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栖凤凰兮

我们家的老房子，位于村子的正中央，东西、南北的两条大街，在此交叉。门楼前是一个空场，空场里栽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

解放前，祖父领着全家在坊子经商，可还没有解放，祖父就去世了，那时，伯父十一岁，父亲九岁。解放后，祖母带着自己的儿女回到了老家，由于逝去了男家长，这个家庭就好像没有了“户主”，在自己的老家里反而成了“客”，村内村外的人家，都称我们为“坊子客”，如果有人要找到我们家，喊名字或许没有人知道，但如果问：“坊子客”家在那儿住？就无人不晓了；若再问：怎样才能找到他家？人必定会说：村子中央，门前有一棵大梧桐树。好像我们家就只是一棵梧桐树。

我开始对梧桐树有记忆的时候，树还是两棵，是从老根的墩头上生发出来的，严格地说还不能算是树。细而高，直直的，乡下人称之为“杆子”，两根“杆子”岔开着，像一个人倒立着，劈开了自己的双腿。那时，我还很小。常常拿一条绳子拴在“杆子”上荡秋千。晃悠悠地，一边享受着“飞”的感觉，一边仰头望天，迷离着双眼看那天上飘过的白云，直看得蓝天变成昏黄色，像是晕倒在了梦里。

后来，听祖母说，这儿本就有一棵大梧桐树，因为树下死过一个人，就把树锯了。两根树“杆子”就是在原来的树墩上长出的。

祖母说，死去的人名叫路田，当过八路军，鬼子投降后，回乡干了村长，负责这一带的革命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陈毅的部队从沂蒙山区拉出，要解放潍县，沿路顺便扫荡了一些村庄的国民党残余。我们村附近，一个叫张庄的村庄，杏子山上住着一些国民党兵，山上修有堡垒工事。高声就守在这座山上，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当解放军的一个营进攻这座山时，高声闭着眼狠命地射击，解放军伤亡惨重，牺牲了一百多人。最后，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下，高声做了俘虏。当时并没有什么问题发生，只是让高声回到了家。可解放后，“三反五反”时，高声被村民告发了出来。

这一天的中午，村民都集合在了我们家门前的梧桐树下。正值盛夏，太阳火辣辣的，知了没命地叫着，仿佛把一切热量和烦躁都倾泻在了这个中午，而这棵如伞如盖的梧桐树，正好为开会的人提供了一片阴凉。场面严肃得让人窒息，上面派下来的两个人在场子上，来回地踱着，其中一个“年轻人”不断地将手伸向腰中，已经有人看清，年轻人摸的是一把手枪。一定会有不寻常的事发生，大家的心里惴惴的，恐慌在树下流动着。终于，路田走向树下放着的一张条桌前。他先讲了几句话，然后高声喊道：“把反革命分子高声，押上台来！”台下的“年轻人”，一手抓住高声的脖襟，一手掏出了枪，刚把枪向上一抬，枪却突然响了，人们立即看到双手扶桌的路田，身子晃着倒了下去。子弹穿过路田的身体，钻进了那棵梧桐树里。手枪走火，没有打死“敌人”，却打死了老八路路田。那一天的公审会，在惊恐、混乱和叹息中散去。

后来，路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我上小学后，年年的清明都要为他扫墓。那几年的清明，我们总是先为路田扫墓，然后再列队，到附近一个叫王家庄的村子，为另一位烈士扫墓。同样，王家庄的小学生也是先在自家村庄扫，然后再列队到我们村扫。两队小学生，相向走在同一条路上，相遇时，总会叫嚷一阵。那吵嚷的声音，像是商人在争吵着做一件价值交换的买卖。高声，那一次因了枪的走火，命留了下来，人却被关进了监狱，可是两三年后就出狱了，回到村中做了一个农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冬日，我曾见过一次高声，其时他已老弱不堪，身穿一件老黑的棉袄，蜷缩着身子蹲在墙角下，眯着眼正晒着太阳。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晒出自己那差点儿丧命的记忆。

