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
班长冯大姐的呵护
五十年代初我就读的学校， 校部设在西郊，城内的铁狮子胡同和海运仓两个校址也各有三个系。我就读的经济系在海运仓，二年级开学不久，得知沈阳银行有位同志来北京总行办事，他是我原单位的基层领导，便想抽空去看望。一个周六晚上，铁狮子胡同那面演露天电影，住在海运仓的同学们都结队去看电影，我便去了总行招待所看望朋友。知道他平时爱喝几口小酒，临去时还特意买上两瓶葡萄酒。到招待所捕个空，今天上午，他办完事急着回沈阳了。
我提着两瓶葡萄酒回到学校，没有钥匙进不了宿舍，去铁狮子胡同看电影吧，要走十多分钟，而且电影也演一半了。我正犹豫，看到宿舍门外有把椅子，便坐下。呆得无聊，就将葡萄酒起开一瓶，尝一小口，酸中带苦带甜，味道不错，又连着喝上几小口。我当然不会喝酒，只是觉得这葡萄酒不辣，多喝点没事。又连着喝上几小口，不知不觉地醉了。也不知什么时候瘫睡在地上。
当我一觉醒来，发现开着灯，迷迷糊糊地隔着蚊帐看到了床头电灯开关线，便伸手一拉将电灯关了。可又不知为什么，大热天自已穿着衣服睡觉，，便将衬衣扒下，又想脱长裤，可实在太困，还没脱就闭上眼睛睡了。突然电灯又亮了。我本来没睡实一惊醒来，睁眼细看，发现这蚊帐不对，不是我那长方形蚊帐，是个吊在棚上的园形蚊帐。更让我吃惊地是隔着蚊帐看到，有几个女同学在桌边坐着看书。我立刻醒酒了，知道这是女生宿舍，睡的床是班长冯大姐的床，也没顾得拿衬衫跳下床就往门外跑。在门边看到两个葡萄酒瓶子，心里明白了一切。这是我喝醉酒，被班长冯大姐发现，男宿舍门打不开，同学们看电影没回来。只得将我扶到她的床上睡了。冯大姐是班长，在班级里年龄最大。全班三十个人虽然年岁上下不差三岁，按出生日计算，我年龄最小，是班里的小老疙瘩。
第二天，同学们开顽笑叫我，“醉迷糊”。原来电影散场同学们回来，冯大姐看我睡的正香，没叫醒我，让我多睡一会儿。室内的几个女同学，只得看书等我醒来。
一次团员小组会上，冯大姐批评我，不会喝酒不该喝酒，醉酒伤身，醉倒在走廊里多丢人，以后可不能再喝酒了。又对同学们说，“以后谁也不准叫醉迷糊，不能随便给同学起外号。谁要再叫醉迷糊，我就和他急！”
在小组会上，我红着脸作了捡讨。几个女生在偷偷地乐......
班级里游泳测试
五十年代初，我在北京读书。一，二年级有体育课，三年级实行“劳卫制”锻炼，四年级基本上是靠个人自由锻炼了。实行劳卫制体育，要求的既严格又宽松，有几个大的项目必须达标。比如男生不计时的万米长跑（女生五千米），和不计时的五十米游泳等项目。那时我们都是在课余时间去锻炼，常常围着四百米广场跑上二十五圈，累得气喘吁吁地迈不动腿。或是到游泳池里去学游水。然后集中测试，测试合格后，体育老师做下记录，每人还发一枚盾形，刻有“劳卫”两个字的小证章。
记得，有一次我们班级在游沪池进行游泳测试，男生六人一组同时进行。当一组同学在发号枪响后跳入水中，泳池里立刻掀起浪花，象似几条海豚在游动。虽然没有计时要求，体育老师还是手拿秒表记录着。可是六个人游到对岸，体育老师也不按秒表还在楞楞的瞧着，脸上显出吃惊地样子。等六个同学走回来，老师才说声，“不错，全都测试合格。”然后对一位叫戴兴的同学看了又看说，“你再游一次给大家看看。”戴兴听了，又莫名其妙地跳下水，向对岸重游过去。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戴兴游泳的样子真逗人，可笑极了。既不是通常的蛙式，仰式，蝶式，侧泳，和自由式，更不是民间用的狗刨式。而是前面两手用自由式，后面两腿用蛙式，动作起来还满协调，速度也很快。大家看着这种怪样子，乐得前仰后合，还夹杂着一片掌声。体育老师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那知戴兴一个猛子扎下水就不见人影了。同学们正在着急，戴兴潜游到对岸又露出水面。一个鹞子翻身又游了回来。
经过老师询问，才知道，戴兴从小生长在水乡，是个游泳高手，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他会多种游泳方法，才玩出这种手脚不协调，别人不易掌握的花样来。平时我们都蒙在鼓里，还以为戴兴也是个旱鸭子呢。同学们知道后一阵起哄，当着老师的面，硬将戴兴推下泳池，让他泡在水里不准上来......
孵鸡雏
奶奶忙着攒鸡蛋。家里有只老母鸡整天“咕咕咕”的扒在窝里叫个不停，撵都撵不走，奶奶说，“这鸡要抱窝了（孵小鸡）。”便开始攒每天下午产的蛋，又说母鸡上午产的蛋抱窝出公鸡，下午产的蛋抱窝出母鸡，谁不想多孵些母鸡，能产蛋呢。有一天奶奶不在家，我看见爷爷用大手拿着四个鸡蛋，偷偷地将奶奶攒的蛋给替换了。我问爷爷，“你拿的是什么蛋哪？”爷爷看看四周没人小声答，“这是母鸡上午产的蛋，多孵出公鸡能吃肉。”我一听乐得直拍手。
奶奶在一个用草编成的筐型窝里，装上十多个鸡蛋，把窝放在南炕的一角上，老母鸡便扒进去抱窝了。除了吃食以外，整天在窝里孵着蛋，甚是辛苦，尽责。不知过了多久，可能是二十多天吧，我放学回来，发现老母鸡领着十多个拳头大毛茸茸的小鸡雏，在院心寻食吃呢。我又惊又喜地问奶奶，“小鸡出蛋壳了，有几只呀？”奶奶说，“十六个蛋，两个寡蛋，出了十四只小鸡。以后你看着点，别让猫给叼去。”我爽快地答应了。
小鸡雏一天天长大，爷爷偷着乐，奶奶常看着小鸡皱眉头。十四只小鸡雏丢了两只，剩下的十二只小鸡里有六个长的特别大，大长腿，头上小冠又高又红。有一天我和爷爷奶奶都在院心看小鸡，奶奶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出这么多小公鸡头，看来下午产的蛋会孵母鸡，这方法也不灵呀。”我在一边搭腔说，“是爷爷…”没等我把话讲完，爷爷把话过去说“是我刚用小米喂了鸡，不用再喂了。”又抬手对我一挥，去进屋看书去，别总逗鸡玩。我笑着跑进屋了。
前窗外用土坏砌个鸡窝，这可热闹了，每天天不亮，六个小公鸡如同六重唱，咯咯咯的啼鸣，吵得睡不好觉。爷爷却不在乎照样能睡。奶奶被吵得没办法，一周里连杀了两只鸡。吃饭时，爷爷递给我一块鸡胸脯肉，看着我大口大口嚼着鸡肉，问，“是鸡肉好吃，还是鸡蛋好吃？”我嗯嗯的答，“鸡肉香。”爷爷笑了。
入冬时节，外祖父来家走亲戚。奶奶杀只公鸡招待外祖父。外祖父临走时还给带去两只肥公鸡。这回家里只有一只大公鸡，每天早上公鸡啼鸣也不那么吵了。可是不知为什么，爷爷天天早上三，四点钟就坐起来抽旱烟，有时夜里下小雪，爷爷早早地就出去清扫院心的雪。奶奶也纳闷，有一天奶奶追问，“早上不睡觉，起来折腾啥？”爷爷隔了半天才答，“听惯了公鸡吵叫，现在一安静，反而心里不踏实，睡不着觉了。”奶奶听了笑弯了腰，我在一旁说，“明年母鸡抱窝，多换上几个普通鸡蛋，多出点小公鸡又吃肉又啼鸣，真好。”奶奶一惊，“什么？你们给调换了鸡蛋？怪不得孵出这么多公鸡头。”我低下头没敢吱声，爷爷笑着说，“吃了嘴短，拿了手软。你不是也吃了公鸡肉吗。”奶奶气的一甩袖子出去了，我冲着爷爷伸伸舌头。
黄泥小老鼠
那年我六七岁，淘气。入秋后，家里收获三麻布袋土豆（马钤薯），父亲对家里人说，“今年土豆不多，去了留种子只剩下两袋，得节省着吃到来年开春。”又看着我和小妹说，“你们别乱祸害，别总想烧土豆吃。让我看见小心扇你们的嘴。”我和小妹躲到奶奶身后没敢吱声，小妹吓得直伸舌头。
农民秋后卖了粮，手里有些买针头线脑的余钱，走村串街的货郎担子也多了起来，“梆啷梆啷”的货郎鼓常常在门前响。有一天奶奶叫住货郎担子，想买一把木梳，我和小妹也跟了出去。生活在山村的孩子没见过世面，看到货郎担子里各式各样的东西，样样新鲜，如同货郎担子担来了整个花花世界。奶奶买一把又厚又长的大木梳，又给我和小妹每人买个黄泥烧制的玩具小老鼠。这小老鼠从脑袋到屁股有个小孔，用嘴一吹会发出“吱吱”叫声。我和小妹高兴极了，头回见到这么漂亮的小玩具。听奶奶讲，这小老鼠是用黄泥捏成型，再用火烧制的。过后我也想做几个试试，可我们这里没有黄泥，遍地都是黑土。我和小妹便合了一堆黑泥，一连做了七八个都不象老鼠。后来到底做出两个有头有尾的大老鼠，偷偷地放在做饭的锅灶下，用火埋起来。我知道准能烧好，我和小妹嘴馋，瞒着家里人在锅灶里偷偷地烧过土豆吃，土豆能烧熟泥老鼠也能烧干哪。
母亲做晚饭时，锅灶里往外倒烟，被呛得直咳嗽，便说，“这灶膛怎么不起火了，柴草也不湿呀。”父亲走过去用烧火棍在灶里一搅，发现两个湿泥蛋蛋。知道是我干的，就把没烧成的泥老鼠掏出来给扔了，还骂了我一顿。
又过了两天，没到吃晚饭时就饿了。我和小妹拿两个大土豆，偷偷地埋在锅灶下烧上。灶里火少，我和小妹翻看两次都没烧熟。母亲做饭时又说，“这灶膛的喉咙眼象是被堵了，柴草塞进去不起火呀。”父亲听了在一边说，“准是那两个小崽子，又烧上湿泥蛋蛋，把锅灶的出烟口堵了，你用烧火棍往里面通一通就行了。”我和小妹在厨房外听见了，吓得转身就跑，这可不得了，灶里烧的是两个大土豆，父亲是不让烧土豆吃的。烧泥老鼠挨了骂，要看到烧的是土豆，还不得挨揍呀。
直到吃晚饭时我和小妹才敢回来，看父亲的脸色没什么两样，也没骂我们，这才放心地坐下吃饭。天黑了，我想灶膛里烧的土豆没被父亲发现，不知还在不在，就让小妹拿烧火棍子到灶膛里找一找。不一会儿，小妹手拿两个黑黑的园蛋蛋回来，我接过来一捏，“啪”一声碎了。土豆瓤被烧干烧化了，只剩下个黑黑的硬壳。再看一眼小妹的双手和自已的手，也是黑黑的......
