈妈这胎怀的一定是个他期待的女儿，穿着花衣裳来给他托梦了。年轻的母亲，眨了眨惺忪的睡眼，看着一脸欢欣的丈夫，半信半疑，但还是安慰他，“是女儿，女儿，你想的女儿。”
当夏荷才露尖尖角的季节，随着一声粗大的啼哭，一直守候在房门外的父亲狠命地捏灭了手中的最后一小截土烟，猜想怕是又来了个儿子啦。谁知，房门突然开了，接生婆将一包血乎乎的灰袋子塞到父亲的手中让他去扔的时候，硬硬地丢下一句，“是个丫头。”
“丫头？”父亲一把将手中的脏物塞回去，推开虚掩的房门，走进去，奔到床边，问已半卧在床头苍白着脸的妈妈：“你还好吧？真是丫头？”
妈妈无力地笑着点点头。
父亲掀开我肚子上一块小尿布，真的到底还是看了个究竟。“哭声怎么那样粗呢？哪象个丫头呀。”可笑容始终绽放在了他年轻的脸上。
现在想来，父亲那么渴望得到一个女儿，一是因为在我之前他已有了个儿子，二来怕是因他对母亲那至真至深的爱吧。（他和母亲都是知识青年，自由恋爱，他曾因母亲下放回了农村，便义无反顾地舍弃了省城的一份已参加了近两年的会计工作，自愿下放回乡，追随他的爱人。）
那年的春节，我也只有几个月大。平时都是用包被包着，不用穿小衣裳。在过年的前几日，父亲和队里的一班劳力去镇上挑买化肥，看见了供销社卖布的柜组里挂着一件白色绣花无袖小布兜，问那端坐的售货员怎么卖的，回说要伍角钱，父亲捏了捏揣在棉袄里层的五个一角，那可是他一个整劳动力往返三十里挑一趟化肥的报酬啊，一狠心，将那五个一角摆到柜台上，买下了那件小白兜。在挑着化肥，回走的一路上，他一定是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那件清兮兮的小白兜穿到他的小女儿身上，肯定是漂亮得象只小白鹅。
在我的记忆中，小白兜是不记得的，可父亲经常一手扒啦着算盘（他是生产队的会计），一手抱着我坐在大腿上的事，几十年过去了，我真的还隐约有些印象的。孩提时代的我，看着父亲的手飞快地在算珠中跳舞，伴随而来那高高低低的噼里叭哒，简直就是世间最美妙、最动听的音乐，那时，我怎么也想不通，父亲就那么扒来扒去，谁家分多少稻子，谁家得多少工分。他随问随报，从来就好象没有人提出过质疑，也就是说他从未算错过。也难怪，在那时的农村广阔天地里，象他那样科班会计学校毕业又在工厂里做了两年会计的生产队会计，实在凤毛麟角。
大概是经常跟在父亲的身边，看他在雨天不干农活的时候为村民们读报，看他写写画画算算的缘故吧，我五岁那年有一天居然玩到父亲常坐的条桌前，跪在大板凳上，拿了父亲的笔，一手在他常登账的账簿上煞有介事地画起圈圈杠杠来，一手还胡乱地将算盘拨弄得叭叭响。正在高兴处，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悄然站到了我身后，嗔怪到：“我的小祖宗，你怎么在我的账本上瞎画啊！”
我这才一下子惊醒般地张大了惶恐的双眼，偷望了一眼父亲－－完了，怕是要象犯事的哥哥那样被打一下小屁股了。谁知，父亲将我轻轻抱下来，说：“玩去吧！”他自己在桌前收拾残局。在又一次我在父亲旁边出神地看他拨动算珠的时候，他用那特有的低且有些哑（他年轻的时候声音很好，后来因扁桃体发炎做了手术而有些哑）的声音地对我说：“你看，这都是钱，每个数，错了一点，就会卖了咱家的房子也赔不起的那么多钱，”小小的我，第一次知道，账本上的每一个点点都是不能错的，知道了“一墨千金”的道理。
在我刚刚七岁的时候，父亲让妈妈为我缝了只花格子布的小书包，开学那天，他牵着我的手去了村东头的小学校，父亲将扛在肩上的一条长高凳（学生自带桌椅，那是我的桌子）放下，走到一个满脸孩子气的小伙子跟前，笑盈盈地说：“杨老师，我丫头，你烦神了，管严点，不听话就打。”
我才不信呢，老师还打人，在家里谁也没有动过我一指头。
说老实话，我在入学之前，从父亲那里已经有意无意认识了不少字，就是自那次“瞎画”之后没有再写过什么。有一天老师让我们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句子，“爱”字头我就是写不出来，连田字格都擦了个大洞，还是写成了“山”字头，老师中午将我单独留下来继续写，直到又有同学来上学了，我仍然写不好，肚子却早已一个劲地在打鼓。我偷偷地向老师的讲台那儿瞟了一眼，老师不在！我窃喜，迅速将铅笔揣进书包，一把抱在怀里，离弦的箭似的，一口气跑回家。刚进门，与父亲撞了个满怀，“到哪里去了？怎么才放学？你哥不是早回来了嘛。”
“我，我，我......”一惯在父亲面前从来都是大叫大嚷的我，一下子声音纤细得连自己都听不见，“我被老师留下写字了，＇爱＇字我写不出来。”
可父亲低身俯耳凑到我的嘴边，还是听清了我蚊子哼似的声音，“啊，爱字写不出来呀？哪里写不出来？”
