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冬天

这是几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边工作，边进修（上业大）。白天工作，下了班，利用晚上和双休日“充电”。虽然每天往返于单位和业校之间，有时会感到疲惫，到也过的充实、有意义。业余时间学习是和在单位里工作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状态。上课的地点是在八楼附近的一栋高层建筑。学校租下了写字楼中的一间教室，教室里的教学条件优越，设施齐全，有卫生间，还有地暖。那一年正在流行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据说有出租车的地方就能听见刀郎的歌）。每当我坐车经过八楼，透过车窗，看着窗外行色匆匆为生计而劳碌奔波的人们，想起这首富有浓郁民族地方特色和故乡情节的歌曲，我的内心都会涌动起一股激情，打动我的不仅是歌曲中那饱含深情的演绎，还有故乡人的那份质朴、纯真。

2002年的那个冬天仿佛特别的寒冷。一天，我晚上下了课照例乘公交车到了三屯碑车站，这时已经是将近午夜12点，早已没有了要换乘的公交车。天上纷纷扬扬的飘着雪花，把街道两旁的树木和建筑装点的银装素裹，洁白的像新娘的纱裙。路上已经上了冻，行人稀少，走在铺满冰雪的街面上，脚底“咯吱、咯吱”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在这样一个深冬的夜晚，就连出租车都难觅踪迹。我正暗自思忖，心理祈祷着，乞盼能有辆车。正在想的当儿，开来了一辆三轮机动车，非常简易的那种，车头只有挡风玻璃，没有车顶。我们当地人把这种车戏称为“摩的”。车靠路边停了下来，司机是位大约40多岁的身材魁梧的维吾尔族中年男子。他穿着厚实的军大衣，头上带着顶军用棉帽。车停在我的面前，他探出身子，用不太流利的汉语问我是否搭乘。我看了看他，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他呢？我心里有些犹豫，但还是上了他的车（实际上我也别无选择，巴望着能早些回家）。他是以载客为生计的，每天往返与我回家必经的这条线路。路程很短，大约三、四公里远，但路况不是很好，冬天更是崎岖不平，其间还要爬一个陡坡。车在光亮如镜的冰面上颠簸着，我为自己所属的处境心里隐隐的有些感到不安起来（实际上他和向他一样的同行们的驾驶技术是相当娴熟的）。因为车头没有车顶，他的帽子、睫毛、胡须上粘满了雪花。凛冽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军大衣上，被风刮起的军大衣“呼啦啦”地拍打着他的身体。车身密封的很严实，我座在车厢里，揉搓着冻的近乎僵硬了的手。他径直把我拉到家了门口，我拿出一元钱，递给他，向他道了谢，并给了他一个微笑。他接过钱，望着我，并没有说话，脸上露出慈善的笑容。我突然被他那一刻的笑容深深的触动了，时间也仿佛凝固在了那一刻。他的脸上，满是真诚与善良，看不出有任何的愤懑与不满，没有因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午夜时分还在为生计奔波，而有丝毫的抱怨。也许他拉客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他和全家人的生计，但他的沉重的双肩还是义无返顾的担负起一个成年男人所要担负的责任。我从心底里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的真诚、淳朴、善良、和蔼强烈的震撼着我，平日里遇到的种种烦恼和不快此时也已抛到九霄云外。

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工作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钢筋混泥土浇铸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早已今非昔比。见惯了社会生活中的行行色色的人，那一晚的偶遇，复苏了我尘封多年近乎麻木了的情感。

如今，虽然已经事隔几年，彼此近在咫尺，却再也没有遇见过他。往日的那一幕还如昨日般清晰。不知现在的他，一切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