爷爷的旱烟袋
爷爷抽旱烟，有支一尺六寸长的旱烟袋，半透明的白玛瑙烟嘴，乌木杆黄铜烟锅。还有个木制的类似大碗一样的烟盔，里面装着半盔黄烟丝和火柴。在炕上放着。家里老一辈人中除了父亲不抽烟，奶奶和母亲也抽旱烟。不过他们的烟袋可没有爷爷的烟袋杆长，都是一尺左右。那时候不用烟灰缸，抽完的烟灰随便磕在地上。
一次回家的路上，我和比我大两岁的程大发一起走，我们都住在村子东南角上，放学是同路。在路上我拣到个朝族人用的小烟袋。这烟袋特别好看，只有六寸长短细细的，烟袋嘴，烟袋杆，烟袋锅，三位一体用黄铜焊在一起。我高兴地拿着给程大发看，程大发接过去看了半天说，“拣这个不吉利，可不是好兆头。”我一把夺回小烟袋，“瞎说！有啥不吉利的。”程大发很认真地说，“你没听人讲，做梦梦见烟袋就倒霉吗。梦见烟袋第二天准会不顺当憋气。梦到烟袋都憋气，何况你拣到烟袋呢，扔了吧。”我忧豫了，程大发说地话我信。他个头比我高，学习比我好，我崇拜他。我可不愿意倒霉憋气，一狠心，随手把小黄铜烟袋撇扔到路边上。便大步往前走着。就在这时听到程大发的跑步声。我一回头，他把黄铜烟袋拣起来拿跑了。我不在乎地“哼”一声，暗想，你拣你就倒霉憋气去吧。
回到家一看，山下住着的外公来了。还给我带来一些山核桃，榛子好吃的东西。我走过去，外公用手摸着我的脑袋瓜子问，“念书好不好？”我爽快地答，“好！再有半年就上二年级了。”外公又夸我一番，说我聪明。然后拿起烟袋装上一袋烟，摸起烟盔里的火柴盒一看，空盒没火柴了。便把烟袋递给我，让我到炕头坐着的爷爷那里去对火（把两个烟袋锅对扣一起，同时吸，有火的烟锅将没火的烟锅点燃）。我拿着外公的烟袋走过去，本应慢慢地将烟锅歪过来，对扣在爷爷的烟锅上，可我把烟锅倒过来，没等对扣在爷爷的烟锅上，烟丝全撒在地上了。我又拿回来，由外公重新再装上一锅烟，再到爷爷那里对火。火对着了就是火小，我怕灭火，转回身猛吸了一口，好辣！被呛咳了，嘴里叼着烟袋，一锅带火的烟丝象放烟花，全喷了出去，父亲在凳子上坐着，正巧喷在他腿上。父亲扑去烟火，回手要揍我，被外公拉开了。但一顿骂还是没躲过，骂我笨，傻乎乎的书白念了，烟袋对个火也不会。人从小看大，长大了也是个笨虫！我躲在外公身边不敢吱声，心想，今天真憋气，挨顿骂，都是拣那黄铜烟袋惹的事。不过我想，程大发把小烟袋拿走了，可能比我更憋气。他爹可能会揍他呢……
爷爷的大折扇
扇子有多种，有折扇，团扇，蒲扇，以及由折扇演变出的各种专用扇子，还有现代的电扇。可是对我记忆最深地扇子，是爷爷的八骨大折扇。一般的折扇有二十多骨，可爷爷的折扇特别大，竹制，一尺半长，只有八个骨，扇面的纸也厚实。一面绘着山水和一位老者坐在岩石上，另一面是草书的诗文（记不得是什么诗了）。每到夏天，爷爷拿着它扇风，时不时地把扇子冷不丁甩开再合上，会发出很大的“哗哗”声。
就是这把大折扇，让我想起来就头痛。小时候我很笨，做事笨，读书更笨。那时候读书讲究背书（背课文），特别是背日语课文，总也记不住。头天记住了，第二天上课老师一提问，又忘了。有时为了背课文，睡前爷爷让我坐在桌前，睁着眼睛念，闭着眼睛背。爷爷手拿八骨大折扇坐在身边陪我。晚间屋里闷热，爷爷常用大折扇在我头上煽几下子。一阵阵凉风能提神。可我闭着眼睛背课文，也常常打嗑睡，甚到头一歪睡着了。这时爷爷的大八骨扇子又有新的作用了，就听“叭”一声，大八骨折扇便打在我肩头上。虽然不是很疼，但响声很大，把我吓的一机灵便醒过来。立刻又接着幌动身子背课文，有时把课文背得衮瓜烂熟，只是头尾好乱套，把课文前部当尾，把后部念到前头去。熟的象一锅粥。
有一回，我把爷爷的大八骨折扇给藏了起来，免得挨打。这下子可好了，背课文时我睡着了，爷爷也睡着了。灯油也熬干了。第二天到课堂上不会背课文，挨了批评，还被老师罚站了一堂课。后来，我把藏起来的大折扇，又还给了爷爷。
一串红菇娘
北方有一种野生的菇娘，秋天熟透时，外皮红，果红，果汁也是红色。吃一口酸中带苦，苦中带甜。如果经过霜冻再吃，凉凉的甜味更浓，清心解火。这菇娘虽然是野生，并不长在荒野中，是生长在农田里。因数量少，人们除草时见到它，都会留下来。有一年秋天，父亲割玉米秆时，拿回很多红菇娘。由奶奶用线绳串成红红的一长串，挂在屋外的东窗边上。这一年秋天，还收获几十斤红辣椒，也由奶奶串成十几串，挂在同一个地方。
那时我虽然上学读书了，但总也改不了嘴馋，每天放学回来总去揪一个吃。有时特意揪两个，给小妹一个吃。不然被她看到会告状，告诉奶奶我不怕，要是告诉父亲就得挨骂了。不到半个月，这串红菇娘就被吃断空了，只剩下大半串。我怕被家里人发现，摘一串红辣椒挂在那儿，把大半串红菇娘藏在辣椒串子里。反正都是红红的谁也不太注意。过后，还是照样偷着吃，因为菇娘已经不多，也很少给小妹摘着吃了。那串菇娘挂的很高，小妹个头矮，自已摘不到，常生我的气。
有一天放学回来，发现菇娘串下放着个小木凳子，菇娘串上有两个菇娘红红的外皮裂开了，红果半裸着。小妹就站在那里，我知道是她干的，瞪她一眼说，“嘴馋！踩凳子跌掉门牙，可什么都不能吃了。”小妹回我一句，“你不馋，不馋就别摘红菇娘吃！”我笑着把两个裂开皮的菇娘揪下来，扔给小妹一个。小妹又顺手塞回我手里说，“我才不馋呢。”转身跑走了。我把两个菇娘一齐扔到嘴里，一合牙，随后一跺脚，“啊”一声，全吐了出来。嘴唇和舌头被辣的都发麻了。是小妹往菇娘上涂了红辣椒汁，我正想抓住她示问。
一回头，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站在屋门外，小妹躲在父亲身后“哧哧”的笑。我没敢吱声，张着大嘴哈着辣气进屋了。知道父亲在惩罚偷吃菇娘的馋嘴呢......
