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时代的渺小个人
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人真算是赶上了“大时代”！中国现代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动，几乎一个也没有错过。在“大时代”里的个人当然都是渺小的。
三十年代末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兰州一直是日本人狂轰滥炸的目标。有一年春节日本飞机突袭兰州，人们的尸体和他们准备好的年货散落在断壁残垣之间。我刚进小学就碰上了一次大轰炸，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空袭警报响了，老师夺门而出，惊慌失措的小学生跟着往校门外乱跑。就在那一次“跑警报”时，慌张的我丢失了全套新买的课本。那时候丢了课本是无法补买的，整整一学期我没有课本，这成为不祥的预兆，倒霉的事会接连不断地出现。
那几年在兰州，学校教室和民房被炸毁，人们被炸死的事已经司空见惯。在空袭时，我随着父母兄长跑到山里，看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向城里扔炸弹。这就是我对人生的最初印象：一些人可以对别人滥施杀戮，遭杀戮者则束手无策。这使我对一切所谓的“强者”，总是怀有极大的疑忌。
十几岁之前最使人高兴的事是抗日战争的突然胜利。对于我们这些经受过日本大轰炸的孩子，美国空军将原子弹投向广岛曾经引起的狂喜，确实是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事。五十年代以后，我开始关注广岛受难者的不幸。但我并不为少年时期的心情感到羞愧。我所遗憾的是从来没有听到有谁为日本空军屠杀的兰州小孩打报过一次不平，没有哪个艺术家曾经想起过她们，为她们写一首诗、建造一座纪念碑或者画一幅画。而他和她的断臂、残腿、穿着小鞋的脚，曾经挂在兰州居民区的树叉上。这使我发现所谓公理和正义，永远是仅在强者间存在的一种利益交换关系。
我成长在一个由太多的花草树木和太多的书报杂志构成的“丛林”里。我的童年，除了在花园里树丛间漫游，就是翻阅书报杂志。它们都给我无穷的乐趣，对草木和它们的花、果的熟悉，与对各种书、报的熟悉差不多，但在各种书籍之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不知道为甚么，我完全沉浸在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之中，这本书不仅影响了我的志向，也影响了我的气质和风格。我从斯文赫定的书中得知，我出生的时候，正是他又一次从新疆进入甘肃西部的日子。他这样记载1935年1月3日：“晴朗的夜空镶嵌着无数颗忽明忽暗的小星，天狼星慢慢爬上来，银色的月光笼罩着大地，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气温降到摄氏零下22.1度。清晨整个原野罩上了一层白霜，像些晶莹的宝石在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那时他在河西走廊高台附近的原野上艰难地向兰州行进。
一
1949年兰州解放，人们欢天喜地。新社会的第一课是学扭秧歌，学唱解放区的新歌，我在课余则忙于办墙报。1950年夏天我考入兰州一中高中，这是省里的重点学校，也是政治空气最浓的一所中学。在兰州一中的两年里，经过了镇压反革命、天主教三自革新、抗美援朝和别的一些政治运动。在“镇反”运动期间，每当宣判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时，学生们就跑到红山根去看。红山根原来是开全省运动会的地方，那里临近皋兰山麓，有一大片寸草不生的暗红色的山坡，后来成为刑场。枪毙人的时候，少则三、五人，多则百余人，我所看到的最多一次60多人。反革命分子一排排地面朝山坡站好，这时皋兰山下一片寂静。行刑的解放军听号令开枪。等那些人全都倒下之后，一旁监督的军官提手枪向那些还在动的反革命分子补射，于是看热闹的人群奔向流血的尸体，行刑的解放军整队接受妇女献花。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踩到一些东西，有人捡起来看，说哪来这么多破刷子＿＿原来是碎裂飞散的头皮。
被枪决的人中间有原来的教育厅长宋恪，兰州一中的一个姓任的老师也被枪决了。据说他是三青团骨干，曾经破坏过进步学生运动。任老师在临刑前喊反动口号，刚喊了半句，就被解放军战士及时地用刺刀戳穿了他的嘴唇和脸颊。
解放以前就看过枪毙大烟贩子的场面，但数十人集体处决的场面却是见所未见，各界妇女向行刑队集体献花的场面更让我吃惊。人们对此兴高采烈，大家说国民党杀人偷偷摸摸，因为作贼心虚；共产党杀人光明正大，因为理直气壮，从杀人的气派看，国民党也非垮台不可。
