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摇曳在记忆里

有一些事物，是嵌入人的头脑中的，像带有螺纹的螺丝，牢牢地拧着。但当螺丝松动时，记忆便会从缝隙中流淌出来。

白狼河，及摇曳其中的蒹葭，就是如此牢固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白狼河是一条不大的河流，特别是它的上游，简直不能叫河，只能算是一条小溪。当白狼河流淌到杨庄村后，在依山拐弯处，就被拦腰截住了，只留下一个闸口让河水下流。于是，河面变宽，形成了一湾水荡。

一九七六年，我初中毕业，等待上高中。那时的升学，考试只是象征性的，主要是要经过推荐。“推荐”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当时的我是不清楚的，我只知道其中的“变数”极大，我们都在焦灼中等待着。八月十五日，我们接到了《入学通知书》，所有的同学都接到了，大家都能上高中了。但高中并没有设在当时的公社驻地——唐吾，却设在我当时上的初级中学——杨庄联中，名之为“戴帽高中”。于是，我和我的同学，开始了坎坷而又多舛的“戴帽高中”生活。后来，我明白，“戴帽高中”，大概是中国，乃至于世界教育史上，存在寿命最短的教育改革成果。新中国教育改革在这儿留下了一块疤痕。

人是很难左右自己的命运的，在时代的河流里，命运的小船，有时只能无奈地随波而荡，要荡向何方？经历怎样的坎坷和波折？会不会倾覆？就只好交给命运自己了。

我们这一批学生，一起坐在了“戴帽高中”的这一条命运之船上。“戴帽高中”，既然设在当时的杨庄联中，教师当然还是我们上初中时的教师，只是命运之神，将他们由初中教师推到了高中教师的宝座上，而且是一色的“民办教师”。他们多是文革时期的高中毕业生，有几个还只是初中毕业。这本已够荒唐的了，但荒唐才刚刚开始。当时，地方上，正在修一条贯穿南北的公路，叫“昌高公路”，公路恰好要穿过“杨庄联中”，于是，学校只好搬迁。先是选址，经人勘察，新校址就设在白狼河水荡边的山上。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所在，前临水荡，后依高阜。风为媒，水作肥，大自然在水荡里栽下了众多的水草，尤以蒹葭为多，在我们这儿，分别称为“荻子”和“苇子”。《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许多人将“白露为霜”解释为：露儿变成了霜。我却觉得它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霜”是指白露之后干枯变白了的“苇絮”。后面的高阜上，则载有一些桃树和苹果树。从此，白狼河里的蒹葭，就摇荡在我的视野中，而且注定要摇曳一生。

建校的财物，由地方上集资；建校的人员，多是由地方上拼凑的农民。建校需要帮忙的小工，而当时“开门办学”之风尚盛，自然地，我们这些年龄大一点的“高中生”就成了理想的小工。学校动工于夏末，其时天气正热，干活的农民要避开天热的时段，在一早一晚干。毕竟还是学校，如此，我们就在天凉爽的时候，做小工，盖学校；天热的时候，农民们休息，我们则上课。上课，真是一道伤感的风景，学生几乎是齐刷刷地，趴在桌子上睡觉。台上，教师有气无力地讲着；台下，学生则鼾声如雷。好在，当时并不考察教学、学习成绩，一切也都能过得去。两个月后，学校终于建起来了，但在盖的过程中，曾坍塌过一堵山墙。所以，从我们住进新教室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仿佛是住进了一艘漏水的船中，随时都担心着它的沉没。

有了教室，就真的有点学校的样子了。尽管是“戴帽”，起初，我们还是有一点高中生的自豪感。可后来，无休止的田间劳动，使我们的一点点尊严荡然无存了。即使我们正在上课，只要去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随便招呼一声，我们就得赶紧放下书本，下地干活。有时，还会停课，一干好几天。记得第二年的春天，我们被附近一个村庄叫去，连续栽了三天的红薯。中午，由村子里管一顿饭：一碗菠菜汤，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学生干活是十分认真的，不像当时的一些社员，可以偷奸耍猾。所以干到第三天，大家已是疲惫不堪。这一天的下午，工间休息，同学们困倦地背靠在了地里隆起的、馒头似的坟头上，因为这样，身体可以舒服一些。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和死人睡在一起了。”我疲惫地躺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出神地望着西边的残阳，想着太阳赶快落山，如果我有一只长长的手，我一定要把太阳用劲地拽下山去。朦胧中，我甚至幻想到：我们躺在死人的房子上，或许，下面的人会像梁山伯那样，真的打开一扇门，把我们接进去。人在惆怅、无奈时总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有时我想，那时的我们，真的还不如水荡里的一棵葭草，葭草还有根扎在水里，而我们的根在哪儿？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或许我们更像秋后飘荡在空中的葭絮，可葭絮最终还会飘到某一个地方去传播生命，我们呢？后来，在同学聚会时，谈论起“戴帽高中”时的生活，我曾说：“那时的我们，更像傀儡，我们被主人用绳牵着，而主人的主人，又用绳牵着他们。最终，绳子的终端，是握在某几个人或某一个人的手中的。”这就是我们的悲哀。