鸡蛋换小葱
小时候我很笨又嘴馋。村里的地主耿家，在南门外种一片菜地，春天种的是和水萝卜。专门外卖。母亲常让我拿两个鸡蛋，去换小葱或是换水萝卜。两个鸡蛋全家六口人不够吃，用两个鸡蛋换回三斤小葱，就足够全家人吃了。可我去换菜，不管换啥，换水萝卜在路上吃水萝卜，换小葱在路上吃小葱。每次换回来母亲都说，“这两个鸡蛋换三斤葱，够三斤吗？” 我听了不吱声，心中想够不够就是这些了。换水萝卜时母亲抱怨地说，“怎么换的越来越少了。两鸡蛋就换几根小水萝卜。”我还是不吱声。要说出我在半路上吃了，还不得挨骂呀。可这事小妹妹知道，她替我瞒着也没说。后来母亲不知是怎么知道了这事，再不让我去换，训斥我嘴馋，就知道傻吃，没出息。从那以后便让小妹妹去了。为这事小妹妹背地里擂我好几拳头，埋怨地说，“你偷吃，我替你瞒着，现在可到好，拿我做替身了。”我听了拍手叫好，“这回我可闲着了，由你往南门外跑吧。要是碰上下雨天，你还得光着脚丫子踩泥巴。”
初夏一过，地主种的小葱和水萝卜，卖完了，又播上了茄子，辣椒等秋菜。小妹妹也不用再往南门外跑了。可是北门里的张家豆腐房开业了。家里又用黄豆换豆腐吃。母亲对我说，“北门里路远，拿黄豆换豆腐这活由你干了。”我只得点头应下。小妹妹高兴地说，“张家豆腐房在北门里，要比葱地远。这回该哥跑远路了。”我向小妹妹一皱鼻子，“哼”一声。不知母亲什么时候站在身后，对我训斥地说，“这回看你在路上还吃啥？总不会换回半块豆腐吧。”小妹妹大声说，“哥不会吃一整块豆腐吧。”母亲接过话来，“他敢！他嘴馋也没那个胆！”
奶奶讲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在北方，冬夜特别长，晚上五点钟黑天，第二天早六点才放亮。儿时家里穷，为了节省灯油，每天早早地就睡下。那时家住的是三间草房，我和爷爷奶奶睡西屋，小妹和父亲母亲睡东屋。每晚躺在烧得热乎乎的土炕上，一时半会儿睡不着，我就缠着奶奶给讲瞎话（故事）听，有时一个瞎话没听完也就睡着了。可是有一个瞎话让我久久地记住了，没忘。
奶奶说，“听古人讲，用黄布做双新鞋，鞋底纳上365针，鞋帮绣上一条龙。等到八月十五日月园时，拿着鞋对着月亮拜月，再把鞋放在灶王神像前供奉100天，每天早晚各烧三柱香。然后穿上这双鞋，就可以横度大江大河，成为飞鞋……”
我听了觉得神奇，而且这办法也简单易行。心里总想也有那么一双飞鞋。还将制做神奇飞鞋的办法，告诉了小妹妹。说来也巧。有一天母亲拿块青布剪鞋帮子，要给我和小妹做鞋（那时穿的衣服和鞋都是自家手工做）。我奏过去对母亲恳求地说，“妈，你用黄布给我做吧，我不要青布做的鞋。”母亲瞪我一眼说，“胡扯！你想当小和尚，穿黄布鞋。”小妹在一旁插嘴说，“我知道，哥想要做能过大江大河的飞鞋。听奶奶讲，得用黄布做的鞋才行。”我推了小妹一下，不让她说。小妹一扭肩膀，“我偏说。”然后把奶奶讲的瞎话当母亲学了一遍。又说，“我才不信呢，能有这样的飞鞋。”
母亲听了笑着答，“有！真有这样的飞鞋。”“看看，咋样。妈都说有呢。”我心里好激动，对小妹皱皱鼻子，还敢不听奶奶的话。母亲又说，“这鞋不用黄布，什么布做的鞋都行。你呀，你呀，六七岁了真笨。”
“奶奶说是要用黄布，八月十五还得用鞋拜月，还得烧香供奉一百天呢。”我解释一下。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看着我说，“旧历八月十五日再过一百天，就进腊月门了，十二月份大江大河都结冰上冻了，穿什么鞋都能过去。你这脑子就转不过弯来。”我听了“啊”一声，一屁股坐在炕边上，半天没讲出话来。小妹幸灾乐祸看着我笑，。我小声说，“是奶奶骗我……”
第二个故事
三姑家住在哈尔滨，姑夫早年英逝，扔下三姑和仲珊表哥相依为命。表哥中学毕业后，在铁路上工作，姑母在外面找些另活干，两口之家也算宽裕。大约是一九四三年（记不准了），三姑来信说，“表哥已经订亲了。”奶奶由乡下乘火车去哈尔滨，去看未过门的外孙子媳妇。因表哥上班，三姑亲自将奶奶接到铁路住宅区的家里。三姑在屋里忙乎一阵子，安排好奶奶在家里休息，便出去买酒菜。
外面不停地传来隆隆地火车声，黑烟从房上飘过。奶奶往屋里屋外看一眼，这是砖瓦结构的平房，里外两间，三姑住外间，表哥住里间。整洁清静。就在这时，奶奶隐隐约约听到里屋有个姑娘在小声唱歌，里屋门关着，奶奶侧耳再听，一股甜美的嗓音传出来，真好听，只是歌词不太懂，弄不清唱的是啥内容。奶奶心里明白，这准是外孙子的对象在屋里，仲珊都快二十岁，是该娶媳妇了。这姑娘也不知长的啥样，准是个俊俏的小美人。外婆来了不好意思出来相见，便一个人呆在里屋。奶奶想到这里站起身，要推门进去看看，突然间姑娘又不唱了，奶奶也停住脚，没想到城里的姑娘还怕羞，算了，不见也好，早晚得见面，便返回身重新坐下。可是心里总是放不下这外孙子媳妇。
三姑买菜回来，一边忙着做菜，一边向奶奶问这问那唠着家常。吃饭时奶奶才发现，里屋的姑娘不知啥时候走了。真后悔，只顾闲唠没注意到这姑娘腿脚快走了。饭后奶奶到里屋看看，屋里有张铁架单人床，有张大木桌子。桌上放着台灯和书，还有个扁方型大木盒子，盒子的一面有手摇把手，上面有个弯脖子喇叭，城里的东西就是古怪，奶奶不知是干啥用的没敢碰。走出里屋对三姑问，“桌上的大木盒子是干啥用的呀？”三姑答，“你外孙子买的留声机（唱机），刚才出去买菜，还给你放唱片，让你听歌呢。”“这东西能唱歌？”奶奶疑惑地问。“不但会唱歌，还能唱京戏呢。”三姑笑着说。
奶奶一屁股坐在炕边上，半天没吱声。心想，这东西真神了，唱的歌和真人没两样。这么说，唱歌的姑娘还没走，城里人用的东西真让人没法琢磨…
突然屋门开了，走进个漂亮的女孩。三姑拉着女孩的手指着奶奶说，“快叫外婆。”女孩一声清脆地嗓音，“外婆好！”奶奶乐得合不拢嘴了，心想这比刚才唱歌的声音还甜，仲珊这孩子有眼力呀。
第三个故事
天气一冷一热，变化无常，昨天还是零下三度，今天就突然降下大雪，气温也连降六度。老伴感冒了，头痛，低烧，还反胃。她想吃中药，由小女儿陪着下楼打车去了市中医院。大约三个小时左右，门钤响了。我一开门，吓一跳，是女婿将老伴背了回来。一去是自已走，回来得人背，这是得的什么病呀？我接过诊断书还没看，老伴坐在沙发上说，“一进中医院的门诊室，大夫就说，脸色发白是血压偏低。诊断结果是严重地低血压。给开了八付中药。”我把老伴扶到床上躺下，安慰她别着急上火，有病慢慢治。可这一躺下就两天没下床。星期天，在医院当大夫的弟弟来了，他了看诊断书说，“没啥大事，一般性血压低。多喝点猪肉大骨头汤就行了。”我听了半信半疑，医院的大夫，家里的大夫，到底听谁的？
第三天锅里的大骨头汤刚熬好，老伴闻到香味就精神了，没等喝汤病就好了。不头痛，不反胃。能下地，能吃饭，能走动了。我无奈地说，“这低血压可是个馋病，大骨头汤还能顶药吃。不过这病来的快，好的也够快呀。”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奶奶讲的一个故事了。
奶奶讲：从前有个老太太信宗教，吃素念佛，不杀生。一次去自家的菜地里摘豆角和茄子，突然间天空乌云滚滚，闪电雷呜，要下雨了。老太太怕雨淋，提着半筐豆角，顺着田垅就往地边上跑，路过茄地时脚下没看准，只听“叭”一声响。老太太一低头，是个蛤蟆被踩死了。老太太叹口气，后悔莫及，几十年吃素不杀生，今天却踩死一只蛤蟆。回到家就病了，吃什么药都不见效。后来老太太叫来女儿，让她去茄子地里，把踩死的蛤蟆用土埋了，也算是有个交待。
她女儿从菜地回来说，“找遍了茄地，也没找到被踩死的蛤蟆，就找到一个被踩碎的小茄子。”老太太听了，啊一声，吐出一口黄痰，病立刻就好了。
奶奶讲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心病，比起实病，更害人哪！
种花
小时候，家里的前窗外，用木板围起六，七平米的一块花池子。春天播上各种花草，有步步高，芨芨草，扫帚梅，细粉莲等等。下过几次雨后，小花苗便从地下长出来，绿绿的，密密的，宽叶的，窄叶的，将地面盖得严严实实。母亲在小花池子里一边往下铲多余的花苗，一边埋怨我说，“花种撒的太多，出苗太密，这花还能长高吗。”我听了没吱声。母亲把花苗每棵都间开十厘米左右的距离，才从花池子里走出来。可地下扔着一大堆拔下的小花苗。我看着这些扔掉的花苗怪可惜的，不顾母亲的反对，拿着全栽到门前的小菜园子里。这小菜园不大，只有半个排球场子大小，原已栽上辣椒，茄子，黄瓜，现在又在各种菜苗中间，插栽上了各种花草。
盛夏时，茄子结妞，黄瓜结瓜，辣椒也有尖尖的小青椒了。菜园里的花和窗前的花都开了，万紫千红，蝴蝶翩飞。我和小妹妹看着特别高兴。我还不自主地对小妹妹说，“我要不栽到园子里，都被母亲给扔了，多可惜。看！现在多美呀！”整个门前窗前全是花了，我每次放学回来，都到园子里转一转。看着花，想着自已能干，聪明，会想办法。就连母亲都没想出这个好办法来。