课外活动确实多姿多彩。我们听任震英讲“伟大的苏联共产主义建筑事业”，莫斯科的新建大厦图片使中学生们激动不已；关于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的报告，则批判帝国主义分子孟戴尔所编造的20世纪迷信－－遗传基因学说之荒唐；苏联科学家撰写的天文学普及书籍中严厉批判西方科学家提出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那是以神学冒充科学。
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满怀希望和热情，党的一切做法都是好的，至少是有道理的。只有极少的一些疑惑，例如对大胆怀疑“检举揭发”和“汇报”的鼓励。这使亲朋好友之间也产生了猜忌，而“告密者”现在称之为“积极分子”。当我们的政治老师以传统道德的“大义灭亲”对以“揭发”、“汇报”为首要使命的积极分子的行为加以解释时，同学们似乎都为之释然。但在我内心深处，这样的“积极分子”永远处于卑鄙阴险的黑雾之中。
上高中时我参加了甘肃全省第一届美展，作为美展评委的洪毅然先生在我的画前看了很长时间，兴味盎然地说了半句话：“这个瓶子……”。也许是他看出了那个瓶子的来历－－那是我从家里书架上找了一本法国画册，临摹了塞尚的静物。
对天文知识的热爱，延续了好多年。我白天读天文学书籍，夜晚拿着自制的星图和手电筒看天上的星星。到我把全天的星星认识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才想到学习天文学要以数学为基础，而我的数学是各门功课中最不行的一门。我只好放弃学天文的幻想。但对星空的爱好使我在不知不觉间产生了淡化现实生活中一切矛盾、纠纷的习惯，因为我习惯于拿天文学的尺度比量一切，直到我竟然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待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以及我自己的种种遭遇，这使我又惊又喜。姐姐告诉我，这可不是现在人家提倡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达观”！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给我们教语文课的马騄程先生选出我写的一篇记述自己课外爱好的作文，作为语文课写作教学成绩，送给来学校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看（在那篇作文中，我引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来描述我对宇宙与人的感怀）。结果事与愿违，那篇作文连同任课老师，一律受到领导同志的严肃批评－－不引导学生投身革命斗争，而宣扬腐朽的虚无主义世界观……
1951年10月，甘肃省文教厅选拔有艺术特长的学生保送去西北人民艺术学院学习。我被兰州一中美术老师郭松乔先生推荐去学美术。我很想离开兰州一中，因为这个学校事事强调学生的家庭出身，我似乎是别人眼中的低级种姓。这是我自愿去西北艺术学院的主要原因。
西北艺术学院的前身是老解放区的晋绥边区艺术学院，1949年以后迁到西安，改为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设有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和少数民族艺术五个系，军大校长贺龙，艺术学院院长柯仲平，美术系系主任刘蒙天、汪占非，学校在长安县杜曲兴国寺。我们一行数十人乘车到达兴国寺，已有同学在校门前迎接，当看到我们的宿舍是少陵原山边的窑洞时，我们这一伙学生都大吃一惊。
学院为我们设立了预科，预科的学习内容是改造思想和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方式是听课、听大报告、Seminar和没完没了的自我检讨会。我们的思想、学习和从早到晚的一言一动统由预科干事卫硕彦严格照管，我们的来往信件全得经他拆阅之后再由他决定是否可以寄出或交给收件人，他每天黎明看我们出操，每天傍晚大家集合点名然后训话，大家在山上那一排窑洞前列队肃立，他历数全天每个人的表现，从言谈举止到内心活动，糜不一一涉及。我们又紧张又反感地面对表情坚强而无情的卫干事，身后就是曾被唐代诗人们反复吟咏过的，霞卷云舒的终南山峰峦。夜晚的检讨会之后，他听取各小组组长的汇报，据此掌握每个人的思想状况。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总是看见卫干事的窗前亮着灯，看到他在为我们的思想改造尽心竭力，便更为愧叹自己进步之迟缓。