生命，就是这样地死亡、存活于偶然和必然之中，历史也就这样清楚而又糊涂地记忆和淡忘着。这是我的祖母记忆中的那棵梧桐树的诉说。

我记忆中的那棵梧桐树，是后来祖母将两根“杆子”中的一根斫去了，只保留下的那根粗大点的。祖母说：“两根杆子都留下，就都长不成器物了。”

一根“杆子”，果然就长成了“器物”。几年的功夫，它就长得枝干挺拔，亭亭如盖了。夏日里，一地浓荫；冬日里，满树萧瑟。或许，充足的水肥是它速长的重要原因。我们村的那条东西大街，实则是一条穿村的小溪，村西有一孔山泉常年供水，梧桐树就生长在小溪边，旁边，还有我们家的猪圈，粪水可以渗入树的根部。溪街的南岸，是一口水井，还有一棵高大的枣树，与梧桐树遥遥相对，像是对望着某一种信念或承诺。每年春天，当枣树还处在半死寂状态的时候，梧桐树就开出了它淡紫色喇叭状花朵，满树摇曳，像是擎起了一树的酒杯，在庆祝着自己的灿烂，在迎接凤凰的到来。而枣树，却还木然地倔强在春风里，铁枝纵横地刺向天空，紫红色的树皮，刚刚泛出一点生命的色彩。梧桐树，傲慢着枣树的迟钝。到了秋天，景况就不一样了。枣树缀满了红红的枣儿，把满脸的红颜和骄傲洒向天空，把梧叶罩出一种无力的枯黄，可梧桐似乎并不气馁，它已结下了圆圆的青涩的种实，像一颗颗呼唤的铃儿，摇晃在空中，摇晃着它的信念，梦想着飞来栖梧的凤凰，也许它是固执地认为，它就是为着凤凰的栖落而生长的。可凤凰却始终没有飞来，凤凰只能存在于树的期望中了，树则期望着人的期望。

我上小学后，对这棵树的记忆就更深刻了。一棵树，一块空场，再加上位于村子的中央，自然就成了孩子们聚玩的场所；溪街南的水井，则是婆娘们的天下，在光滑的石板井台上，她们摇动着辘轳，她们洗衣，她们喧闹，她们肆无忌惮地张扬着女人们的欲望，她们也诱惑着那些心欲蠢蠢的男人。而这棵树，就成为了一个阅历者，一个倾听者；它阅尽了浮世的百像，听足了人间的声响。它更成为了那个时代，接连不断的运动的记录者，甚至于受难者。村人的滑稽、愚昧，时代的浮躁、疯狂，尽在它的视野之中。

文化大革命的有一年，运动达到了高潮。街上到处是投降状的、干草扎成的“草人”，上面写着“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我们家门前梧桐树上，也绑上了一个大大的草人，专供路人或放学的小学生投掷，或用红缨枪刺杀。因为要将刘少奇“打倒在地，再踏上十万之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刺杀似乎成了表达的最好方式。那时，斗争，占据了生活中的一切。我们的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斗倒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后，就只好斗争自己了。空气中也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早晨的太阳不再灿烂，夏日的绿荫不再凉爽，青春的姑娘失去了温柔，人都成了疯子，疯狂在斗争的火热里。在如此的高潮之下，梧桐树上的“草人”，很快就被刺得“体无完肤”。有那么一天，我的祖母生气了，她将“草人”用力地扯下，愤愤道“打倒个屁！”顺手一扔，扔到了井边的泥淖里。可让我的祖母惊讶的是，“体无完肤”的不仅仅是“草人”，还有我们家的梧桐树，它的上面戳满了大大小小的洞，新刺出的洞，尚流着青色的泪，这青碧的泪光里，似乎也含着属于树的哀怨和悲伤；旧洞已经变黑，一种黑色的空洞在腐烂着，黑暗似乎要通过这个洞，钻进树的心脏里去。一种可怕的蜕变，一种行将的死亡，让人不寒而栗。