岁月就如此蹉跎着。终于，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学校接到通知：今年全县将进行统一考试，收取正式高中生。于是，学校从“戴帽高中”班中，挑选了学校认为年龄小、智力比较好的三名学生参加考试，我是三人之一。这一年，我们不负众望，都考取了正式高中，后来又都考取了大学。而我们那些“戴帽高中”的同学，毕业之后，大部分就回乡务农了。不知是喜还是悲，我们上了，世界上唯一的、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戴帽高中”。“戴帽高中”的毕业证，现在还有人承认吗？

“戴帽高中”的生活，也并不是一无可叙。毕竟是学校，毕竟有学生，毕竟学子们走过的是青春的岁月。

最诱人的，就是水荡中的蒹葭。春天，我们看着蒹葭一寸寸地从水中冒出，脱出水面，越长越高，愈长愈绿，水清、草碧，烘托出一荡的生机。水中天然生长着一种红鲤鱼，小的成群，大的独游，站在岸边，就能清晰地看见红鲤在蒹葭间穿行。据说。大的红鲤有二三十斤重的。一次，一个人在水中，企图抱住一条大红鲤鱼，结果，却被红鲤坚硬如刀的鳍划破了肚皮。鱼在水中，活动自如，劲头会特别大，要不，怎么会说“如鱼得水”呢？就这样，从仲春到初秋，我们基本上是：迎着绿色进校，装着绿色离校。这浓浓的绿色，慰藉了多少学子的心！

白露之后，蒹葭渐趋枯萎。水面变的疏落起来，原来深藏于蒹葭中的各种水鸟也暴露了出来。于是，苇丛中便时常传出土枪的响声，有时，远远地就能看见，正在空中飞着的水鸟，随着枪声，扑楞楞地就落下了。枪声，打破了凝聚的萧瑟和枯寂，却给水鸟留下了恐惧和死亡。

水荡的上游，有一条山沟，当地人称之为“石坝沟”。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们常常三五个人一起，在沟中漫无目的的游荡。其实，“石坝沟”并没有石坝，但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牧羊人在“石坝沟”中放羊。一天，远远的，一只狐狸瘸着腿跑进了羊群，猎人随后而至，问道：“见过一只受伤的狐狸了？”牧羊人随手向远处指了指，猎人便沿着牧羊人指的方向追了下去。狐狸走出羊群，来到牧羊人跟前，流着眼泪，点点头，便离去了。此后，牧羊人每次去“石坝沟”放牧，总能吃到早已摆好的饭菜，一直到牧羊人老去。这是一个“聊斋式”的美丽故事，它传达着老百姓一个朴素的愿望：好人会有好报。我们都想见到这只知恩图报的狐狸，但却一直没能如愿。不过，我们确在秋后的夜晚，几次见到过“石坝沟”边的山上，游走着窜动的灯火。据说，那就是经年的狐狸口中放出的红光。那“石坝沟”，大概是真的有狐狸了？那只报恩的狐狸，也许早已变成狐仙了。

当时，学校里也有一位很好的教师，叫王文正。“文正”，名跟范仲淹的字号相同，可见，当初起名的人不俗。他是“老三届”学生，据说本来是可以上大学的，但“文化大革命”却使他永远留在了这儿。他专任的是数学，课堂授课，如行云流水，善于化难为易。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在老百姓中的威信也极高。但他还兼职学校的音乐课，这是他主动请缨，因为他喜欢唱歌。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啦啦队”，进行对歌比赛，文正老师便站在前面，挥动双手进行指挥，用现在的话说，“很会煽情”，在他的“煽动”下，场地上高潮迭起。在同学们眼里，他是知识的代表，是快乐的化身。文正老师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喜欢喝酒，脸上常常喝得红润润的。也许是受他的影响，我记得他有一个弟弟和我们同班，竟然也用一个小玻璃瓶装满酒，在上学的路上喝，为此，我们班还曾为他专门开了一个小型“批判会”。文正老师，喝完酒后就会唱歌，声音很大很大。当时，学校为住校的老师安排了一个小食堂，食堂就设在水荡边上，距教室有二三十步远。小食堂每周为教师改善一次伙食，大多是到附近的大队食品站，购进一套猪“下水”（猪头、肝、肺、蹄等），再打一点散酒（每斤酒用三斤三两瓜干，再贴补七分钱），时间也多在晚上。酒后，文正老师就站在水荡边放歌了。所以，每次听到文正老师的歌声，我们就知道，老师在改善生活了。文正老师唱歌真是好听，歌声一起，惊起一荡宿鸟，扑楞楞的。鸟儿离巢的声音渐渐安静下来了，就只剩下文正老师动听的歌声在夜空里回荡。有时，可能是酒喝得多了点，唱着，唱着，歌声就渐渐变的悲凉起来，低沉的歌声，在苍凉的夜空里回旋，一切都静了下来，四野寂寂。上自习的我们，也停止了喧哗，纷纷把头伸出窗外。现在想来，那歌声里，是积聚着多少的伤感和无奈啊！他也许是当时学校里唯一的思想者。他一定是想把他内心的积聚都唱出来，这是一个快乐人的伤感，是一个快乐人的释放！情感决堤了，悲伤四溢了。他，会不会惊醒那熟睡中的狐仙？

若干年后，在一个秋日里，我曾回到过我的“戴帽高中”。其时，学校早已撤离，被地方上改作养鸡的鸡舍，一些房屋已经坍塌，破败不堪的景象愈加显得苍凉。升起心头的，只是阵阵感伤。但白狼河水荡中，蒹葭依旧。我知道，我可能失掉一切记忆，但白狼河水荡里的蒹葭，却会始终摇曳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