1951年冬天，正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忠诚老实”运动的高潮，西北艺术学院从领导到刚入学的学员，大家都在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亚马副院长带头沉痛检讨，他外出开会，“在资产阶级影响”下，买了一双很贵的皮鞋。一位同学在大会上决心与经商的父亲划清界限：“他不是我的父亲！他只是生我的一个机器！”……这一番过于坚决的表态引起我们这些刚刚进校的预科学员的思想震动，有人在学习讨论中提出一个问题：假积极好还是不积极好？
一开始，大家认为假积极与不积极都不好，真积极才好。讨论中众说纷纭，大多数同学认为假积极是欺骗组织，还不如不积极。如果不积极，至少是“忠诚老实”，将思想问题暴露在领导和群众眼前，便于组织的监督和群众的帮助。
按照学习讨论的规矩，讨论会的发言记录和提出的问题及时向负责管理预科学生、组织学习的卫硕彦干事汇报。第二天，卫干事作讨论总结，解答我们争论的问题。他语出惊人：“有人说不积极比假积极好，我看，假积极要比不积极好！假积极是你要求积极的表现嘛。虽然是假的，但说明他有争取积极，靠拢组织的愿望嘛！你不积极，就连这一点愿望也没有！”这一席话使我大为惊骇。但卫干事是来自老区的党员，不随便讲话，他的话往往是上级意图的传达。因此虽然心怀疑惑，却不敢多嘴。
好多年以后读古书，看到《荀子？性恶篇》的一段话：“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仪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然则圣人之于礼仪积伪也”……这才恍然大悟，假积极之受肯定，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罢了。但卫干事的小办公桌上永远只有一本书，就是当时被称为“马列主义的圣经”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决不可能去研读《荀子》，荀子也不可能预知数千年之后有卫干事。两者之不谋而合，只能是中国人对于人性之真伪的某种“通感”。荀子心目中的圣人、君子，实际上是经过陶冶、磨练，以“特殊材料制成的”器物，是“前必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的“驯服工具”，这种看法倒是挺现代的。
我们毕业以后，听说卫干事在“肃反运动”中自杀了！那时在运动中“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事时有所闻。但那么革命的卫干事竟然也走了这一条路，却实在大出我之所料。后来听说他入党时隐瞒了自己的政治历史－－上中学时参加过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时没有向组织交代云云。运动进入高潮，害怕组织已经掌握，便踩着读《联共（部）党史简明教程》的那张小办公桌悬梁自尽了。听到卫干事自杀的消息时，1951年冬天在长安少陵原那一排窑洞前他对我们进行思想训话的场面又浮现眼前，但我怎么也不能把他的死与“自绝于党和人民”联系起来，他不是那样的人。也许他是以这样绝对的形式验证着“假积极、真积极”的命题吧。
公元2001年的九月，我在“新浪网”上看到为纽约遭到恐怖袭击而欢呼的人们大骂对死难者的同情为“虚伪”。这使我得知荀子关于性恶为真，性善为伪的思想并没有失传，所谓“人心不古”云云，不过是某些形式的失落，但已经为更“无伪”即更无耻的现代形式代替了。
西北艺术学院的领导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学校是党直接领导的学校。”对我们学生来说，党的直接领导除了学校非常重视政治和劳动外，我们还享受干部供给制待遇，从入学之日就算参加了革命，这使我的工龄从1951年开始计算。而“党直接领导的学校”是没有寒暑假，也不能转学退学的，有几个受不了这种紧张生活的同学不辞而别，被当做“开小差”抓回来，一个来自海原的同学以地下工作的隐秘方式经长期策划，才得以在夜深人静时逃出兴国寺。现在想起来颇觉好笑。
1955年夏天，开始了反胡风和肃反运动，那时我是同学中买书最多也最爱谈文艺理论的一个，大家让我看看有没有胡风的书，我赶紧找出胡风的《现实主义之路》，班干部拿走上缴系干事。许多同学成为审查对象，另外一些同学则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大胆怀疑精神和无中生有的手法使我大开眼界。有一位同学因为有一个装有广角镜头的照相机而被揭发－－怀疑他是“美蒋特务”；还有一个同学某次在山上看到学校卡车上挤满了人准备出发，他说现在如果扔一颗手榴弹，这一车人就完了。结果这成为他“现行反革命”的罪证。这些同学不能参加毕业分配，留在学校继续审查。这场运动是由基层党团组织、上级党委以及公安局、监狱协作运行的。学校图书馆的李进之老师，蒋兆和的老友，有一天闭门家中坐，忽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即到大礼堂开会，他走进会场，发现全体师生已经坐好，学校保卫科的人把他拉到会场最前面，大会主持人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公安局来人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押走。