有一天放学回来，刚走到院门外，听见邻家大婶和母亲闲唠喀，邻家大婶说，“哟！这院子成花园了，多漂亮啊。明年也给我点花籽，往菜园子里撒籽种上花。“有啥好看的，招蜂引蝶。茄子不结了，辣椒不长了。这扫帚梅长有三尺高，细粉莲横长一大堆，遮阴挡阳，又同菜秧争地肥，青菜都不长了。”“是吗。这么说菜园子不能种花呀。那就把花拔扔了，还留它干啥。”邻家大婶说。“往年夏天青菜够吃，今年就不行了，还得外买菜。”母亲手里洗着青菜顺口答。我听了心里“咯噔”一声，低着头走进屋，看着院里的花再也高兴不起来。
第二天吃完早饭，小妹妹来到院心一看，大喊，“哥，你快出来看哪！不知谁把园子里的花全给拔扔了。”我听了没吱声，在水盆里洗完沾满泥土的手，背起书包上学了 。
朱德副主席来到学校
一九五四年学校放暑假，我没有回家。在近两个月的假期里，除了在学习班学练小提琴，就和同学们疯玩，还义务清除校园内的杂草，去紫竹林公园挖沟，排水，清泥。整个假期过的也算丰富多彩。
开学的前一天，我们在校的同学，帮工人师傅在广场搭起临时用的开学典礼大会主席台。开学当天，我拿球场画线器，在主席台前面，画出十几条30米长4米宽的长方形框框，这是开会时，各系入场后的指定位置。忙完后，各系进入会场。我便在前面随便找个地方站着，听吴玉章校长新学年开学典礼的讲话，没回到本系的队伍里。
突然间“嘎”一声，身后停下三辆中吉普车，车上跳下很多荷枪实弹的战士。迅速地，脸朝外每隔三米一人把会场包围起来。我不知啥事，正吃惊，又有两辆黑色轿车开到主席台后面。一分钟后，全场暴发出雷鸣般地掌声。国家副主席朱德同志出现在主席台上，正同校长吴玉章握手。朱德副主席上穿白衬衣，下穿黄呢子有背带的军裤，满面红光的冲台下招手，大声说，“同学们好！”下面又是一阵掌声。吴玉章校长讲完话，在学校领导的要求下，朱德副主席对同学们也讲了话，对青年们提出殷切地希望和要求（浓重地四川口音，没有全听懂）。大会结束前，朱德副主席在同学们的掌声中，提前离开了会场。广场四周的战士也全撤走了。
这是我见到朱德副主席面对面最近的一次。虽然每年五一节和国庆节的全市大游行，我们学校，都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会场，抬头可见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游行结束后，又涌向御河桥边向毛主席欢呼，但离中央领导仍有几十米的距离。只有这次距离最近。当晚我们都激动地难眠，第二天，各班级召开团小组会，畅谈朱德副主席对我们年轻人的关怀和企望，座谈吴玉章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这是五十二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象是在昨天，仍然感到满足和幸福。
枯井
小时候听老人讲，从前家住松花江北岸不远处，有祖上传下来的三垧土地赖以生存。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后，修一条从哈尔滨至佳木斯的铁路。这条铁路正从我家的地里穿过，修铁路，挖土方，栽树木，三垧地所剩无几。当局给些赔款了事。后来家里搬到小兴安岭的山下。用修铁路占地给的少得可怜地赔款，在离村三华里外，又买了两垧地耕种。
山区人少，自家的地离村又远，在这荒山遍野，我一个人从来不敢去田里。每次去田里摘豆角，掰玉米，都和大人一起去。这田里最让我发悚的，是一口长着蒿草的枯井，井深只三米左右，干枯没水。不知为什么，我往井里一看就害怕，会联想到有井就会有人住，那现在人到何处去了。第二年，父亲用小牛车在地边的荒草甸子里，运来几车土把井给填上。可是更让人奇怪地是，不是把旧井填平了事，而是把井填平后，上面还留个土包，枯井是没有了，却变成个孤坟。我看父亲填井时还烧了些黄纸。我问父亲为什么这样做，父亲闭口不答。打这以后，我一个人更不敢去田里了，孤坟比枯井更让人发惧。
1945年8月日本国投降撤离了中国。1946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人民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当时我家是中农，土地没动，仍归自家耕种。这时父亲才讲出原委。先前这一带是自然村，山边上住着很多人家。这块田地上住着一家三口，务农为生，狩猎填补衣食。1936年，日本人为割断老百姓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强迫老百姓并村居住。田里这户人家恋地不走，房子被日本人给烧了，老少三口人都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扔到井里。
父亲填井时，我还小不懂事，这段事不敢对我讲。怕我再传出去被日本人听到了惹事。至到光复后才敢说给我听。不过那时候我到田里去，已经不再害怕，也许是人长大了的原因吧。
童年的枕头
不管是谁，睡眠都离不开枕头。实际上“枕头”两个字是被颠倒着使用，明明是人的头在上面，被枕物在下边，应该叫头枕，不是枕头。但无法考证前人为什么，却颠倒过来叫“枕头”。
半个多世纪没用过童年时的枕头了，那时的枕头样式和现在不同，是长方形大个头。有七十厘米长，高宽各二十厘米左右，用青布缝制，两头用丝线绣着花鸟或福寿的枕头顶子，内装稻壳。当然，小孩用的枕头要比这小得多了。每当睡觉时，头部放到头下，就象头下枕着一捆稻草，松软空虚，有一种身处旷野草原中，心旷神怡的感觉。这种枕头已有五十多年没用过了。记得童年时，爷爷讲过的一个有趣地小故事，讲地就是枕头。据说一家人夜里睡觉，有个小偷在前窗下挖个洞，想爬进来偷东西，那知小洞正挖在这家人的炕上。小偷刚把脑袋伸进来，炕上睡得迷迷糊糊地女主人，一睁眼看到脚下有个人头在动，以为是自已的男人，说句，“睡觉也不枕枕头。”就拿起个枕头塞在小偷的头底下，又呼呼的大睡了。这小偷的手还没伸进来，洞口小，头又被枕头卡住动不得，结果是出不去进不来。第二天就乖乖地被捉了。不过幸亏这家男主人夜里睡得踏实，如果有小动作，小偷不看也得看更尴尬了。
现在，这种枕头在北方仍然能够见到，但不是大人们使用，而是新生儿的特权了。一种用花布制作，长不足二十五厘米，宽高不足六厘米，内部装着食用的小米，拿起来沉颠颠地的小枕头，是专给新生儿使用。给新生儿用这种枕头有什么好处，不得而知。也许是每个小孩一出生，就会去体会一次老祖宗使用过的枕头吧。
如果，现在摆在眼前有两种枕头让我选择，选旧的不合时宜，选新的又怀念旧的。
人哪，这一生总是在矛盾中，思索中......
追捕野雉
西北风呼呼刮着，雪片高高的堆在帽子上，象古代武士的头盔。我从大雪壳里伸手将小胖子拉出来，他眉毛鼻子上全是雪，一只手里还抓着几根长长的雉尾翎。这种大雪壳（东北话），是荒野里两三尺深的积雪，被风吹日晒，表面形成厚厚地一层硬壳，能承受很大重量，人站到上面也不会塌陷下去，一跺脚会发出崆崆响声。
小胖是邻居又是小学同班同学。有一次，我们各自拿着廉刀，拉着在小雪上行走地爬力，搭伴到野外去割柴草。山脚下是望不到边的大草原，柴草被积雪埋着只露出半截，割草要把刀伸到雪下去，很费劲。天冷刚开始干活时，冻手冻脚，手被冻得象猫咬的一样痛。但割上两三捆柴草，身子会暖和些，手脚也感不到疼痛了。只是西北风夹着雪粒扑在脸上，象沙子打到脸一样，发痛又睁不开眼睛。
我和小胖割到一堆小树丛边上，突然“咕噜噜”一声，从雪窝里飞出一只五彩斑烂的雄性野雉。在这静静地荒野里，冷不丁把我们吓一跳。当我们醒过神来，扔下廉刀就去追（上世纪四十年代，不知保护野生动物）。野雉飞行能力差，飞不到两三米高，飞上二三十米远就得落下来，加上风大就更飞不起来，雪深又跑不快。在当地有大雪天追捕野雉和追捕野兔的狩猎习惯。
野雉在前面飞一段，落下跑一段，我们俩人在后面紧追不放。绕着圈子足足追有十多分钟也没捕到野雉，我和小胖真地跑不动了，呼呼带喘，帽盔里散发着热气。，野雉可也飞不起来跑不动了，一头扎在一条雪岭子下的雪窝子里。我和小胖又赶紧追上去，小胖跑在我前面，刚伸出手到雪窝里去抓，野雉“卟啦”一声又飞了，小胖子脚下一滑，踩陷一块雪壳子，跌了下去。
这就是开头的一幕，我从大雪壳里伸手将小胖拉出来……他一只手里还抓着几根长长的雉尾翎。小胖拍拍身上的雪，喘着粗气，一跺脚说，“又让它逃了。”可我看着自已棉裤膝盖下，被小树枝划破的一条长口子，露出了黄白色棉花，心想回家准得挨骂了……
回家的路上，我和小胖并排拉着小爬力，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踏雪声。小胖看着插在爬力上的几根雉尾翎，突然说，“这野雉没了尾巴更飞不动了，当时再撵一阵子准能捕住它。”我听了没吱声，只想着回家又得被妈妈训斥，“穿衣服不知当心点，这棉裤咋坏成这样了？和猴子打架撕的？”
