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姨

她曾告诉我，她姓黄，来自于我的邻省，于是我便叫她“黄姨”。已是四十多岁的黄姨每天都比我更早地出现在雄州小城的某一街道固定的角落上，为她的全部生活而忙碌着。这是我每天上班下班必经的街道，而且常常就在她面前经过。很多时候，她埋头于为他人作缝补的缝纫机里，只是听到有脚步声响起，才抬起头来，见是我，便微微地向我笑笑，算是打了招呼。而常在冬日的下午，将近六点时分，雄州小城的街灯已燃亮起，我见她还在忙活，也会偶尔地问她：“这么晚了，还不收档？”她就笑答：“快了，快了！”

记忆中我搬至小城居住的时候，黄姨就在这里自谋职业自力生活了。她没有店面，只占据街道的一角；她的谋生工具非常简单，一台广东出产的家用缝纫机、一些布条、拉链和各色缝纫线而已，夏天或冬天季节，在她的左边会斜撑起一把黄色的大伞来，遮挡强烈的阳光和寒冷的北风。那时，我就每天或步行或骑自行车穿过这条街道，走向雄州小城的中心地带。因为每日的相见，于是对她有了印象；而后来，因为衣物的缝补和熨烫，好几回站在她的面前，与她说话，便渐渐地熟悉了，但始终很少问起她的情况，只是去年冬有一次拿数码相机给她照相，才与她亲切地聊了起来，得知她姓黄，过四十岁了，十多年前从邻省江西嫁到本地乡下，前几年在雄州小城买了商住房，带着女儿一起来住。丈夫常年在珠三角打工，自己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搬来家里的缝纫机，找到这一街道的转角处，像小城里许多中年下岗女工一样，自谋职业，自食其力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雄州小城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黄姨的行当还没有变，依旧是每天早晚与女儿推着缝纫机的来来回回。有时女儿上学去了，她就一个人拖着稍微肥胖的身子，推一段路，停息一会儿，再推。有时，与她同样肥胖的女儿放学后，见母亲吃力地推着，就一路小跑过来，把书包放在缝纫机上，和母亲一起推着，走着，说笑着，其景融融，其乐陶陶。

更多时候，我上班下班经过，黄姨的摊档旁总有几个小城老妇人或坐或站在那里，看她工作，或与她说话。她一般不会停下手头的事情专门陪老人家聊天，她总是一边熟练地缝补着衣物，一边随意地说着话。那些话大概也和她所作的事情一样，是一些寻常日子里的平凡琐事，是一些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是一些人生岁月中的悲欢离合。一元几角的生意就像春天里的雨水一样绵绵不断，让她的双手和眼睛忙累，让她日复一日地忙碌，让她积攒着生活的一日三餐，让她积聚着女儿的读书与未来。她的女儿在中午放学后，从家里为母亲带来午餐。这时，黄姨会停下手头的活计，一边吃饭，一边看女儿做作业。女儿有做不出的题，会停下来或思考，或问询母亲。做完作业或没有作业时，女儿也会帮母亲做一些事情，比如找布条，找拉链，帮忙牵拉衣物，或者在一旁看小人书、漫画本，或者与同学在一旁说话、玩耍。这时，一直忙碌着的黄姨会停下来，微笑地看着快乐的女儿，心里也涌现和女儿一样的快乐心情。

又是一年寒冬至。来自西伯利亚强劲的北风从高楼上俯冲下来，在雄州小城的大街小巷肆无忌惮。黄姨又不得不在摊档的左边斜立起那把黄色的大伞来。大伞挡住了寒风，但阳光依然从另一旁普照下来，抚照着黄姨和她的摊档。暖暖的阳光在黄色的大伞和黄姨的身上跳跃着，闪烁着，构成一方小小而温暖的世界。不时地有市民拿着旧衣旧物来到黄姨的摊档前，她的缝纫机也就不断地响起来。她总是脸带笑容，把市民的衣物收好放好；顾客再来时，把一元两元给她，她收好钱，把缝好补好衣物拿出来，交给顾客，有时会嘱咐几句，有时只是笑笑，在顾客的一声“谢谢”中，黄姨又埋首缝纫机里缝缝补补的工作了。

黄姨就像许多散布在雄州小城大街小巷的下岗个体生意人一样，不靠政府，不靠社会，凭着自己的一颗创业之心一股创业之气，从头做起，从小事做起，用自己的劳动和手艺，一点一滴为家人缝补生活，为他人营造温馨，为社会构筑和谐，为人生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