然后师生代表发言揭发、控诉他的反革命罪行，发言者都提到他平时总是装出和蔼可亲的模样，这更加说明他的狡猾、危险和毒辣，大家都为竟然没有及早发现身边的敌人而作深刻检讨。钟纪明教务长警告那些至今不交代问题的人：“你们是不是要走李进之的路？”在这样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之后，重点人物纷纷认罪。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李进之竟然又和蔼可亲地在学校里散步。后来才知道是公安局要抓一个与他同名的人，由于粗心而抓错了，才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
二
1955年八月间，我们这一批由甘肃省文教厅保送到西安学习的学生分配回兰州，我分到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再次投入肃反运动。甘肃文化系统机关的运动风格，显然比西北艺专要严峻、激烈得多。运动开始以后，全体干部职工一律搬进机关大院住宿，每天整队出入到附近的文化局机关食堂吃饭。重点审查对象不得自行出入，更不准亲友探望。党团员和群众搭配分组，昼夜轮流值班放哨，以防止反革命分子破坏。在批判会上，文艺界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们在政治运动中的表演欲，使我眼界大开。党团员、积极分子当然不用说了，许多人虽然并非积极分子，也争取每一个机会，表现自己对敌斗争的坚定、无情、机智、强硬……其中尤以几位女干部的表现最为突出，她们尖厉的叫骂，常常使机关大院的窗玻璃颤栗。
在甘肃画报工作期间，我遍历全省各地城镇乡野，见识了许多人和自然的奇景，对甘肃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那几年我经常在旅行，以至多年以后我所作的梦总是旅途中的人和事。
1957年5月初，我结束了由我作执行编辑的二季度画报编辑工作，去天水麦积山写生并作石窟艺术考察。那时麦积山寂静无人，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初夏。“山中方七日，人间已千年”，我离开兰州时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我返回兰州时，反右派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编辑组长首先没收了我的工作证和记者证，接着让我检讨，继之以大会批判。那些原先关系融洽而现在已经变成积极分子的同事们已经不再和我讲话，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到空气一样。
批判我的会从夏天一直开到秋天，我的主要的问题是与我父亲反党言论（他在省委召开的一次鸣放大会上提出应该制定完整的法律，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等意见）的关系以及我本人“贩运和宣扬资产阶级编辑思想”，“怀疑和反对党的编辑方针”，我曾说过“画报是办给群众看的，不是办给省委看的”；还提出过提高画报稿费标准的方案。这些事都被归结为反对党的领导，编辑组长在批判会上作重点发言，说我出身官僚地主阶级，“所以对工农兵充满了恨，而没有一点爱！”创作组长则对我的表现作出总结“你到美术工作室之后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到国庆节时，不准我离开办公室，并派创作组长监视我的行动，我上厕所时他就站在厕所门口，直到集会游行结束。对我的批判最后归结为“资产常阶级文艺思想和编辑思想”，当然还联系到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父亲的影响。1957年的夏天，我亲身体验了政治运动改变一个人的心肠和品德，会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这场运动对于我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深刻的影响。自此以后，我无论做什么事，在内心深处往往会想到它的政治后果，想到在这样做了之后我该如何面对党所组织的审查批判，想到与此相关的人们完全可能“翻脸不认人”……这显然是自我心理的扭曲，是生活在极权政治环境中的畸型心理定势。我幼年时别人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勇敢和不顾后果的孩子，经过50年代政治运动的“锤炼”，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1958年初，我和文化局的几十个干部被送到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花海农场，在戈壁荒漠上开荒掘地，挖水渠，盖房子。先后在农场场部、赤金峡和黑沙窝劳动。还有幸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达半年之久。