小侦探
我仔细的看着，那个甜瓜不见了，瓜秧也断了很多，香甜的瓜味，似乎还残留在扯断的秧棵中。窗前用高粮楷围起的小篱巴，只有二十平米大，种着各样花草。有鸡冠花，步步高，细粉莲，芨芨草……夏天花开蝶舞，十分喜人。推开前窗，坐在农家小炕上，便可闻到轻风送来的花香和欣赏这美景了。就在这小小的花圃中，有一株甜瓜秧，没人种，是自已长出来的。。就结一个瓜，熟透有香味了，谁也舍不得摘。昨夜下了一场小雨，早上发现甜瓜不见了，是被谁摘吃了？
我蹲在残断的瓜秧下琢磨，东院的小胖是我同桌同学，是最好的朋友，他不会丢摘。西院的两个女孩，大女孩比我大两岁，别看她嘴历害，可胆小，夜里不敢出来。到底是谁偷了呢？夜里狗也没叫，肯定是熟人。我突然想到前院放牛的大娃子，他昨天来过，还看了瓜，我没让他摸。再说他平时放牛起的早。对！准是他了。我想看看地上的脚印，全是泥水什么也看不清。
这时妈出来喂猪，看到猪圈门夜里没关，回头对我说，“以后记着点，晚间不关猪圈门，小猪跑丢了上那找去。”我“嗯”一声答应着。心里还在恨放牛的大娃子。妈又说，“把瓜秧拔了吧，瓜都没了留着秧有什么用。”我又“嗯”一声，边拔瓜秧边对妈说，“我知道是谁偷瓜了，是前院放牛那小子。嘴馋！偷吃了。”“你怎么知道是大娃吃了，别没根没椐的瞎猜。谁吃了瓜我心里有谱。”妈回头训斥我一句。“不是他能是谁，昨天他要用手摸我没让。”“行啦，行啦。别瞎说了。”妈放下猪食桶，进屋去了。我拔完瓜秧也进了屋，坐 在炕边上生闷气。瓜熟了舍不得摘，让大娃子偷吃了。
过一会儿，妈让我去猪圈看看，槽子里还有没有猪食，没食再给添点。我到外面往猪圈里一看，傻眼了，正在吃食的小猪，腿上缠着甜瓜秧，地上还有啃碎的瓜蒂。我没看槽里是否有猪食，扭头就回来了。妈笑着说，“怎么啦？看见什么啦？判断错啦。前院大娃子知道了还不揍你呀。”我脸憋的直发烧，没话说了。
我曾有三把小提琴
第一把小提琴
在京读书时，就喜欢小提琴，爱听琴声。她那四根弦就象流淌的瀑布，能倾诉人间悲欢，能沟通人们心灵，走弓的形象又如同古典舞蹈，让人淘醉。她是音与舞，声与形相结合的高尚艺术，我盼望能有自已的一把琴，用来表述心声。后来，曾到乐器商店问过，地产琴分甲、乙、丙三种，价格分别是90元、45元，29元。听了价，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每月的伙食费才10元钱。可我还是下决心存钱，到二年级时，用攒了几个月的生活费，才买一把29元的小提琴。她便成了我心爱之物。暑期留校参加了小提琴训练班，全日制训练近两个月，下颏肿了，左手指尖红红的，一碰钻心的疼。但总算初步掌握了琴。 三年级暑假前夕，北师大的锦珍写信来，“学校暑期汇演，想借小提琴用。”这可把我难住，我们系里也汇演，由我伴奏呢。琴不能借，我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她，她没回信。后来见面时，她生气了，瞪着眼睛说，“不借罢了，也应告诉一声，让她瞎等”。其实冤枉我了，不知何故，她没有收到我的回信。
四年级时，锦珍突然得了大脑平滑症，课堂讲的公式呀，定律呀，全都记不住，过后全忘。便申请休学一年在家休养。她是北京人，五三年春节，各高校学生组织慰问军烈属，我校和北师大分在崇文区，同在一个小组，她特别能干，事事抢尖，听说还是五好学生。我们便认识了。她休学后，我常去她家探望，发现她寂寞无事，又知道她喜欢乐器。过去因小提琴我们又红过脸，便把小提琴送给了她，算是对病人的安慰，祝她早日康复。当时我已是校乐团的团员，平时演奏都用公家的小提琴。我那把29元的琴，音质太差，上不了场面。
这是我第一把琴，从买琴，学琴，又送人的故事。
第二把琴
校乐团每周有三次排练或自由练习的时间。有个叫雪芹的钢琴手，和我同系又同住一幢楼。我们常在一起练琴。我的小提琴由她伴奏，曾在学校演出过。以音乐相交，关糸不错。我们的合作在系里很受赞扬。
毕业后利用没分配的空档，我带未婚妻回东北老家结了婚。返校后接到了分配通知，一看傻眼了。妻子分在轻工业部，我分在另一个部委。一打听，凡结婚的双方都分在同一单位，唯独我们例外。我去系办公室找郑秘书问原因，郑秘书答“已经照顾你们夫妻，分配在同一个单位了。”，并翻开分配名册给我看。我看了名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郑秘书借把钢琴手雪芹当成我妻子，而我的新婚妻子分配在轻工业部文教管理局。档案都转走了，无法再调整。
文教局有个直属北京乐器厂。妻子常去乐器厂办事，在厂里花40元钱，买一把甲等（副品）小提琴。虽然是副品但工艺和音色都和正品区别不大。这使我毕业后仍然有琴相伴，小家庭总是传出歌声琴声，让邻里们羡慕，又让邻里们承受高分贝的苦恼。后来我们调到福州工作，这是个又热又湿的南方城市。单位分的房子只有十平米，木结构。刚安新家，刚去新单位。一个忙字全概括了，没功夫玩琴。
大约半个月后，妻子到床下找东西，吃惊的喊，“琴盒子长白毛啦！”我急忙拿出琴盒，打开一看，心都要凉了。提琴的音箱潮湿变形，开了胶，琴马倒下，琴弦象长长的发丝弯曲着。我蹲在地上呆看着这把心爱的变了形的小提琴。突然冒出一句，“副品就是不如正品，质量不过关。”妻子一听生气地回一句，“不保管好怨谁。给你买琴，好心当驴肝肺了。”我看出妻子真地生气了，便说，“看看你自已骂自已，人怎么会生驴肝肺呢。”妻子没吱声，突然飞起一拳打在我前胸上，转身走了。我身子一歪坐在地上，“咔嚓”一声，小提琴和琴盒彻底地报废了。
这是我第二把小提琴，从买到报废的全过程。
第三把小提琴
六十年代初，下放农村锻炼。一个雨休日，我穿雨衣走在村中小路上，细雨无声，路滑泥泞，远处不时传来闪电雷鸣。村里静极了。走过一条路，便隐隐地听到琴声，来村里一个多月，这是头一回听到小提琴的声音。我不自主的寻琴声走去，优美的琴声把我带进一间底矮的草房。
主人自我介绍叫曹敬。他二十刚出头的年令，家里只是母子二人。我在他屋里扫一眼，墙上挂着二胡，笛子，桌上放着打开的琴盒。当我说明是无意中寻琴声走来，他露出孩子般的笑脸说，“他是县文化馆下放干部，下来快半年了。”我又随便说句，“你能拉小提琴哪？”“啊，只会拉些民歌。什么第几乐章之类。”说到这里摆摆手，根本不会。我笑了，喜欢这小伙子的坦诚，其实他的演奏水平，在来的路上就听出来了。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单身住在大队办公室，一有空闲，他就拿着提琴二胡来玩。慢慢地又吸引很多人，笛子，口琴等乐器也参加进来，还有几个爱唱歌的小姑娘。组成个松散的大杂烩乐队和合唱队，指挥便是曹敬。
一年后我调回单位。离村前一天下午，队长，会计，熟人都到大队办公室来送行，唯独不见曹敬。我一问，原来他母亲有病住院，缺钱，到县城寄卖店卖小提琴去了。我心里咯噔一声，知道他不会轻易卖琴，这是他心爱之物，也是他家最值钱的东西。第二天大队派拖拉机送我到县里办手续。到县城后，我先安排开车师傅去吃饭，然后就直奔寄卖店。让我惊喜地是曹敬寄卖的琴，仍在柜子里摆着，标价120元。我立刻买下。回来见到就餐的开车师傅，把小提琴和一张写着“曹敬，送给你，永远的纪念。”的纸条交给他。让他回村带给曹敬。开车师傅楞了一下说，“你放心，一定办到！”特意放下筷子同我握握手，又说，“我代小曹谢谢了。”
这是我的第三把小提琴，从买来属天我，还不足二十分钟。虽然在村里用它演奏过无数次，但真正属于我时，没演过任何一只曲子。 不再企求第四把琴
人事苍桑。曾有过的三把小提琴，是我心爱之物，伴我由青春年少走到地老天荒。如今人物，事件都在淡化忘却。我已不再企求有第四把小提琴了。
在城市郊区，乘车一逝而过是别墅。在图片上也看过独院的别墅，流水的小河，草地，泳池，球场…对这些我不敢说是喜欢，因为喜欢不喜欢都没用，这辈子是没钱买别墅。如果能飞向时空燧道，倒退四十年，还能有拼搏的机会和希望。凭着现在的经济条件，只能住商品楼了。商品楼里的邻里和睦，是家庭天伦之乐的外延。我不想用小提琴的高分贝声音，去打扰老人的睡眠，孩子们的学习，中年人忙碌一天后的休息。所以我不再企求第四把小提琴了。
如今是航天的世纪，是智慧之花绽开的年代。可娱乐的东西多得叫不上名子。没必要象五十年前那样，用节省几个月的生活费，买把小提琴作为业余娱乐的首选。而更重要地我已是银发老翁了，操琴的指法和走弓能力，也力不从心，奏出的曲调，能把孩子们吓哭了，便不想讨这个没趣。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哪。 所以我曾有过三把小提琴，已足矣。不再企求有第四把琴了。
吃醋
