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荆州农民献给党的十七大的礼物

记得文革后期，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的时候那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很是风光：可几年下来，知识青年的日子就变得分外的艰难，于是有一个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知识青年所面临的生活困难。毛主席收到信后，亲笔复信，并发出“最高指示”，使当时的知青生活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改善。李老师也因为敢于“告御状”而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

荆州市地处江汉平原，历来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古代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溢。现在，广东大约应该可以从这句美溢中剔除了，许多去广东打工的农民，很难在那里找到农业的影子。而地处内地的荆州，依然是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

既然农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民负担的问题，就一直是各级领导关注的焦点。七年前，来自荆州监利县的一个乡镇干部因为给温总理写信反映“三农”问题而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多少有点“告御状”的味道。

给温总理写信的人叫李昌平，37岁，经济学硕士，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大声疾呼：“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关于农村的现状，李昌平在信中写到：

一盲流如“洪水”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会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二负担如“泰山”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OO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

……

三债台如“珠峰”

1995年，约有85％的村有积累，现在有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15‰。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负债款利息，收支两品，乡村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干部如“蝗虫”

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土、打在泥土，农民怎么受得了！

五责任制如“枷锁”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格的连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六政策如“谎言”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放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在18‰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岂能如此玩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将是可怕的！

七假话如“真理”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实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言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的危机太大了！

对于如何改变农村的现状。李建议中央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三农问题。

一坚决刹住浮夸风

请您给全国发一封信，再一次告诫全党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重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浮夸与跑官买官是同胞兄弟，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跑官买官的人，多半都是喜欢搞浮夸的人。浮夸风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思想根源。报假数字，出假典型的领导干部，同样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人，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农民积极性不仅仅是农业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一靠中央，二靠地方。

从中央而言：

1、要减免农业税，中央要带头减农民负担，中央政府完全有这个实力。

2、中央要加大农业计划和政策保护的范国，加强对农业、农村、农民保护的力度。

……

从地方而言：

1、要下大力减少吃税费人员，至少要减到1990年的人数，减1／2。

2、合村、合区、合乡。就湖北荆州而言，1000人以下的村要合并，20000人以下的管理区要合并，60000人以下的乡要合并。

3、要加快政府“退”的步伐。政府不能包揽一切。鼓励社会办学，社会办小农水，社会办试验场等等。

4、要实行负担改革，把众多的收费税机构合并，实行“一票制”。凡只收费，以收费代管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门人员要进行清理，其职能由政府的农办等内设办组室代替。

5、干部离任实行“两审制”，即：“审编制”，任职时人员编制是多少，离任时不能增加；“审赤字”，任职时财政和村级集体“赤字”是多少，离职时不能增加，只能减少。6、吃税费干部实行末位淘汰制，确保干部能上能下得到执行。基层干部千万不能终生制，铁椅子。要坚决杜绝干部家族化。有不少乡镇干部的亲化严重，就那么大一点地方，老子是领导，儿子、姑娘、女婿、侄子都在一起当干部。群众称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家只能留一人当干部，原从哪里来，现在到哪里去。

三强化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在农村政策很难执行。农民讲：“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近些年来，有些基层干部因贪占拉等问题被依法判了刑，可仍保留工作籍，照发工资，照当干部，这些情况还比较普遍，群众称为：“官官相护，无法无天。”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监督不够，腐败惩治不严。减负的调子一年比一年高，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96年中央发布13号文件以来，全国通报了很多加重农民负担致死人命的恶性案件，处罚了一些乡镇干部。乡干部是“羊官”，替罪羊而矣！其实问题出在下面，责任本在上面。乡镇干部违纪的行为都是上面“逼”的，上面装清官，下面做羊官，这就是“官官相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

任何形式的监督，都不如群众监督，现在农村要加强能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如农会）建设，代表农民讲话，行使监督权力，确保中央农村政策严肃执行，还权于民，取信于民。授予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或农民联合签名罢免县乡不合格领导职务的权力。

四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切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

写信的时间是2000年的三月。

如今，7年的时间过去了，7年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法规，农民的负担有了一定程度的减轻。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出席党的十七大的代表——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接到了监利新沟镇农民朱建华托俞书记带给十七大的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摞厚厚的票据，他家1993年——2006年的负担卡和交纳税费的凭证。票据显示，2000年农民负担重时，朱家4、9亩责任田亩平均税费高达309元，税费改革和免征农业税后，2006年亩平均负担不到30元，另外还享受国家粮食、良种和农机等补贴。

据悉，当俞正声书记将这份珍贵的礼物交到十七大大会秘书处后，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媒体的关注，并都作出了相关的报道。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我们已经取得了让世界震惊的巨变。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小康社会，还只是我们追求的一个不太遥远的目标。关注农业、关心农民，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我想说的是，无论是经济学硕士出身的李昌平，还是普通的农民朱建华，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社会脊梁。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