1958年初秋的一天，农场场部通知全体下放干部停工，去听传达重要文件。我们在漫天风沙中从地里带着工具集中到正在修建的牲口圈，听中共张掖地委的一位领导干部唸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关于全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从文件中得知，我们已经进入人类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文件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是省劳动局和省人事局各自作出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全省工人、干部生活待遇条例。例如干部取消工资，吃饭不要钱，每年发两套单衣一套棉衣、每两年发一套“礼服”、每月发两条普通烟一条高级烟……等等。传达文件之后，地委的一个干部教大家唱歌。他说你们在戈壁滩上劳动，不太了解外面一日千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歌外面已经人人会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他以浓重的张掖口音教唱，当唱到“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这一句时，我们禁不住笑出声来。但他脾气甚好，面不改色地教会了大家唱《社会主义好》。散会之后发现，虽然共产主义已经到来，但呼啸的黄风仍未见停息。我们迎着风沙，夹着铁锨，缩着脖子，大声喊着“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往宿舍跑。当天的晚饭并没有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发生变化，依然是两个青稞面馒头一勺煮白菜。
第二天凌晨四点，张队长就喊大家起床上工。有人说时间还早，队长大叫：“都共产主义了，劳动还讲时间！”
从此，农场劳动者实行军事编制，队改为连，组改为排。每天凌晨起床排队，点名下地，齐唱《社会主义好》，还有：
毛主席／年六十／万里长江横渡当休息
东风完全压倒西风时／我们跟着领袖毛主席
鞭一扬／飞上天河游泳去！
这是柯仲平写的歌词，我对于这位西北艺术学院老院长的诗词，实在不敢恭维。我们五十多人扛着铁锨，在黑暗的荒漠上一边走一边唱，跌跌撞撞迷迷糊糊，这一天傍晚，到该下工的时候没有人敢吹下工的哨子，因为据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劳动不讲时间，干活不计报酬的。队长明知时间已到，也不作声。因为谁也不知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究竟该干多少小时。到天色渐黑时，队长想出一个应急措施，让我们集合起来唱《社会主义好》，于是我们收拾工具，在大风中列队齐唱《社会主义好》。唱着唱着，一个原先是演员的人提出问题：“都共产主义了，还唱‘社会主义好’？我们也太落后于形势了吧！”大家如梦方醒，不约而同地改口：“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幸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节奏完全一样，唱起来一样琅琅上口，天衣无缝。我们连续好几个月都是在睡梦中被叫起来，常常连续劳动几天几夜不睡觉，中午不休息天黑不下工在地头吃饭。
在我们改唱《共产主义好》之后不久，甘肃河西国营农场开始饿死人。饿死人最多的是酒泉的几个农场，玉门县的蘑菇滩、花海等农场算是死人少的。我们开始对共产主义暗暗表示怀疑，但愿我们只是进入了“共产主义运动”，而不是从此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运动总有结束的一天，而“共产主义社会”就熬不出头了！
繁重的劳动确实让许多人无法承受，但我正当年轻力壮，逐渐适应了开荒、放水、打钢钎、抬石头、盖房子、收割芦苇。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所谓的“思想检查”和那种军营式的管理。不过说老实话，花海农场的日常气氛和人与人的关系，比美术工作室要明朗得多。我对鲁迅当年表示宁愿被旷野中的虎狼吞噬而决不能让一群癞皮狗撕咬的议论，有了感同身受的共识。