“上面那个头！”我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好难写。”
“我看看，我看看。”父亲一边接过我的书包，一边向书桌边走去。我乖乖地跟在后面，看他在田字格中先工工整整地写了个“爱”字。然后他抱我坐到腿上，看我写，可我的手就是写不出那个上部分。父亲用他的大手将我的小手握在手掌中，我的手随他的手起笔落笔，边写，他边说：“字是一个人的脸，我的丫头这么漂亮，将来可不能写出的字象堆乱草呀，是不是？”
在父亲的手把手之间，我学会了工工整整地去写每一笔，每一个字。再大些的时候，每逢村里有人家结婚、上梁或春节，父亲为他们写对联、贺单时，我总喜欢在一边默默地看，一个个或行云流水，或蚕头鹰脚，在父亲的挥洒之间，字便一行行赫然于红纸上，就象父亲那张白净、清秀的脸。啊，原来这就叫“字如其人”呀。
在我小的时候，常能听到父母谈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一律同仁，对三个孩子，不论男女，谁能念下去书，就让谁继续读，哪怕再苦再累，他们也别无怨言。最担心我，说女孩子一辈子如果从事主要还是靠体力的农活，比男人会辛苦很多，力不从心，再者，说我也长得单薄，只有读书一条路。
可知道，待我升到初中，村落里跟我一般大的十几个女孩子，一个个都陆续辍学帮着家里放牛或种地了。上学的路又远有十多里，全是田埂小道，杂草丛生，晴天一身露水，雨天一身泥浆，早上打了手电去，晚上摸着星星回，连个伴儿都没有。放暑假，与儿时的伙伴约了一起上山放牛，跟她们满山满地野，与鸟雀对歌，草木交谈，放飞的心象放飞的鸟，快乐无比。假期结束，重新回到课堂的我，玩疯的心一时收不回来，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我，有些下降。父亲在那次顶、冒着电闪雷鸣的暴雨里，不远走了六、七是泥泞的小田埂，给我送伞，恰好与我的班主任在教室的走廊里碰上了，当他从班主任嘴中知道这一最新情况后，回家后并没有直接告诉我该怎样，不该怎样，更没有训斥我，只是后来的假日里，他再也没有让我上山放过牛，他宁肯自己每次在犁田耙地后忍着中午毒辣辣的太阳和难奈的饥饿，在田边地头割草喂牛。现在想来，他是多么疼爱与了解自己的女儿呀，如果当时他狠狠“教育”我一顿，正值青春期又有些娇气的我，一定接受不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中考我考了高分，父亲为我选择了地区的一所中专学校，学习会计学专业。他的理由很简单，女孩子上个中专，学个会计，一辈子清清兮兮，与纸笔打交道，干净，轻巧。那时的我，也没什么主意，一切随由父母安排。
在中专院校，到底与中学的学习氛围完全不同，考试没有压力，学校还经常组织各种文体活动，课余生活大大地丰富起来。
记得八八年，学校组织校庆十周年文艺演出，平时文文静静的我喜欢常泡图书馆，因常在课间与桌前桌后的同学说说话，偶尔将自己瞎唱着给自己听的歌被他们听到，那次他们一定要我在班级的元旦晚会上唱一首。我哪里经历过那阵势，再说自小周围的人都嫌我声音粗，不象女孩子的，哪敢在大家面前张口啊，怕让人笑话。桌前桌后的同学都齐声向老师推荐，说我唱得好听。老师点名，我又是学习委员，没办法，被赶的鸭子上了架。十．一放假回家，我一边帮父亲摘花生，一边跟父亲讲了我的顾虑，父亲倒好，说：“同学既然都推举你，你就试一试，大胆点，也是锻炼，你出来工作是会面对许多人，要常在很多人面前说话的，没人割你的舌头的。”
回到学校，我的一曲《游子吟》在全班同学雷鸣般的掌声中被推向了学校校庆汇演舞台。真是大大出乎我自己的意料，自小就让我自卑的这粗粗的破噪子，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喜欢！
那次学校在正式演出前一个月，请来了市文化馆的老师指导，排练，当我在文化馆老师们震耳欲聋的管弦乐队伴奏下怯怯地张口后，有位一直静坐一边白发胖老头睁大眼睛对他身边的乐手们感叹：“这小姑娘的女中音音质很纯，音色很厚，音域也很宽啊！难得，难得。”连连点着他那发如雪的头，“难得！”
排练间隙，那位白发的老者指了指他身旁的一个空椅子向我招手轻唤：“小同学，坐这儿来。”
我一脸迷惑地睁大眼睛，挪过去，手足无措地坐到白发老者边上。
“你的本钱很好。对音乐有兴趣吗？”
我茫然地望了一眼他慈祥的面容，低低地说：“我什么都不会，连简谱也不会，平时只是唱给自己听听。”
“哦，这样。你们以后毕业了是中专，你这么好的条件，可以继续报考师大音乐系的。”
师大音乐系，唱歌还能专门学，我从没想过，更没想到自己居然天生“本钱”很好。
在与那位白发老者相处的一个月的排练中，他多次向我建议，要我毕业后去报考师大音乐系，他还说负责帮我介绍专业老师学习备考。（后来我才知道，那白发老者是市文化馆的老馆长。）