读小学时，有一年家里总吃醋。不管作什么菜都放醋，炒白菜片放醋，吃上口有点象酸菜，只是没有酸脆的口感。炒萝卜丝，土豆丝也放醋。家里有一大缸子醋，吃不完邻居也跟着吃。不吃这么多醋放坏了也得扔掉。
一天早上，母亲让我到缸里提点醋，不小心一大勺子醋全洒在衣服上，醋味很大。到学校上课时，被教算术的女老师闻到了，扯住我的衣服说，“回去把衣裳洗洗，浑身都是汗泥味。”同桌的小胖子知道内情，老师走过地去后小声说，“是把醋弄洒了吧，老师鼻子真灵，就是分不清醋味还是汗味。”我听后忍不住笑了说，“早上弄洒了醋，来不及换衣服就上学了。”。小胖子又接着问，“你家买那么多醋做什么？一大缸子，一年也吃不完。一进院都能闻到醋味。”我一本正经地答，“那是买的，是奶奶用小米作酒，酒没作成变醋了。”那知，女老师走后又回来，站在我们身后，听到我们的对话，咯咯一笑说，“明天给我带一瓶来，我爱吃醋。”我和小伴一楞，“老师爱吃醋…”
小时候护麦垛
八月是北方小麦收割的季节。六十年前还没有收割机械，手工割完小麦，便在自家门前，平整出半个球场大的空地，运回小麦成垛的堆在空地四周。中间辅上麦子，用马拉石头滚子返复的压，直到脱粒为止。
每到放学，看护麦子便是我的活儿。成群的麻雀“唧唧喳喳”的叫着，飞起来一大片，落在麦垛上密麻麻一层，专吃鲜嫩的麦粒。还有散放的鸡，猪，小牛犊子，也会奏热闹吃地上的麦子。天上地上都得防范。我手拿一只两米多长的竹竿大鞭，一个麦垛一个麦垛的驱赶麻雀。有时驱赶完第一个麦垛，刚走到第二个麦垛，飞走的麻雀又回落到第一个麦垛上。我是前后忙活。但也有收获。麻雀成群不怕人。我本来个子小，弯腰在麦垛下偷偷的走过去，扬起大鞭往麦垛上一抽，有时瞎猫碰死耗子能打下几只麻雀。但更多是一扬鞭子麻雀“呼”一声全飞了。秋天的麻雀肉肥，烧着吃，香着呢。
脱完粒的小麦秸，被石滚子压得扁扁的软软的，在麦垛旁另堆着。场内人多不用看麦垛时，我会爬到麦秸堆上躺着，身下软绵绵的会陷下一个坑，麦秸会散落在身上脸上，把整个身子都埋起来。扒开脸上的麦秸，仰望高高的蓝天，看着朵朵飘动的白云，幻想着，悠闲的躺着，有时还会睡上一小觉。有一次我在麦秸堆下走着，一群麻雀在麦秸堆上飞过，我轮起大鞭抽过去，来个迎空打鸟。鸟没打着，邻居小胖子从麦秸堆上突然跳下来，吓我一跳。小胖子瞪着眼睛说：“瞎了，没看我在上面睡觉。”一只手捂着被抽出红印子的胳膊。我扔下大鞭看看他的胳膊问“还痛吗？”“这点伤算啥，以后别拿鞭子瞎轮。小胖咧着嘴答。”我把小胖拉到麦秸堆后面，在一堆麦秸下面找出两只麻雀塞到小胖手里说：“千万别让我爸知道抽了你胳膊，知道了又得挨骂。”小胖把卷着的衣袖放下来，点点头，从手指上退下个黄黄的戒拾（用麦秸编的）给了我。拿着麻雀喜滋滋地跑走了。 我回身去找鞭子，后悔忘了和小胖子用手拉勾，免得他变挂，说了不算数。
把我抡鞭子抽了他胳膊的事讲出去。
摘青豆角
园田地离家很近，每次去地里挖土豆和摘青豆角，都是奶奶带着姐姐去，那年我七岁，常跟着去凑热闹。姐姐比我大两岁，什么活都会干，爸爸妈妈常夸她，我很不服气，可也没办法。姐姐挎一筐青豆角走起路一阵风，我拿一筐青豆角累得直淌鼻涕，也追不上。有一次和奶奶，姐姐又去地里挖土豆。土豆正是生长期，奶奶和姐姐都使用小锄子，在土豆秧下刨个坑，露出白白的小土豆，挑大的摘下，剩下小土豆再用土埋上，让它继续长大。那天我突然变聪明了，挖坑摘大土豆多费事，雨后土质松软，我干脆将小手往秧下的土里一抠，摸着大个土豆就摘下来，小土豆留着不动。免得先挖坑，摘完土豆再填土，费时费事。我干的真比姐姐快了，心中高兴，这回姐姐赶不上我了。可干着干着我突然“啊”一声尖叫，慢慢地由秧下摸出个红鬼子土豆。当时被姐姐看到了，对奶奶大声喊，“小弟摸出个红鬼子土豆（红皮早熟的品种）！咱家种的是麻土豆，那来的红鬼子。”奶奶没抬头的说，“土豆种混进几个红鬼子，常有的事，看你大惊小怪的样子。”
我站起身走到奶奶身边说，“奶奶，你们抠土豆，我去摘青豆角子啦。说完就进了豆角地里。”“干啥都没个长劲，都是一阵子新鲜。慢点摘！别把豆角秧弄断了。”奶奶嘱咐一句。我紧皱眉头答应一声。
过了一会，奶奶和姐姐挖完土豆，也来摘青豆角。姐姐眼尖往我筐里一看，又吃惊地说，“呀！这大马掌豆角还没鼓豆，怎么外皮都变红了。”奶奶听说也转脸往我筐里看一眼。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扔下筐一屁股坐在地垅台上，倒剪双手掉下几滴眼泪。姐姐急忙过来蹲下身问，“小弟你咋哭啦？”我没吱声把右手伸出来给姐姐看，姐姐“啊呀”一声说，“小弟手指头出血了。”奶奶放下筐也过来问，“这是乍划破的呀？”一面抓住我的右手看。我吞吞吐吐地答，“摸土豆碰上个碎玻璃碴子划的。”奶奶一听笑了，怪不得摸出个红鬼子土豆，这“大马掌”豆角还没老外皮也红了。然后又命令地说，“转过身去！往手上出血的地方哧点尿水，过几天就会好了。”我只得站起身照办了。姐姐拿出个白布手帕给我包扎上。板着脸说，“别干活了！坐地头上呆着吧！”
我很无奈，手被包扎上，真地没法干活了。也没想到，发明个不用刨坑就能摸出土豆的好办法，只想能超过姐姐，等着奶奶夸我。奶奶不但没夸我，反到让我转过身去，往手指上哧尿水。
吃粽子
儿时家里穷，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白面馒头，平时吃的全是玉米，小米等粗粮。那时我六岁，没见过市面，抬头是游动的白云，低头是不知走向何方的路。过端午节时，人们议论吃粽子，可我从来没吃过粽子，只听别人说，粽子是三角形里面还有大枣，可我连大枣也不知啥样。小姐比我大两岁，比我聪明，手也乖巧。不管到那玩我都跟着她，象是小姐的尾巴根子。
一天父亲从田里拔回一筐大葱，放到厨房里。小姐用水洗净，掰下很多葱叶子，对我说，“咱们做粽子吃吧。”我心里一动，傻呼呼的点点头，然后学着小姐的样子，拿根葱叶从头上一划，辟成叶片。再从一头上折叠成三角，再叠，一左一右的连续叠，一直将整个葱叶折叠完。葱叶变成个厚厚地大三角葱叶包。小姐说，“这就是粽子，抹大酱吃可香子。”因为做起来简单，我和小姐很快就叠了一大碗。吃晚饭时，母亲往桌上放一盘没叶子的大葱头，父亲看了，瞪起眼睁说，“这葱…”母亲没吱声，看我们姐俩一眼。小姐赶忙跑进厨房，端来一大碗葱叶粽子，摆到桌子上说，“过节了，全家吃粽子吧。”父亲立刻就消气了，拿起个葱叶粽子看看，抹上大酱一口吃了。并说，“嗯！手巧作得好吃！”随着父亲说声好吃，大家没用筷子，都是直接动手拿着吃上了。这顿饭，一盘大葱头没人吃了。我和小姐看着吃光的葱叶粽子，特别高兴。我对父亲问，“还要吗？我有。”父亲“嗯”一声。我从裤袋里摸出个葱三角粽子，放到桌上。父亲看一眼说，“这能吃吗，连泥带土的。”我不好意思的又收了起来，这是和小姐做家家玩，在地上弄脏了。 又过了几天，父亲从外面回来，满脸怒气地对母亲说，“对面老张家找上门了，你那宝贝儿子，在人家地里祸害大葱，专揪大葱叶子。”说完走过去，扬起手要打我小姐，我一看，立刻来了傻劲，冲过去拦住了说，“爸，是我昨天在那片葱地，揪了葱叶子，打我小姐干啥？”父亲停下手说，“不是她教你，你那个笨样，会叠葱叶粽子吗。这是她引地头惹地祸。”我一听真地要打小姐，可能是急中生智吧，突然冒出一句，“爸，大葱粽子你也吃了，还夸小姐手巧做得好吃呢。”父亲楞住了，把举起的手放下，看我一眼转身进屋了，边走边说，“以后不准祸害别人庄家，都离大葱地远点。”母亲走过来摸着我的脑袋笑着说，“今天怎么变得聪明了…”“我，我就是聪明吗。”我小声答。差一点挨揍的小姐在那边“噗哧”一笑，“是吃葱叶子，吃聪明的吧……”
家里的油灯
那年我六岁，家住农村，夜里点的是油灯。听说过电灯，没见过，也不知电是啥样子。油灯是铁制的灯碗，倒上豆油，细细的棉花条做灯心，放出的光亮只有黄豆粒大。我知道，燃的是豆油，灯火当然只能有黄豆粒大了。为了省油，家家晚上都很早地睡觉。那时，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病危老人，弥留之际双眼直直地盯着油灯，老人已丧失讲话能力，谁都不明白为啥。他小孙子聪明，走过去把油灯吹灭，天没黑点灯太浪费了。老人看到吹熄了油灯，嘴一裂似乎在笑，，闭上双眼走了。可见，当时连豆油灯也点不起啊。 晚饭后，我常站在屋门前的土堆上，望着东南方，那里是一片灯的海洋，是二十公里外的江梦思（佳木斯）。 我知道那是电灯，这么亮不知灯碗有多大？有时我从头数，一盏灯、两盏灯，可灯光一闪一闪的根本数不清。村里人都盼望着去江梦思，逛大街、逛商店。我不那样想，我想去看看那雪亮雪亮的灯。能给我照亮大路的电灯……终于有机会去看电灯了。母亲领我去外公家探亲，路经江梦思。坐邻居家拉脚的大马车，起个大早上路了。中午到江梦思，马没停蹄地在城里穿过。我看着楼房看着街道，哭了。母亲吃惊地问：“你哭什么呢？”我没支声，只顾抽泣。母亲又问，“你到底怎么了。”我委屈地答：“没看到亮亮的电灯。”母亲笑了，拍拍我的肩头说：“这是中午上那看去，电灯晚上才亮呢。” 我抹一把眼泪突然明白了，“白天点电灯也费油啊。”