当荒漠上开始结冰时，“共产主义”终于宣告结束。《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说过早地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云云。我们开始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切实体验了当初西欧工人阶级所争取的“三八制”是何等地美好与伟大。
那些在“共产主义”中死去的人，就埋在水渠边。有时候夜班放水，休息时就坐在他们的坟堆边，我们在朦朦月色下议论这些曾经一起劳动过的朋友，他们的躯体和他们的痛苦一起，永远消失在花海子的盐碱土里。
春天来了，荒地上柳红草绿，而农场断了口粮。场长刘雨村自作主张，把上级调拨的种子煮给下放干部吃，他招呼大家，“上级要是来检查，我们就说种子都撒到地里了！反正种下去也不长。”种子吃完了，他又让我们吃牲口饲料。飞沙走石的日子里，我们在自己盖起的大宿舍里细嚼慢咽麦麸和黑豆，议论场长对大家的关怀，担心他可能会受到处分，说不定哪一天会有一个认真的领导来检查春播和牲畜饲养的完成情况！
经过一年的锻练，我的劳动能力大大提高，并曾创下几项记录：花海农场一等先进生产者；打地埂竞赛第一；一次吃下十三个羊肉大包子，成为500人中的第一名，那当然是在还有包子可吃的时候所创的记录。
1959年春末，工交系统的下放干部开始调回原单位。最使我惊奇和感动的是，连长的老婆邹惠兰舍弃了她的丈夫，与我们连的“落后典型”相伴离开了花海农场。邹惠兰是连长从甘肃中部山乡花钱娶来的一个贫农姑娘。她不识字，根本就不是下放干部，所以也不需要和我们一同劳动。但她总是每天和我们一同下地，和我们一同参加由她丈夫主持的批判会。在花海农场的一年里，她目睹她的丈夫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迫害这个素不相识的，仅仅因为是地主出身，而又不原意向他低头的男人。但她有她自己的善恶标准，她以自己的选择回答了以“阶级路线”为理论基础的歧视。
甘肃省文化局的局长觉得我作为右派分子的子女，不能留在文化系统工作，而应该到基层去继续锻练。便派我去六盘山东面的平凉地区去“锻炼”。我是省文化局系统所有下放干部中唯一被再次下放的干部。据人事科长讲，本来我也是要调回文化局的，有一次局长随便翻阅下放干部名单，看到我的名字说：“还有姓水的！和右派分子水梓不是一家吧？”科长回答说“就是他的儿子”。局长当即通知人事科长－－让水天中继续到基层去锻炼。
三
我离开花海农场的时候，姐姐继续在酒泉的农场劳动。饥荒降临后，她们几个人的任务之一是用架子车拉运饿死的同伴，把他们堆放在一间破屋里，像码放木柴那样，纵横交错层层叠起。那儿干燥而且寒冷，堆放起来的尸体可以保持很长时间。
我的大女儿潞潞出生于“困难时期”，我们用稀薄的面粉糊糊喂养她，牛奶和奶粉之类的东西连想也不能想，她到两岁时只长出了半个牙。但终于长大了。
1961年，我带着学生去庄浪农村“支援灾区春耕”，因为当地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死亡殆尽。我所去的那个生产队饿死了二百多人，最后活下来的大都是一些年青妇女。我们进村后总是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几天后才知道那是人们焚烧小孩尸体的气味。农民的肤色、眼神和他们走路时摇摇晃晃的动态，简直使人觉得来到了梦魇世界。当我们整理洋芋种子的时候，饥饿的农民围着我们，抢食我们削下的洋芋芽。春耕籽种不能交给农民，他们会把籽种全都吃光。当时庄浪、静宁每人每天供应原粮二两，那是十六两一斤的二两，许多作父母的吃掉子女的口粮，最后是孩子先死，大人后死。有些妇女央告长辈，把孩子的口粮给她吃，留她一条活命，将来也许再续子嗣，总比一家人同归于尽好些。这成为相当普遍的选择。每当我看见那些目光呆滞的妇女，总会猜测她是不是曾经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地死去？
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后来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在他死去时，《人民日报》刊登悼念文章，颂扬他为党和人民所做的“巨大贡献”。这当然不是特殊事例，另一个负有重大责任的干部，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后来成为“书法家”，当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在他去世时，更是一片颂扬之声其中不少就发自文艺界知识分子之口。九十年代，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一次座谈会上，听到有书法界的人士大捧舒同，这使我想起1960年的灾难，当场说了一通让所有捧舒同的人下不了台的话。
