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胆英雄的戎马人生（之二）

难忘在延安那些日子

1936年10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严大芳所在的特务队到了陕北，缩编为中央保卫局特务队，他任一班长。特务队主要担任党中央的内卫任务，为毛主席及其中央首长站岗，外出时跟随负责安全警卫，还兼任看管有政治问题的在押人员。

1937年3月，特务队拟派严大芳去给总政委张国焘作警卫班长。队长在征求意见时，严大芳斩钉截铁地说：“不去，坚决不去！我要给毛主席站岗！”从此，在毛主席住的窑洞窗外，在红军大学操场，在延河岸边，在延安街头，在毛主席与贺子珍纵马驰骋的郊外以及毛主席去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严大芳机警的身影，他全身心投入了保卫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央先后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杭州、庐山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一致抗日问题。周恩来在杭州与蒋介石谈判结束，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重返西安，主要谈判解决国共合作、红军改编等具体问题。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和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陈友才等随行人员及特务队4班约30人，坐卡车从延安再到西安。车行至甘泉县劳山地区一崎岖路转弯处，突然遭到约200余名土匪的袭击，顿时卡车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密集的子弹疯狂射向卡车，一些随行人员还来不及下车便牺牲了。参谋长陈友才一边保护周副主席一边还击，却不幸中弹牺牲。特务队副队长也牺牲了，随行人员伤亡惨重。敌人叫喊着在1000米处冲上来，情况万分危急。特务队员小王边还击敌人，边挽扶周副主席向东北方向的树林撤去，他背朝子弹飞来的方向，身体紧靠周副主席身后，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周副主席脱离危险。回到延安，同志们无不称赞小王机智勇敢，更称赞严大芳功不可没，是他选派了好的警卫战士。

10多天后，与国民党谈判在即，周副主席再次乘车去西安。经保卫局领导和特务队长反复商量研究，决定把这次艰巨的护送任务交给严大芳的特务队“学习模范一班”去完成。接受任务后，严大芳反复琢磨制定护送方案，他将全班分为贴身、外围、战斗、行车观察4个小组，要求各组到劳山后把近、远距离观察、侧位观察、辅助观察结合起来，绝对保证首长安全。为保守秘密，防止意外，他要求全班战士必须做到“三不准”：武器不准离身，不准接近陌生人，不准私自行动。就这样，安全将周副主席送到了西安。一月之后，带着一班战士回到延安后，他侨装打扮，深入匪巢，清剿了袭击周副主席那股顽匪。

经侦察获悉，伏击周副主席的那帮土匪常出没于延安西北60多里的偏僻山区，专门打家劫舍，抢掠过往行商和车辆，行踪诡秘，忽隐忽现，极不易清剿。这帮匪徒有大小头目20多人，反动会道门“哥老会”对其进行控制，匪首自称“袍大爷”，常胁迫众匪在巢穴附近打家劫舍和拦路抢劫。部队领导在制定歼灭方案中，否定了大部队清剿的方式，根据土匪特点选择了“智取”，即组织精干的便衣队，深入匪巢，伪装入伙，取得匪首信任后，再里应外合，一网打尽。领导把这冒险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严大芳，由他带领特务一班去完成。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线人”的引路下，严大芳带着一班向匪巢进发。指挥这次围剿的领导和警卫营，在距他们5里外地外跟进，随时根据严大芳的信号，准备形成四面包围予以歼灭。经过半夜的行程，他们进入了匪巢，机智沉着地通过了“入伙”试探和考验，把匪首骗得乐滋滋的。但匪首说，必须按“入伙”规矩加入“哥老会”，天亮即举行仪式，严大芳要对天盟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事让严大芳感到为难。作为共产党员，哪能有跟土匪磕头拜把、对天盟誓的道理。可不按规矩办，又怕歼灭计划落空。面对匪徒，他想起自己16岁时就带一个班，在棉花地里与两个国民党军较量，最后将其俘获；想到在青衣江时，他面对疯狂冲击阻止我军退路的敌兵，自己枪响人倒，一枪一个，吓得敌人趴在地上装死的情景。他还想到自己在许多险情突发的关键时候，都能虎胆雄心，威武不倒，应付自如的事例，眼前这帮小小匪徒，哪有对付不了的？于是，他面带笑容对袍大爷说：“大哥这样看得起我们，哪敢不从命！我看，这个仪式应该搞得隆重些，把大小头领都招来，我们也好见识见识！”袍大爷听后点头称好，令小头目准备祭拜品，安排通知各头目准时到会，天亮时举行仪式。严大芳见时机已成熟，趁敌不注意时向负责联络的警卫营战士发出了暗号。