泥火盆
现在吃鸡蛋的方法是，煮，煎，炒，有人吃过烧鸡蛋么？现在吃玉米花，用爆花机爆，用锅炒，有人吃过烧包米花么？
儿时，家住东北农村。一到冬天气温在零下30度左右。冰封地冻，西北风呼啸着，吹到脸上针刺地一样疼痛。细小的雪粒刮得睁不开眼睛，雪粒由地面扫过，路边沟旁会堆起一道道雪岭子。富裕人家的屋里点个小火炉子，而大多数人家，是炕上放个泥（铁）火盆。老人孩子们，围坐火盆四周，唠家常，听瞎话。来了客人会脱了鞋让到炕里坐，推过火盆来，暖和暖和身子，烤烤手脚。
火盆不但可以取暖，还有个孩子们最喜欢的功能，那就是烧冻馒头，烧土豆，烧小鱼、鸡蛋和玉米花……把三五粒玉米放在火盆里，再用铁筷子翻动几次，玉米粒会“啪啪”的蹦开花。随着火盆里腾起的一股灰尘，玉米花会蹦的很高，蹦到火盆外面的炕上，蹦到你的怀里。拣起这金黄色蹦开白花的玉米粒，仍到嘴里就吃，香、脆、还有点烫。烧鸡蛋略有不同，是把鸡蛋埋在火盆里不用翻动，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会听到“嘭”一声响，灰尘会窜起很高，扒开火拿出蹦开花的鸡蛋，一部分蛋清会凝固在裂开的蛋壳外。扒开蛋皮便可吃，热乎乎的香极了。那时家里穷，孩子多，一个鸡蛋是几个孩子分着吃，有时还会拿着蛋黄送给爷爷奶奶。 这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想起来仍然感到温馨。现在让我烧鸡蛋，不敢了，胆小，怕引起火灾。再说也没有泥火盆了。再让我烧玉米花，更不能了，牙口不行咬不动了。
偷酒喝
家住中间开门的三间草房，不用一砖一石，是典型的东北农村土屋。门前有半个球场大小菜园，种有茄子，辣椒，豆角……可供一家人夏天吃了。 昨夜下场雨，脚下“呱唧，呱唧”的踏着泥水往家走。我手里拿着两个同样的酒瓶子，心想，过去都是买半斤酒。这回父亲让买二斤，山里来的伯父一定是好酒量。我看着酒瓶子，心里痒痒的总想尝尝这酒，便拔开瓶盖偷偷地喝了一小口。“哇！”呛嗓子，随后又“哈”出一股酒气。这可是头回喝白酒，开戒了，品不出酒的味道只是觉得辣。我用舌尖舔着嘴唇，心满意足的往家走。当我把两个瓶子举起来一对比，一多一少，被喝一口这瓶酒，瓶颈上少了一截。心想，两个瓶子各装一斤酒，一多一少，能看出被喝了，准得挨父亲骂。让两瓶酒一样多才成。想到这里，拿起另一瓶打开盖也喝上一小口。两瓶再一比，第二瓶还是多，又喝上一小口。两瓶再比，又喝的太多，比第一瓶里少了。便在第一个瓶里喝上一口。我象变魔术在两个瓶里倒来倒去的喝。直到前后喝了四口酒，两个瓶中酒才一样多。瓶里酒是看不出破绽了，可我心里直发烧，头有些晕。到家刚放下酒瓶子，母亲又让我去小菜园摘豆角子。
我手提小筐，在菜园里扭起采茶舞，站也站不稳，两腿不管用了。头上发涨嗡嗡响，身子一歪便倒在地下。 醒来时，是第二天早上，炕边的衣服上还有泥巴。虽然有些头痛，但头脑清醒。这回是躲不过父亲的骂了。还是母亲疼我，看我睡醒了，大声说，“还不早点吃饭，吃完饭上学去。”我急忙穿上衣服，拿个玉米面大饼子，提起书包就往外跑。我听到西屋里有打鼾声，一回头，父亲还在睡，醉得更厉害……
玉米花
那年我八岁，读小学二年级。祖父是中医，在村里很有名气，常把我带在身边。一天，祖父在家里写副春联，记得是“爆竹声中一岁初，春风送暖如屠苏…”一字一字地教我，让背下来。我特笨，花一天时间才背熟。 春节过后天很冷。那天祖父顶雪出去复诊，也带着我。在路上，边走边对我说，“病人家东墙上贴副春联，就是你背会地那四句诗。你进屋假装没事，用手去摩仿着写。我看见让你给念一遍，你就给背下来。大家准能夸你记忆力好，聪明。”我点头应一声。脚下“嘎吱嘎吱”的踏雪声，比我回话地声音大。祖父又重复一句问，“让你露露脸，听明白了吗？”我大声回答，“知道了。”心想，让我苦背一整天的四句诗，就为了去露露脸。 到了病人家，迎出来地老奶奶可热情了，用扫把帮祖父和我扫掉身上的雪。然后将祖父让到南炕，给病人看病。领我到北炕火盆边坐下，抓着我的手说，“看把孩子冻得手脚冰凉。”一边让我烤火，一边由火盆里扒出个，外皮烧成黑色硬壳的土豆来（马令薯），让我吃。我接过来掰开就吃，热乎乎真香。老奶奶又叫小孙女把炒熟地玉米花拿来。我吃完土豆又“咯嘣咯嘣”的吃玉米花。早把看春联地事给忘了。一大盘玉米花吃下一大半，听祖父在南炕上对围着地几个人说，“药可以停，养一养就好了。”然后叫了我一声。我看到祖父要走，下地对老奶奶笑笑，戴上皮帽子跟祖父出了屋。老奶奶送到门外对祖父说，“真谢谢先生了，几副药病就好了。”然后又往我衣袋里塞把玉米花。 回家地路上，祖父走得很快。也不讲话。快到家了才讲一句，“没出息，见到吃什么都忘了…”
校徽的故事
刚入学不到十天，系里组织国庆节汇演。负责汇演的两个学生，一男一女都姓刘，找我们开了会。班里能吹拉弹唱舞地大有人在，择成我和同一宿舍的小吕，去找那位男同学索要汇演材料。小吕小个头小眼睛，鬼机灵。他领我直奔四年级宿舍楼，找到刘姓男同学一问，材料不在他手。又返回身领我到一年级宿舍楼，找到那女同学要来了汇演材料。我纳闷，小吕虽然在学校读过两年预科，情况比我熟，但他怎么知道两个汇演负责人，一个是四年级，一个是新生呢？回到宿舍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们都是那个年级的呀？” 小吕笑着答，“这简单，看校徽”说完有事就跑走了。可我始终没琢磨透，同样是白底红字的大学校徽，如何能看出不同年级呢？晚上息灯前，我脱了上衣擦了擦校徽，把衣服挂在墙上，顺便对小吕又问起看校徽的事。小吕看着我问，“你刚才做什么啦？”“擦一擦校徽呀。”我莫明其妙地答。“这就对了。校徽干干净净地是新生，校徽是身份的代表，新生最看重校徽了。二年级忙学习，务实，埋头于功课，没空天天去擦，校徽结着一层灰。”小吕认真的答。我一听真新鲜，不过也有些道理，又问，“那三四年级呢，怎么分辨？”小吕边解衣服扣子边答，“三年级的校徽，大多掉漆成了黄牌牌。四年级的学生懒，除了写论文别的什么都不管，换洗衣服时怕麻烦，常把校微揣在衣兜里，只是出入校门时作凭证。怎么样，这是学问，一看对方的校徽，就能断定是那个年级了，就说咱们找的大个子刘吧，开会时就注意到没佩戴校徽，准是四年级学生。”说完满腹经论地闭灯就寝了。我躺在床上在想，这真是接近实际的歪论。明天我就不擦校徽。证明一下小吕的歪论不成立……可是第二天起床穿衣服，还是情不自禁的把校徽擦了擦……
读小学时常挨板子
教师体罚学生是时代的产物。现在的学校如有体罚，会受到全社会的攻击。可是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我读小学时，老师体罚学生极盛行，没人能提出非议。
那时体罚多发生在课堂上，形式多种多样，最常用的是打手板子，教鞭抽，罚站，罚扫地等等。其中打手板用的最多，学生也最怕。板子是一条60多厘米长，10厘米宽，1，2厘米厚的木板制成。学习成绩差或纪律差，老师就用板子教训。被罚的学生伸出左手（右手不能打要写字），老师便用板子在手心抽，有时打一下，或两下，也有打四五板子的时候。那要看老师当时的情绪了。当然女生有时例外，被罚站和罚扫地的机会最多。这可能是老师怕打坏了手，以后不能做女红绣花吧。
我小时侯笨，特别是受奴化教育必须学日语。我总也读不好日语课文，结果没少挨板子。同学间有种挨板子止痛的办法，将石砚台倒扣过来，用手心去捂。石砚台凉，挨打的手发热，手心一捂凉丝丝的能止疼。那时候有书法课，练毛笔字，人人都有石砚台，这砚台也就一使两用了。班里有个外号叫“火车道”的同学，冬天天冷，他鼻孔下总留有两条鼻涕。他学习成绩最差，我的成绩就很差，可他还排在我的后面，也没少挨打。不过“火车道“有经验，老师的板子往下一打，他的手便往下一闪，不早不晚，板子打在手心上，他的手也闪下来。结果板子是挨了，却不怎么疼。有一回“火车道”和同学打架，他在学校的外墙上用粉笔写某某同学大王八，骂那个同学。那个同学看见，将名字擦掉了，只剩下大王八三个字。可是墙上有条标语写的是“大日本圣战”偏偏圣战两个字也没有了，结果读成“大日本大王八！”被老师发现了，一追究是火车道干的。那一次他挨了八板子。可他不知道疼，过后照样淘，老师的体罚也震不住他。可见对学生体罚并不解决啥问题。
现在想起这种体罚，是一种非人道的强迫式教育方式。因我小时候常挨罚，所以记忆犹新。进入老年人队伍后，头上散顶了，身高也矮了，唯独两只大手还是又肥又大，我真怀疑是小时候常挨打，才奇形发展的…
我的大学同学周本仁