1963年，我被调去参加农村社教运动的阶级教育展览工作。在乡下，看到了太多的“土皇上”，即那些社队干部，他们对农民生杀予夺，为所欲为。而农民的绝对贫困，更让人触目惊心。我曾去泾川玉都当地最大的地主“庄园”写生，没有想到那里只有两孔窑洞！我问带我去那儿的农民：“这是那个地主家解放前的住处吗？”他告诉我：“他们家几辈人都住这儿。”
“四清”运动期间，平凉文化馆举办美术作品展览，文化馆的干部来找我要画，选去五六幅油画风景。预展时当地公安局长看到作者姓名是“水天中”，就问是不是与大右派水梓有关系。当他得知我就是大右派的儿子时，当场通知宣传部长：“这种人不能参加展览”！当时县委宣传部长牛向乾（他曾是我所在学校的校长）也不理解这样做的必要，他想不通。但这是公安局领导的意见，他只能照办。他安慰我说：“你可以继续画画嘛，只不过是不能署你的名子罢了”。以绘画为职业的我是没有参加展览的权利，发表文章时没有署自己名字的权利的。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人告诉我，当时公安部门在内部掌握着一种“地富反坏右”之外的受监管身份－－“反革命基础”。大右派水梓连同他的家属全都划为“反革命基础”，此后的种种遭遇，都与这一身份有关。
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我就成为工作组组织的批判重点。后来我被工作组划为“三类半”人物，我的处境变得很奇特，革命群众的活动我不能参加，“牛鬼蛇神”的活动我也可以不参加。但妻子李志和已经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的宿舍里里外外贴满了大字报，四岁的大女儿对突然出现的这些东西简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开门的时候弄破了大字报，被说成“阶级敌人破坏大字报”！小女儿当时还在吃她母亲的奶，竟被工作组勒令“禁止”，以此为制服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手段－－每交代一个问题，向毛主席认一次罪，准许她给孩子哺乳一次。我每天傍晚抱着孩子在“教师整训会”所在地＿＿县委党校门外等候，总是等不到批斗会的口号声、叫骂声平息下来。只有到批斗会结束以后，才能把小孩抱进去，再由主持批斗会的文教局干部和积极分子决定是否准其哺乳。这使我进一步懂得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历史书籍和小说告诉我，在解放前的集中营里，女囚犯是可以带孩子也可以哺乳的。
从1966年冬天开始，我的任务被明确规定为制作“红海洋”，从此我与教师中几个细心的“牛鬼蛇神”一起，从早到晚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刷大标语。这些工作一直做到1977年。有好几次，我眼看要被打成“牛鬼蛇神”，都是由于领导运动的人考虑到我是全地区唯一能把毛主席画得很像的人而得以化险为夷。“牛鬼蛇神”们羡慕地说：“老水真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了”！我对所谓“文革美术”知道得太清楚了，我自己就是“文革美术”的参与者。几十年后读美术理论界时贤赞美“文革美术”的文章，觉得真是瞎子摸象。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专横愚昧和残酷大大超过了红卫兵。正是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毛泽东发布了“一打三反”斗争的指示，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平凉有好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被枪决，最小的两个是十三或十五岁，处决之前绑在卡车上游街示众，那个孩子的头顶刚刚露出卡车车厢。他们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判大会上宣布，他们曾经以作文、日记等形式“极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七十年代中期，整个气氛画稍显缓和。1974年夏天，我到刘家峡水库和祁连山旅行写生。在闪耀着银光的雪峰之下，在原始森林里，在裕固族牧人的帐篷中，度过了整个夏天。祁连山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在那样的时代里，仍然有人在雪山和森林间保持着人的洁净和尊严。但那时的陇东农村，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学大寨”热潮。最使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大概是每天傍晚社队干部在有线广播上的开骂，他们用粗野的脏话大声咒骂白天表现不佳的社员。在“学大寨”“改土”工地上，迟到或者不听指挥的社员不分男女，被积极分子“磨”－－把社员推倒，拖着脚在高低不平的地里转圈，直到磨破衣服和皮肉为止。为此曾发生过一个回乡探亲的军官向队干部开枪的事件，他的新婚妻子因迟到而被“磨”。许多社员天黑回家不点灯－－没钱买灯油。