拂晓时分，仪式准备就绪，各大小头目纷纷赶来，把大窑洞挤得满满的。严大芳和一班战士按分工机警地站到各自位置。当匪首正兴高采烈时，严大芳的枪口抵住袍大爷的胸口，厉声喝道：“不准动，动就打死你！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已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一战士敏捷地下了匪首的枪，其他战士的枪口一齐对准了各自的目标：“放下武器，缴枪不杀！”面对黑洞洞的松口，匪徒们举起了双手。这时窑洞外响起了清脆的枪声，警卫营正在搜捕企图逃窜的匪徒。这伙恶贯满盈的土匪，就这样被严大芳带领的一班干净利落地一网打尽了，当地地百姓拍手称快。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严大芳义愤填膺，再也坐不住了，他主动请求到战斗部队上前线去杀鬼子，上级机关批准了。1938年4月，他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6旅2团任排长。10月调离战斗部队，到八路军总特务团1营3连任排长，次年2月升任连长。1939年4月，调武安八路军总后勤部做机关工作，初任副官，后任政治干部，作起了文官。严大芳本人却苦恼至极：一是从参军那天起他就与枪杆子打交道，一直在前方冲锋陷阵，在机关他根本待不住；二是他文化低，不熟悉业务，工作提不起精神，一门心思想着上前线，用自己曾经背过的大刀痛快淋漓地杀鬼子，早日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所以到机关工作不满一月，他便找科长谈想法，三次，四次，八次，十次地重复自己的理由。可科长总是重复同样的话：“工作不熟悉，可以学嘛！不论在什么岗位都是干革命，何况后勤工作也很重要！”他去找处长，处长教训道：“革命战士对工作不能挑挑拣拣，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后来，一遇见上级领导他就缠住不放，他自己也记不清到底缠了多少回，却一点用都没有。于是，他铁了心，决定去找部队首长。他是从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见过世面和大人物，他直接找到总后勤部长杨立山，诉说了自己的想法和工作难度，表明想上前线杀敌的强烈愿望。杨部长很客气，说：“上前方打仗和做后勤工作，保障打仗都很重要，都是革命工作。试想：如果前方部队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枪里没子弹，我们还能打胜仗吗？”这些道理严大芳当然清楚，可他就是不想在机关，只想上前线。这样跑了几十次后仍无结果，他急了，冲动使他忘记了组织和纪律的重要性。他暗想：“你们不准，我准！走，找老部队，回我的129师6旅2团去！”

一个夜晚，他悄悄离开后勤机关，踏上了找老部队的行程。开始夜间走，后来白天走，边走边打听。可是河北、山西那么大，到哪里找啊？但严大芳生来就有股倔强劲，他认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就凭着两条腿和一张嘴，边走边问，每天翻山涉水七、八十里，找不到饭吃就饿着走，或者到当地政府、武装部打听，始终无部队的消息。半月多时间，他走遍了武安、磁县、涉县、黎城、长治等县的山水，才知道老部队已经开赴太行山以西地区。他失望和动摇了，决定返回原单位，主动到总部军法处报到。他没想到，自己到了八路军总部军法处，却很快被送回后勤部，并因私自离部队“开小差”，严重违犯军纪而受到行政撤职、关禁闭14天的处分，后被分到后勤部管理科当服务员。1940年5月，因在4个多月的服务员工作中表现出色，组织恢复了严大芳的干部职务，任管理科员。他再次开始向上级请求上前线，从科长到部长，他一遍遍重复自己的话：“我的文化水平低，不适合机关工作，要求上前线去锻炼！”他的执着感动了上级领导，终于同意他去抗大学习，掌握指挥打仗的本领。

1942年1月，严大芳走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分在3大队。两月后抗大从磁县搬回延安，3大队扩编为抗大第6分校，他分在3大队。从此，在这所造就指挥员的摇篮里，严大芳系统地接受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及时势形势理论教育，懂得了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掌握了军事技术本领，特别对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从单兵到连、营，以连进攻的防御，刻苦训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以及土工作业、克服围寨、壕沟障碍物等。军事技术是他的强项，每次对刺比赛和考核他均名列前茅。1942年月12月，日寇开始向太行山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学校进行紧急转移。在敌人实行“多路铁壁合围”状况下，学校决定在转移前，由严大芳任组长，带两名战士组成3人侦察小组，在距转移队伍10里左右侦察掌握敌人的企图、兵力和“扫荡”线路，以便学校随时根据敌情变化采取应急措施。出发前，校长对严大芳说：“事关全校数百名师生的生命安全，红军时你就很有侦察作战经验，一定不要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同学们的重托，克服困难完成好这一任务！”严大芳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侦察小组的工作十分艰苦，既要在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根据敌人的动向判明真实情况，得出准确结论，又要保持与学校本部队伍的距离，离队伍远了，不能及时报告，近了，发现敌情本部又来不用转移。学校在向太行山西面转移时，因严大芳情报准确，跑步报告及时，学校迅急改变了行进方向，摆脱敌人安全转移。在过平顺县以西地区时，学校由北向南行进，因严大芳发现1500米处尘埃飞扬，数百名日、伪军正东进，他飞跑到本部报告敌情，学校调头向东北方向疾进，脱离了险境。在这次数千名日伪军“铁壁合围”中，学校根据严大芳的侦察报告，在磁县、涉县、黎城、平顺、武乡近千里范围内，与敌兜圈子、捉藏，周旋了20多天，终于粉碎了日军毁灭我八路军后方机关和学校的阴谋。

1943年10月，严大芳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在反“扫荡”中的突出表现，被评为模范学员，毕业后分在太行军区侦察队，先后任排长、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