那个时候，还有一种“红红的现象”，人人都戴主席像章，到处都挂主席画像。连大街上都张贴上了主席的画像。可是，风雨似乎是不认主席的，一场大的风雨之后，一些主席像就被无情地刮到了地上，有的就跌入到泥潭之中。我清楚地记着，祖母将“草人”扔弃后不久，一场大雨之后。村小学的一位校长，从梧桐树下走过，井边是一片泥水。他忽然低下头，从泥淖中提起一张渍透了的主席像，然后把它挂在了井边的石臼上。继之，摇摇头：“怎么能这样对待主席呢，怎么能这样对待主席呢！”他大概也是属于那种“一颗红心向太阳”的人，因为听得出，他的沉痛是发自内心的。可惜，他的心，泣出的话语，沉甸甸地落到地面上，却被满地的泥淖淹没了。好多天里，挂在石臼上干瘪、萎缩的主席像，和躺在地上凌乱不堪的“草人”，对视着，对视着，对视在梧桐树下，一直对视到，被梧桐树的落叶所覆盖。也许是，梧桐树已不忍看这种旷日、无聊的对视；也许是，它们自己也已经疲惫了，需要一种悄无声息的掩埋。

假若有凤凰，真的栖止到了这棵梧桐树上，不知道它们会吃些什么。可我，在这棵梧桐树下，确是开过一次忆苦会，吃过一次忆苦饭的（后来，我还向村中的年长者印证过一次，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吃忆苦饭了）。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那一天，全村的人都集中到了这棵树下，早已有人用箩筐担来了一筐筐的菜团，菜团是用切碎的红薯叶梗，加进少许红薯面，手团而成的。分食前，先要开“忆苦思甜”会，会上，由一位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忆苦，好使大家“不忘过去苦，牢记今日甜”。我记得这一天忆苦的人，是村中的“老面”。他身体高大，像一截高耸的树桩，样子看上去有点傻，旧社会常年给地主当长工。最出名的是他那一双“铁板脚”，一年四季不穿鞋子，脚底厚厚的趼子，能碾碎石块。其时，他已六十多岁，蹒跚着走到台子上，就诉说开了：“唉，旧社会苦啊！我给地主打长工，地主吃白面，却给我们这些长工吃焦黄的煎饼卷，里面还要夹上煎熟的咸鱼，怎么能这样呢？”场下，有人开始吵嚷，因为当时，已经很少有人能吃上煎饼卷夹咸鱼了。“老面”顿了顿，大家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他却猛然一转身，用手指着地上箩筐里的菜团，愤怒地说：“可解放后，我只能吃菜团了＆＃8226；＆＃8226；＆＃8226；＆＃8226；＆＃8226；＆＃8226；”主持会议的人一听不好，赶紧把他向下拉，他好像意犹未尽，怒怒道：“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完呢＆＃8226；＆＃8226；＆＃8226；＆＃8226；＆＃8226；”可终于还是在众人的哄笑中，被拉下去了。

傻相，未必是傻人。

当大多数人被钳口的时候，愚人的惊天一呼，也许会喊出一些真话。于是，就有人记住了这样的愚人。我想，我们家的那棵梧桐树也应该记住了“老面”。

分到菜团后，我吃得很香，并不觉得有什么苦。因为那时，好多人家，一年中约有半年的时间是靠吃菜团度日的。我记得，每到春天，村子里的小孩就挎上筐子，到野地里的刺槐树上摘树芽（演绎成一道凄凉的风景），回家后掺上点面粉蒸熟了吃。一到秋天，生产队就将红薯地里成趟的嫩秧分给社员，剪取后切碎、晒干，以备冬天度荒食用。

当饥饿成为生活的必然的时候，菜团就不再是苦的象征，它也就无法承担它的“历史使命”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只好无奈地滑稽成历史的笑柄。

几年之后，我们家门前的那棵梧桐树终于干枯了，它的生命复归于沉寂。尽管我们家当初栽下它时，也是寄托了“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美好愿望，但最终也没有凤凰栖止于此。盛夏季节，梧桐树枝叶繁茂的时候，一早一晚，倒是聚集了众多的麻雀，它们吵吵嚷嚷，鼓噪不止，像那个时代，终日聒噪不已的会议，梧桐树注定只能成为了一棵开会的树了。不知道它会不会“抱恨终身”，但我却认为它是完全可以满足了，因为它毕竟见过了“世间大象”。世间，又有几棵树能有过它那样的视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