寒假期间，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中的文艺节目，我试探地问父亲，“毕业后我不上班，想继续报考师大艺术系，行吗？”
父亲将电视的音量拧小，坐到我的旁边来，关切地问，“你要上师大？”
“嗯！文化馆的老师都说我的嗓子女中音的天生条件特别好，不从事音乐很可惜。不过，我听说学声乐要花很多钱，而且我还有半年就中专毕业，可以有一份工作，能挣钱了呢。”
“孩子，如果你想上，就去努力考一考。钱，你不用愁，我们在家累点，苦点，没什么。”妈妈也表示赞成，哥与弟正聚精会神于电视，象是没有听到我们的话，一旁年迈的奶奶也不会轻易搀言的。
我这才突然发现，这几年我在外上学，父亲好象一下子老了有十岁！是啊，这些年父亲以他文弱的身体拉车，开山，包种着十多亩的土地，甚至还曾几次远赴外省做些最不擅长的小生意。顶严寒，冒酷暑，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顿，饱一餐，披星戴月，日夜兼程，为肩头的重负透支着自己的生命。那是我每年的五百元学费和每月的五十元生活费给压的呀！我有些后悔自己说出了那想法，可是，大学，确实越来越对我充满着神秘的诱惑。
在最后的半个学期里，除了实习，我就是到教声乐的郭强老师家上乐理和试唱，忙忙碌碌中拿到了中专毕业证书。
由于时间紧，我没能赶上当年的报考，郭老师建议我边跟她学专业，边打好文化课功底，第二年考，比较有把握。我不想太拖累家里，哥面临着结婚要用钱，弟弟还在读初中，反正还有一年，我决定先上班挣点钱养自己，哪怕学费再让家里补贴点。父亲对我的想法也没有异议，我想那时的他大概确确实实被大笔大笔地需花钱压弯了腰了吧。于是，九０年七月，我如期毕业，被分到家乡的小镇机关上班。奔走在郭老师家与单位、家里之间，很辛苦，却很充实。
转眼就是九一年的初夏，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毁了房屋，阻断了交通，也给我们家带来了灭顶之难——父亲被查出患了胃癌晚期。肆虐的洪水冲毁了铁路，淹没了公路，我为父亲擎着伞，一路走走停停，一段子步行，一段子坐小木船，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到达六十里外的县医院。经过我的一再哀求，医生勉强为父亲做了手术，可术后的父亲仅仅活了五十九天，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爱的女儿、儿子、妻子和老母！
足足有一个月，我的精神都处在浑浑噩噩之中，独临窗前，常常泪湿衣衫，特别伤心时，便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倾泻心底的悲痛。最疼爱我的父亲走了，最支持我继续学业的父亲走了，家里的大厦倒了，我有责任帮母亲撑起风雨中摇曳的家，让年幼的弟弟继续读书啊，那也一定是父亲死不瞑目的牵挂之一吧。我不仅不可以再从家里拿一分钱，还要用自己的这份微薄的工资全力支持家里。我含泪给郭老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说家里发生了山崩地裂的事，决定放弃考大学的初衷。郭老师只是为我叹息，无奈她自己又恰好办妥了调回上海与丈夫、儿子团聚的手续，她说愿意免费还教我声乐及乐理，但去一趟上海，光路费，也已不是我所再能承担得起的了，曲得不离口，就是一个月去两趟住上海的郭老师家，也是太少了。
我别无选择！除了放弃。至今，我还在为年轻时的那次不得不的“半途而废”隐隐作痛“。但是，是父亲的英年早逝教会了我用柔弱的身体去支撑一个即将坍塌的家，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人生突袭的苦难，教会了我用返扑跪乳的感恩的心回报所有爱我的人。
经过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我早已在磨炼中长大，工作独挡一面，生活井井有条，比身边的同龄人更坦然地面对一切，比儿时的玩伴生活得质量高一点，还会用一只钝笔涂点自己对生命的点滴感悟，力促自己脱离庸俗，做个品味女人......这全是父亲将我举上了肩，站得高了那么一点，才看得远了那么一点啊！
夜怕是已经很深了，窗外的雨滴之声也不知何时住了，我的心因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而些许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