二十几年之后，我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一位“新左派”学者煞有介事地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农村的“黄金时期”云云。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心智问题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1976年的春天，我的妹妹水天光以“拒不参加批邓运动”和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时扬言“这个案就是要翻”等罪名，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迫害致死。在连续不断的批判斗争和生活刁难之后，学校领导宣布她“失踪”。后来她的尸体出现在洮河浅滩里，尸体上有好多伤痕，法医称作“生前伤”。而临洮四中的党支部领导给她加上了“破坏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罪名。在妹妹“失踪”和死亡后，我才真正知道了她的处境。学校党支部完全彻底地将她孤立起来，同事、学生、学校食堂、开水房的工人，全都积极投入对她的“斗争”－－从不准她打开水到辱骂、殴打。唯一同情她的人是一个帮她照顾小孩的农村小姑娘，也受到学校党支部的威吓，要她与水天光划清界限。
我们四出上访、上告，从基层单位、公安局、人民法院一直到中央领导，能够想到的地方全找过了，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回复过一句话。妹妹的惨死，和随后上访上告的毫无作用，以最无情和最直接了当的方式，让我深刻懂得和体验了什么是残酷和冷漠。
接着便是唐山大地震和毛泽东的死。在广播响起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位总是拉长嗓子念两报一刊社论的广播员一句一顿地向大家报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我的邻居兴冲冲地找我：“快喝酒！快喝酒！”他是一位山西老干部，不久前和我聊起历史上专制帝王的结局，法国一位皇帝死去的那天，民众为他的死开怀痛饮，以至全巴黎酒类一销而光。
这一年的好几个月里，我的主要任务从画毛主席像转为设计和制作花圈。我带领十几个女学生，为了各种场合需要制作各种规格和尺寸的花圈。领导和群众对我所设计的花圈的赞叹，显然超过了对我所画的毛主席像的赞叹。这当然不是他们对伟大领袖的不敬，而是对精致工艺和美丽色彩天然爱好的流露。
1976年以后，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改观，人们终于有了一些生活的希望。我想得比较多的是这一场亘古未有的民族灾难的前因后果。我反复思考为什么极权主义统治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畅行无阻，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极权统治的降临。我得出一些悲观的结论：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责。三、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确实将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无保留地贡献给了政治斗争，而且他们在白色恐怖和后来的极左统治中受到很大委屈。但从40至60年代，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主流，实际上是为左的极权统治制造舆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此至死不悔。
从整体看，一代比一代好。新一代中国人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但他们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对极左政治怀有那样高昂的热情，他们会以健全的人的身份活着。水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