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后去打工

母亲说出她要外出打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很滑稽，而后就哭了。那是大年初二的晚上，外边下着零星的小雪，面前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白菜馅的饺子。

我没有劝她，我说不出一条能让她信服的理由。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帮着母亲安置家里的东西。她卖了那头老迈的牛和两只很瘦的羊，把钱存进了村里的信用社。她初六走的，比我回学校早一天。车站上，我看着母亲矮小的背影在汹涌的人群里颠簸。她向我挥挥手，是再见吗？我却觉得这如同诀别，我感觉这趟列车一旦开出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母亲的目的地是北京，一个她一直向往的城市，那里有她从小就挂在嘴边的天安门和毛主席。母亲的工作是伺候一对老夫妇，管吃住，每月六百块钱。她觉得很划算，当即答应了表姐。这个表姐就是给母亲介绍工作的人，是二姑的大女儿。她十八岁就去了北京，现在三十多岁了仍然没有结婚，和她的老板关系特殊。家里虽然也给她说过几门亲事，无奈她一年到头都在北京，亲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家里人似乎也想开了，随她去吧。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这几年之所以能盖房子，娶儿媳妇，都是沾了这个北京女儿的便宜。我问表姐给母亲介绍的工作累不累，她只是笑。母亲在一旁说能有多累啊？总比地里那些事轻松。我没再说什么。

我不知道九泉之下的父亲这时会怎么想。他虽然病了十几年，几乎没有劳动能力，但在农村，一个家庭是需要男人来撑门面的，男人没了，会被人们看不起的。父亲去世的这两年里，母亲一个人持家越发得艰难。每到春天给麦子浇水的时候，母亲就买上几瓶酒或几盒烟，到那些有机器的熟人那里，说许多好话，求他们抽空帮一下忙。别人都是白天浇，我家只能轮到晚上。人家把机器安好就钻进棚子睡觉了，而母亲是不能休息的。田地很不平整，水会四处乱跑，有一处田垄堵不结实，水就会白白地流掉。在母亲眼里，那流掉的都是钱啊，因为浇地的费用是按时间计算的。几乎一整个晚上，母亲都是赤着脚，握着铁锹，在寒冷的水里忙个不停。早上一身泥水的回到家里，还要侍弄完牲口才能休息。虽然如此的劳累了半辈子，但我知道母亲是很容易满足的。父亲临走的时候，捉着母亲的手说我没能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只这一句，母亲便泪流满面。

暑假里我在大学所在的城市打工，期间回了一次家。屋子里空荡荡的，飘着浓重的霉味，墙上有许多道雨水流过的痕迹。我从舅舅家借了一床被子，在那张我小时候经常蹦跳的大床上睡了一夜。我以为我会做梦，但没有。醒来时，院子里那棵枯死的槐树上有几只麻雀唧唧喳喳。我本想清理一下庭院，可看着满目的荒草，我突然意识到，我已没有了家。我在济南。姐姐在大连，母亲在北京，父亲在黄泉，四人四地，这还能称之为家吗？

我很少给母亲打电话。中秋节的晚上，我觉得应该和母亲说说话，于是我给她打了三次电话。第一次是一个年轻女人接的，满嘴洋味，大概是回来过节的老夫妇的女儿。我说了半天她也没搞懂，直到我说就是你们家那个从农村来的保姆时，她才恍然大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讨厌保姆这个词。她说母亲出去了，没在家。第二次接电话的是老太太，她说母亲正在厨房里炒菜，走不开。第三次终于是母亲接的电话，他说她在洗碗，其他人去外面看月亮了。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我说在那边还习惯吧？她说还行。依然是沉默。母亲说你没事就挂了吧，长途很贵。我没有回应，慢慢地放下了电话。看着窗外斜靠在山肩的月亮，我又是一个人待在冷清的宿舍里。突然的安静让那些平时被掩盖的思绪愈发真切地浮现出来。恍惚中我好像看到了父亲，我知道此时他的坟地上一定长满了野草。

母亲说年底会回来的，因为那时姐姐要出嫁了。男方已经催过很多次，姐姐为了多给我攒钱而把婚期一拖再拖，但终是拖不下去了。而年底母亲就要五十一岁了，我一遍遍默念着这个数字，第一次感到时间的重要。虽然我已很努力，但母亲又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呢？

我希望时间能对母亲宽容一点。只这一点，我就会带母亲到长城上去走一走站一站，我就会让母亲在高档饭店里吃一次正宗的三鲜陷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