本仁是北方人，个头不高，为人机灵心眼多，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我同他是老乡，又住同一个寝室，交往甚密。他有轻度的口吃病，讲话比较慢。据校医说，“只要平时注意，别太紧张。口吃完全能校正过来。”可是事实正相反，毕业前，他的口吃病不但没有校正过来，反而更加严重了。
毕业分配名单下来后，我们分手时，本仁同学对我讲了心里话。后悔平时学习不认真，逃避课堂提问，造成今天的后果。其实他的鬼把戏，全班同学都知道，只是瞒着老师罢了。又没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来二去，口吃病更加重了。
这事还得从大一上俄语课说起，授课老师叫库兹涅佐夫，很年轻，基本上不懂汉语。有一次课堂上，老师对周本仁提问。周本仁站起身，大嘴一张一合地只吭吭讲不出话来，右手手背在胸前拍打着左手手心，脸色憋得通红。足有三分钟干咳叭不讲话。班长站起身用俄语对老师说，“他有口吃病，一急就讲不出话来。”老师听了歪歪脖子让周本仁坐下。从此，每当老师提问，他都是干嘎叭嘴不讲话，老师也只能让他坐下。有一次他把“斯都尖特（男大学生）”读成“死－－死－－死－－死－－死都嫌她－－”把全班同学逗的轰堂大笑。其实同学们心里有数，知道他回答不上来老师提问，是用口吃病做挡箭牌。
四年的时间过去了，本仁同学的口吃病一直没校正过来。平时他经常伪装口吃，习惯成自然，口吃病反而加重了。毕业前，很多同学都有了女朋友，他口吃没处上朋友。急地他各个寝室乱串，讲话更口吃了。
小河洗澡
小胖和我是小学同学，同岁，又是邻居，在朋友中是最要好的了。他不比我聪明，我也不比他傻，是半斤八两的一对小伙伴。我到县城读初一时，小胖随他父亲在乡下务农，从此我们分手了。可是每当假日回家见到他，还是他擂我一拳，我瞪他一眼的无比欢心。我们照样跑到小河去洗澡，在草甸子里去采酸巴姜吃，然后躺在草地上闭着双眼晒太阳，至到太阳落山了，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着才回家。
有一回我和小胖到喇牯河去摸鱼，虽然浅浅的河水只沫膝盖，还是脱光了衣服跳下河。来了男人照玩不误，来了女人就往河水里一坐，人走过去接着再玩。这小河不太宽，拐弯处有个两尺高的落差，不知什么人在落差处，固定上一个柳编的大鱼篓。水从鱼篓的上口进入，再从鱼篓的缝隙间流出，顺水下来的鱼被憋在篓里就跑不掉了。这是农村抓鱼常用的一种工具。我和小胖哗哗的淌着水走过去一看，篓里还真有一条鱼，大鲫鱼，看样子有半斤重。小胖伸手在篓里乱搅乱摸一阵子，回过头对我说，“就这一条，再没有了。”说话间双眼闪动着光亮。我听了一摆头厉声说，“走！”我是怕他拿别人的鱼，说完淌着水往下游走去。小胖看我走了，随后也跟上来，还不时地回头看那个鱼篓。我暗想，他是见鱼嘴馋起贼心了，在这夜不闭户地小山村，民风朴实，偷别人东西是最不道德的事了。这时我对小胖产生一种厌恶感，半年多不在一起，小胖变得贪心了。
说是来摸鱼，实际是洗澡玩玩罢了。在水里卟蹬一阵子玩累了，便上岸躺在草地上，闭着眼睁晒太阳。耳边听着潺潺流水声，轻风吹拂着身上的水滴，有时还会有水青蜓在脸上骚扰。大约过了五六分钟的时间，我问小胖，“你饿不饿？我饿了，回家吧。”等了一阵子没人回话。睁眼一看，小胖啥时候走了，正在鱼篓里用手乱摸呢。我立刻火了，大声喊，“胖子你给我回来！抓鱼干什么，真不要脸！”小胖象没听见，在鱼篓里又摸一阵子，然后上岸，拿起衣服头不回地往家走了。我爬起身看看，小胖手里没拿鱼，也长出口气。心想，幸亏喊他提醒他，不然他就成小偷了。我穿上衣服便去追赶他。
小胖见了我不吱声，脸色通红，脚步走地很快。我说，“你怎么先走了，不等我。”小胖突然大声问，“干嘛骂人，你骂我不要脸。还中学生呢，书白念了，不讲文明。”“我是怕你拿别人的鱼，一急才喊你。”我解释一句。“谁偷鱼了？”小胖的脸色更红了。“那你到鱼篓里去抓啥？”我逼上一句。“你没看见篓里就一条大鱼没小鱼，篓底有个窟隆跑鱼，我去用细柳条把窟隆堵上，别让小鱼跑了。”小胖子有些委屈，说着噼啦叭啦掉下几个泪珠来。我一下子无话可说了，真怪自已小看了他，可又不知如何安慰他。
我用手拍拍头。突然想到我们间的勾通方式了，便伸出胳膊在小胖的前胸上擂一拳头说“好小子！你真行呀。”小胖子抹把眼泪，笑了，也回敬我一拳头。显然他这一拳头可比我那一拳头来的重…
一个上弦的老座钟
每次上学前，都看一眼家里的老座钟，不看又想看，看了又不放心准不准。这钟太老了，是双马牌，外壳上的苍蝇粪钙化在木质上，擦都擦不掉，外壳镶的黄铜花饰也发白了。但打点的声音还是宏亮，如同和尚撞钟。这座钟有一回停摆不走字了，父亲把钟折拆开一鼓倒又好了，只是一天一夜慢四十分。父亲看着没办法，也不上弦，摆在那不再管了。可爷爷还是每周都上弦，又天天把分针拨快四十分。爷爷是听惯了这嘀哒嘀哒的钟声。但有时也会忘记把针拨快，这就使得大家对座钟失去信任，不知它到底对不对。反正庄稼人种地，早晨起床听鸡叫，白天在田里干活等太阳落山，早四十分晚四十分不在乎。现在把老座钟拿到县城修好了，一天一夜不再慢四十分。可我看着它又不习惯，瞧着钟点更不放心，总想提前几十分钟上学。
这座钟是邻居家小胖他爸进城带去给修好的，说来还有一段小故事。小胖的叔叔家住县城，孩子要结婚，小胖和他爸进城去参加婚礼。临走前小胖来我家看看钟几点了，要赶火车。小胖过来没说话，看一眼座钟就回去了，他那知道这钟慢四十分哪。虽然火车站离村很近，人还没走到车站，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就开过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火车，一天上下只有两趟，白天一趟夜里一趟。幸亏婚礼是三天，只得第二天再去。
回来后，小胖他爸埋怨儿子看错了钟点，误事。小胖到我家埋怨破钟不正经走字，瞎嘀哒，骗人。后来，我父亲求小胖他爸第二天进城把钟也捎去，到钟表店里去修。现在座钟是修好了，可我看着还是不放心，照样天天得提前几十分钟上学，免得迟到了。
儿时堆雪人
上个世经四十年代，家住北方的山村。这里地广人稀，冬天特别冷。每次降雪都是风雪交加，铺天盖地，雪片象鹅毛一样漫天飞舞。如果站在山岗上往下看，小村的房屋，庭院，柴草垛，都在白皑皑的闪动银光，同大地江河融为一体，是冰雪的世界。只有屋顶上凫凫升起的炊烟称灰白色。
放寒假了，我在家里猫冬盼过年。一夜大雪过后，院里的积雪足有半尺厚。早饭后，父亲出去办事，对我说，“呆着没事干，把院心的雪收拾收拾，扫干净了。”我答应一声，带上皮帽子和棉手闷子出了屋，用铁锹和扫把清扫院心的雪。隔着离笆能听到邻居家的扫雪声。我翘起脚一看，是小胖子在弯腰扫雪，帽盔里喷着热气，他显然比我起的早，院心的积雪快扫完了。墙角上堆起一个大雪堆。
“堆雪人玩呀。”小胖子对我喊，一面扔下扫把从大门走过来。“没意思，堆起来用不上三五天，太阳出来一晒风一吹，鸡刨狗挠的就化了。没鼻子没眼睛的又成了大雪堆。”我直起腰答。也把积雪在院心聚成一堆。“来吧，我有办法不让它化了，准能挺上十天半个月。”小胖子说，就在你家院里堆吧。
我们在院心忙开了，就着雪堆作雪人。先用锹在雪堆上“噼噼啪啪”的拍，将雪拍实不让它散落下来，然后再用锹挖。小胖负责雪人的身子和两只胳膊，我刻雪人头部的鼻子，眼睛，耳朵。为增加效果，我从屋里拿根胡罗卜做雪人鼻子，两个小土豆做雪人的眼睛，两只红辣椒贴在耳朵上。很快就成型了，是个半坐在地上的胖雪人。我打趣地说，“小胖子，这雪人多象你呀，园园胖胖的咧着大嘴。”小胖子瞪我一眼，没吱声，用锹在雪人身上“唰唰”削去一层，拍手笑着说，“这回瘦一圈，象你了。”我说，“象谁都没事，用不上三天化了就变成个葫芦型，看不出是雪人了。”
小胖子说，“他有办法不让雪人化了。”“啥办法？”我问。“往雪人的头上和身上浇水，让雪人变成冰人就不化了。准能挺上半月二十天。”小胖子胸有成竹地答。我一听，“对呀！这好办法我怎么没想出来呢。”便领着小胖子进屋去取水。我们每人提半桶水出来，对着雪人的头上身上便泼。天哪！那想到雪人被水一浇，雪立刻就化了，雪人也变型了，葫罗卜的鼻子和土豆眼睛全掉下来。又过几分钟雪人的确冻成冰，可是没有人型了，象上下两个园球落在一处的冰葫芦。我放下水桶说，“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忙乎半天白费劲了，雪人成了个冰葫芦。”小胖子把手伸到帽盔里挠挠，看着一堆冰没再讲话。
就在这时，父亲从外面回来，看着院里的雪堆命令地说，“把雪堆在院心干啥，推到院外去。小孩子干点活就知道偷懒，得省劲就省劲。”我和小胖子对看一眼，都没吱声。等父亲进屋了，我便开始往院外推雪。那知道这雪人浇上水冻成冰，如同在地上生了根，推也推不动，铲也铲不动。小胖子自知理亏，是他出的馊主意，小声说，“别急，我帮你用铁镐刨开这堆冰。”